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继续下去，既可以是一种不好的征兆，也可以是一种很好的迹象。前者指的是权力继承有没有完成的问题，后者指的是共产党是否可以“退居二线”的问题。
前总书记江泽民高姿态的行为，如果是因为他不想放弃真正的权力，而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主导中国政治，那么就说明这次权力继承根本就没有完成，或者可以说，刚刚开始。如果这样的话，其中包含着的信息是非常消极的。这表明，新一代领导层还不能形成，更不能形成自身的政策、路线和方针。人们会不清楚，到底谁是中国真正的领导者？这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都是极其不利的。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和毛泽东时代刘少奇的处境，邓小平时代胡耀邦、赵紫阳的处境还要差一些。无论是刘少奇、胡耀邦还是赵紫阳至少都走到了第一线，但现在胡锦涛连上第一线还不能。尽管这样，如果发生了较为重大的政治、经济，甚至是社会的“突发”事件，作为总书记的胡锦涛还是要负起最大的责任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笔者个人倒不太情愿去相信上述这样一种情形，而相信现在这种对很多人来说是很特别的情况是有其合理之处的。人们是否可以提出共产党是否可以“退居二线”这样一个大胆的问题。江泽民现在的高姿态的制度基础或者合法性是什么？我想只能是“国家元首”即“国家主席”的职位。尽管实际上的权力是党的军委主席，但是这个职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都不能说明其高姿态行为的合法性。就国内来说，中共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这条原则现在还在使用。从国际来说，更不能用军委主席的名义了，因为不管军队在中国政治中的重要性如何，但中国还是一个文人政府，而非军人政府。
如果是“国家主席”的职位论证了江泽民高姿态的行为的话，那么就可以有很多文章可以做了。第一，这样做可以帮助党的功能的转变。在任何国家，任何政党的最主要的功能是组织政治，而非直接行政。就是说，政党只是一个动员政治力量的机器，而不是政策执行的机器。一旦当政治动员（如选举）完毕，政党就可以退居二线了。十六大宣布中共已经从一个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这是一个很开的开端。如果今后一直是国家主席而非党的主席活动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那么中国政治就会有很大的进步。
第二，这样做有利于党政分开的原则。党政分开是邓小平时代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但没有实现。在一党执政的国家，党政实际上是分不开的，这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重要的不是要刻意去把两者分开，而是要为党的领袖寻找一个合理的途径去参与政治。而国家主席的职位就是这样一个可行的途径。我们已经看到，在江泽民时代，江泽民就是通过国家主席的职位来行使党的总书记的权力的。在国内，人们知道，江泽民的权力是来自其总书记或者军委主席，但是在国外，人们只知道他是中国的国家主席。现在，尽管江泽民已经不再是党的总书记，但是还是以国家主席的名义来活动，这无疑是个好现象，表明，国家主席这一位置的重要性的制度化。
第三，这样做最重要的是可以让党隐性化或者“退居二线”。上面已经说过，任何一个政党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组织政治，一旦组织完毕，政党就要退居二线。在今天世界上，代表各个国家活动于内政外交的是政府方面的官员，而非党的干部。中国可能是除外。党的职位一直比政府职位还重要得多，政府只是党的工具或者延伸。这种情况一直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着非常消极的影响，对共产党本身的影响更为不好。如果党能够“退居二线”，中国政府的形象会大大改观。
世界上有些一党独大国家，尽管党也是政治权力的最终来源，但党是很低姿态的。新加坡是个明显的例子。执政党的管理效率要比中共高好多，但执政党是看不见的或者隐性的。什么事情都是让政府出面来做的。如果新加坡的执政党也是象中共那样高姿态，新加坡的国际地位及其领导人的国际影响力可能不会象现在那样。
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现在领导层正在努力进行党的转型。可以肯定的是，对中共领导人来说，这种转型的目标是加强党的领导。但是，这并不是说党要始终站在政府、人民和所有社会组织之上，站在第一线。如果要改变中共的形象，强化国家的现代性，领导人必须考量到党的权力的操作方式。“退居二线”可能会是一个好开端。
原载《信报》(12/26/2002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