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叫“丝绸之路”？
早年，人们对这条东西往来的通路没有给予一个统一的固定名称。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在他所写的《中国》一书中，首次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 英文作the Silk Road)。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 Herrmann)在 1910 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此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丝绸之路是个形象而且贴切的名字。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近年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的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丝织品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因此，多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想给这条道路起另外一个名字，如“玉之路”、“宝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 但是，都只能反映丝绸之路的某个局部，而终究不能取代“丝绸之路”这个名字。
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它东面的起点是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北道西行，经渠犁(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经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的犁靬(又作黎轩，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另外一条道路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今巴基斯坦达丽尔)，经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乌弋山离(今锡斯坦)，西南行至条支(在今波斯湾头)。如果从罽宾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这是自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换句话说，狭义的丝绸之路指的就是上述这条道路。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和政治、宗教形势的演变，不断有一些新的道路被开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变化，甚至废弃。比如敦煌、罗布泊之间的白龙堆，是一片经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当东汉初年打败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迁，而中原王朝牢固地占领了伊吾(今哈密)以后，开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从伊吾经高昌(今吐鲁番)、焉耆到龟兹，就和原来的丝路北道会合了。南北朝时期， 中国南北方处于对立的状态，而北方的东部与西部也时分时合。在这样的形势下，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与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长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龙涸(今松潘)，经青海湖畔的吐谷浑都城，西经柴达木盆地到敦煌，与丝路干道合; 或更向西越过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地区，与丝路南道合，这条道被称作“吐谷浑道”或“河南道”，今天人们也叫它作“青海道”。还有从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叶(今托克马克附近)，进入中亚地区。这条道路后来也被称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最为兴盛。
除了陆上丝绸之路外，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就开通了从广东到印度去的航道。宋代以后， 随着中国南方的进一步开发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发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二、丝绸之路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演变
陆上丝绸之路所经过的欧亚大陆(Eurasia)，主要是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内陆亚洲地区。这一地区的地理特征是气候异常干燥，降雨量极其稀少。在丝绸之路的中部地带，有号称为“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向四周延续出喜玛拉雅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阿赖山、兴都库什山等山脉，冰峰峡谷，行走艰难。这里的另一富有特色的地貌和景观是沙漠和戈壁，如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海东部的卡拉库姆沙漠、伊朗的卡维尔沙漠等，对于行旅来说，更是干渴难行。此外，由盐壳沉积而形成的崎岖起伏、犬牙交错的雅丹地形，也是一个重要的地理障碍。唐代诗人所描写的“映雪峰犹暗，乘冰马屡惊”(杨师道《陇头水》)，“黄沙西际海， 白草北连天”(岑参《过酒泉忆杜陵别业》)，正是这些地理景观的生动写照。而西行取经僧人笔下所描写的“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是亲履其地的感受。
然而，耸立在沙漠边缘的一座座雪山上流下来的河水，灌溉滋润了大漠之中一片片绿洲，填补了流沙世界的“生物真空”，也提供了中西往来路途中的中间站。我们的先民也并没有因为不利的地理条件而陷于孤立，由于交换的需要，人们很早就开始了对外界的探索。
东西方出土的考古资料，揭示了先秦时期东西方交往的存在。如辽宁喀左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陶质裸体女神像，即西方考古学所谓“维纳斯女神像”，与中欧、南俄以及西伯利亚地区出土的同形女神像十分相像。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和田玉，俄罗斯阿尔泰山西麓巴泽雷克(Pazyryk)大墓发现的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纪的中国铜镜和丝织品，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如匈奴人、月氏人和斯基泰人等，扮演着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角。
秦、汉王朝统一中国，积聚了中原王朝的实力。到公元前二世纪的汉武帝时，为了打败称雄漠北、搔扰中原农耕居民的游牧王国匈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被匈奴人从河西赶走而定居在阿姆河一带的大月氏人。张骞经过千难万险，虽然没有搬来大月氏的兵，却全面了解了西域的政治和地理情况。随后汉武帝又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一次使团的人数总共有三百人之多，张骞及其随行者的足迹也更为广远，到了大宛(费尔干那)、康居(以今塔什干为中心的游牧王国)、大月氏、安息(古代波斯帕提亚王国)、身毒(印度)等国。张骞的两次西行，打破了游牧民族对丝路贸易的垄断，使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诸王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关系， 张骞等人带回的报告，也是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首次真知实见，而且由司马迁和班固分别写入《史记·大宛传》和《汉书·西域传》，从此结束了我国古代对西方神话般的传闻认识。正因为张骞的这一创举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所以人们把张骞通西域一事形象地称之为“凿空”。
张骞西行的直接后果，是促使汉朝打败匈奴。结果，汉朝不仅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个郡，还进而派兵远征葱岭以西的大宛，获得武帝梦寐以求的天马----汗血马。到了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控制了塔里木盆地。汉朝的使者，可以得到西域各个绿洲王国的供应，西行变得更加容易，使者相望于道，往来不绝。
西汉末年，王莽专政，中原与西域的关系一度中断。东汉初，汉明帝派班超经营西域，重新恢复了西域都护对塔里木盆地的统治。与此同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在南匈奴和汉朝的联合打击下，西迁到黑海北岸，引起了西亚和欧洲许多民族的迁徙。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甘英的西行是中国人的又一壮举。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一直来到波斯湾头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入海处的条支(Antiochia)，准备渡海西行，但安息人为了垄断东方与罗马的贸易，向甘英夸大了阿拉伯海航行的艰险，阻止了甘英进一步西行，自条支而还。甘英虽然没有达到原定的目的地，但他仍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位走得最远的使臣，是一位让人崇敬的时代英雄。他亲自走过了丝绸之路的大半段路程，还了解到从条支南出波斯湾，绕阿拉伯半岛到罗马帝国的航线。
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后二世纪，沿着欧亚内陆交通干线，自西向东，有四大帝国并列其间，即欧洲的罗马(公元前30年－公元284年)、西亚的安息(帕提亚，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至公元226年)、中亚的贵霜(公元45年－226年)、东亚的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在公元前后，四大帝国都处在国势昌盛的时期，积极向外扩张，如罗马帝国在图拉真(Marcus Ulpins Trajanus，98－117年在位)时，把版图扩大到幼发拉底河上游一带; 又如贵霜帝国也曾把势力伸进塔里木盆地; 汉朝则成功地打败匈奴，控制河西走廊，进驻天山南路。张骞的凿空和甘英的远行，使东西方世界直接联系起来，这是时代英雄的创举，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结果是使得中国、印度、西亚和希腊罗马四大古代文明有了直接的交流和影响，此后，任何文明的发展也不再是相对孤立地进行了。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汉代开辟的这条丝绸之路时而因为政治对立、民族矛盾乃至战争而一度中断。文明的发展，势力的扩张，商业民族的活跃， 和草原游牧民族与农耕定居民族的依存关系，使得东西方的精神与物质的文化交往两千多年来从未断绝。
东汉末年，中原战移等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