每逢春节，中共喉舌都要凸出报道高官们的访贫问苦“亲民秀”，这已经成为恩赐政治的固定包装。每当中共高官走进百姓家中问寒问暖时，侍从们一定要递给被访家庭一个红包，意在显示总书记和总理的心系底层，政权的恩赐重于泰山。而每当我看到镜头中明晃晃的红包，既感叹这个政权对民众的凝聚力，贫乏到要靠国家主席和国家总理的公开行贿，实在是穷途末路之举；也为满脸感恩戴德表情的百姓悲哀，十几亿被榨取被剥夺得百姓，至今仍然无能无知到对政权的小恩小惠也涕泗横流，却毫无纳税人的权利意识。于是，这样毫无道义合法性的政府行贿或制度行贿，却变成了“青天”的大慈大悲。
从根本上讲，一个把涉及到每个人幸福的最大公器－－政治权力－－变成一党私具的政权，只会在乎自己的救世主地位和少数特权者的既得利益，而决不会真心关注绝大多数人的幸福。即便政权有时会对弱势群体进行政策性的俯身倾顾，也是基于维护独裁权力的需要，至多是基于“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机会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统治技巧。这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诈取，是一种全面的剥夺：先是在物质上诈取民脂民膏，然后再通过施舍在精神上诈取民众的感恩戴德和驯顺依附，从而形成了本末倒置的官民关系－－被供养者变成了仁慈的恩人，而供养者却变成了被拯救的乞丐。即便偶尔碰上个把道德高尚的明主或清官，他们个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也只是基于“父母官良知”，而绝非基于“衣食父母良知”。他们恩赐给百姓的好处，是在用纳税人的钱向民众购买美名和政绩，以巩固恩人或救主的高高在上的地位。所以，无论是政权的 “仁政”，还是清官们的“仁慈”，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即政权用掠夺来的民脂民膏贿赂忍无可忍的人民，而且出手极为吝啬。比如，倍受赞美的农村承包制的推行，就是中共用从农民手中抢来的土地来贿赂农民，而且仅仅拿出其中的极少份额－－土地使用权。这种自上而下的行贿式的恩人关怀，正是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谢主龙恩”和“奴才该死”。
同时，制度本身及其整个权贵阶层的阻碍，也将使“青天们”的努力最终无功而返。中国漫长帝制历史上的“清官”大都不得善终，“海瑞罢官”就是清官命运的典型象征。毛泽东时代的清官们更为悲惨，比如大声为“农民鼓与呼”的彭德怀等人，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邓小平时代的清官们，虽然受到整肃的残酷性降低，有人甚至完成了任期，但也无法突破体制性的障碍。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朱镕基。1998年就任总理时，他曾经发出令海内外为之动容的誓言：不管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也要改变“民怨沸腾”的局面，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就算假定朱镕基当时所言不是作秀而是肺腑之言，他的满腹良知和一副铁腕，也无力对抗制度性的权力腐败：正是在朱镕基任上的五年内，中国的贫富差距加速扩大，弱势群体处境日益恶化，政府债务和金融黑洞空前膨胀，权贵们在贪婪地瓜分国有资产的同时，又通过贷款、股市、集资、国企重组和“四乱”等手段来掠夺民间资本。
中国弱势群体利益的严重受损，在根本上是由于毫无权利和资源占有上的人为不公，其贫困也必然是一种“制度性贫困”，绝非青天式的人物所能根除的。所以，弱势群体进行自我保护的最好办法是自下而上地争取自身权益，而不被高官们的“亲民秀”所迷惑，一味被动等待独裁政权的自上而下的恩赐。
2003年2月27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