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好，幸亏了这个路障，我们没有随车栽下路旁的大坑，否则性命多半难保，但车子算是报废了，老同学头部、腿部挂彩，坐在后面的我虽然没有大伤，但肌肉挫伤的右臂至今还时时以阴郁的酸痛，提醒我近一个月前的那次车祸。
迅速"赶超"
车祸发生在探亲假快结束之时。除了这场车祸，这次探亲之旅总的来说还算平顺，想看的地方都看了，想见的熟人都见了，日子过得也可谓是"欲飞似飘"。当然也生出了许多感慨，引出了诸多联想。
此行我的最大感慨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又极不平衡，出现了沿海与内地、都市与乡村、暴富者与赤贫者的惊人的差距，中国最近这十多年来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们，正在以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速度，迅速"赶超"西方的生活水平。
且不说豪门、巨富云集的北京、上海，就拿并不那么"显山露水"的山东省来说吧。
这次乘坐特快空调列车从北京到山东省会济南，一出了摩登、气派的济南火车站站口，就认出了在站口门外等我的另外一位老同学。自从坐上他那辆豪华的奔驰牌轿车，我就半带惊讶、半带怀疑地问了他一系列问题：
"你们机关也配备了这种豪华轿车？"
"我早就离开那儿了。这是我自己的车。"
"行啊，你小子！你干什么赚了这么多钱？"
"利用原机关的老关系，先炒了一段时间地皮，现在搞点儿融资。"
"儿子上高中了吧？在国内上高中，功课一定特别紧张吧？"
"在新西兰读高中呢。估计他在国内考不上大学，花了点儿钱送出去了。"
"噢？！现在中国出国热都热到中学生这一拨了？"
"都想出去镀镀金。不过和你们那时候出国不一样，现在的家长都想让孩子镀完金后再回国发展，毕竟中国赚钱的机会多。"
"晚上我请你吃饭，咱们好好叙叙旧。"
"还是我请吧。我知道你们在国外挣点儿钱不容易。先到我家坐坐，然后叫上其他几个老同学，咱们去城里新开的一家豪华饭庄吃饭聊天。"
"还和你父母住在一起吗？"
"早搬出去了。如今我们在生活上，比不了你们移居国外的，可能唯一的就是住房了。你现在一定一家住着一栋小洋楼吧？"
"两家分住一栋楼。"
"噢，中国把那叫做连体别墅。几层楼？你自己家有多大的居住面积？"
"两层楼，面积，我也不太清楚，大概一百多平方米吧。你现在单独住一套公寓？"
"我在济南近郊买了一栋独体别墅，三层楼，四百多平方米。"
"噢......"我吃了一惊，没话找话地说："经常听人说，如今移居国外的人根本不敢和国内富起来的熟人比，唯一能比的，就是可以不受中国一胎化政策限制，多生几个孩子。现在看来，此话不假。"
"哈哈哈......现在这一点也比不了啦。现在国内大款时兴包二奶、包三奶、包四奶，甚至换本护照，到国外包洋奶，愿生几个私生子，你也管不着。"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我离开中国仅仅十年，中国新富阶层与十年前备受国人羡慕的出国留洋者的生活水平就发生了河东、河西的大易位。
来钱"容易"
辞别饭庄，回到家中，一时睡不着，从书架上找到一本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躺在床上随便翻翻。
根据这位中国女经济学家的说法，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已有三代富翁：第一代是由无业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等无缘吃"官粮"的人构成的"个体户"；第二代是80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科技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第三代则是1985年推行价格双轨制以后的"下海"者。
何清涟分析说，第三代富翁中有不少人是和权力圈人物沾亲带故者，有的本人原就是政府官员。他们凭借权力资本，迅速致富：仅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亿元人民币之巨，其中70%流入私囊，到1991年之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席卷中国的"股票热"和"房地产热"中，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读到这里，我似乎明白了那位到车站接我的老同学为什么买得起那栋"独体别墅"。
这次回山东探亲，最常听人说的话就是："你请客？别了，我知道你们在国外挣点儿钱不容易。"
如果说这话的是上述的三代富翁也不奇怪，但我的一些在机关当官的熟人也这么说。难道他们在中国挣钱也那么容易？
不过，我注意到，当这些官员作东请客时，每次散席，他们都不忘说上一句："小姐，开个发票。"
记得在另外一次中学同学聚会吃饭的场合，当最后酒足饭饱、服务员过来收账时，大家争着付钱，我也抢着买单，但一位最近提升为处长的同学用骼膊挡着我说："别浪费你的辛苦钱了。我能报销。"
原来中国官员挣钱容易是这么个"容易"法。
中国大陆有一首名为"干部新四项基本原则"的顺口溜，形象地解释了个中原因："喝酒基本靠送，抽烟基本靠贡，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
"盛世"危言？
与这些为商、为官的熟人交往久了，往往会有一种"到处莺歌燕舞"的错觉。所以，当我后来回到英国后，看到网上一些中国的体制内学者对中国出现社会危机或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发出的警告时，一种"真有那么严重吗"的疑惑竟然油然而生。
最近，上海学者肖功秦在中国国内出版的最新一期《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文章，警告中国必须谨防部分地区产生"苏丹式政权"。
肖功秦对"苏丹式政权"的解释是：当权者"运用自己长期累积的裙带人脉关系网，通过任人唯亲来从事腐败活动。"他认为，导致这种趋势的原因是：意识形态的弱化和权威政治下的低政治参与，使体制对地方官员的约束力逐渐弱化。
值得指出的是，肖功秦本人曾经是"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积极提倡者。如今，他也认识到，权威主义体制存在着对内生的矛盾缺乏自我调节能力的弊端。
另一位体制内的学者、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得更直言不讳，他指出，中国经济改革所导致的贫富悬殊现象越来越突出，他引述一名经济学界朋友的话，警告中共新领导层："改革千万别改出革命来！"
许多人认为，在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媒体宣传歌舞升平、知识分子日益保守、商贾官宦夜夜笙箫的"太平盛世"中谈论"革命"的可能性，即使不是匪夷所思，至少也是危言耸听。
但胡鞍钢认为，他今天发出这种"盛世危言"，也并非是"空穴来风"，他有大量的、实实在在的调查数据来佐证他的"革命"警告。他和王绍光、丁元竹合写的文章《最严重的警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也发表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
为了增强他们结论──"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期"的说服力，他们在这篇文章中排列了"六个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前车之鉴
的确，如果说"社会不稳定期"就像横穿公路的坎坷铁轨的话，那么，要想安全地度过这个不稳期，就应该早早地采取诸如"换档"、 "减速"这样的应对措施，要想避免如同"撞车"或"翻车"一般的革命的发生，就应该及早对社会的弊端进行改革。
改革往往能够起到消除引发革命的因素的作用，但为什么又存在着"改革改出革命来"的可能性呢？
在我看来，单独的经济改革是跛腿改革，虽然一国的经济可能会因此高速发展，但这种发展却可能会因为贫富悬殊、不公正和腐败嘎然而止，甚至因民怨沸腾而引发革命，就像汽车前轮之一爆胎必然导致车子失去平衡一样，一个社会的平稳发展也需要改善民生的经济改革和消除腐败的政治改革这两个改革之轮协调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