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苏联曾有过四年时间允许各种政治倾向的报刊存在。二十年代一个时期，党内不同的政见可以在党报上公开讨论。至于对苏联社会生活阴暗面中非政治性现象以及中层以下官员的不良作风与错误的批评甚至讽刺，则直至斯大林死去为止，从未在报刊上消失。从中央到各共和国，都有专事揭露和讽刺的漫画期刊出版。这一切自然不能触及本质性问题，无非是政权的一种点缀而已。然而，毕竟聊胜于无。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共执政后不出数月，一切民办报刊一概被封闭，全部新闻媒体都定为“党的喉舌”。在组织上，所有新闻社、馆的总编都由党委任命，以便加强控制。在内容上，虽无明文规定，然而，不仅党报（电台同）的社论、评论必须准确地传达党的声音，一切报导的每一句话也必须与党的“精神”相一致。各级党委的决定、领导人的讲话与行踪必须放在最显要位置。
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就叫“舆论一律”，中共统治下新闻界的铁律。现代北京政治领袖的用语略微文明，称之为“舆论导向”。 (博讯boxun.com)
“党的喉舌”、“舆论一律”和“舆论导向”，这就是中共建政以来的基本新闻方针。三位一体，一以贯之。
中共有一个奇怪的逻辑，似乎大陆上发生的任何好事都是中共之功，一切坏事－－包括自然灾害、交通事故、民事纠纷等，都使中共脸上无光。在这一心理逻辑的指导之下，新闻媒体只能报喜不报忧，只有成绩、没有缺点，只有好人好事、没有坏人坏事。除非是中央有意（如1952-1953年“三反”运动中处置贪官以及不同时期的“反党集团”等的新闻），党、政、军和社会生活的负面报导是绝对不准见报的。
对外部世界的报导，也严格按照中央的需要和利害决定取舍。1950年北韩对于南韩的进攻，中国媒体的报导全然颠倒真相。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揭露斯大林罪行的报告，很快传遍世界，而中国大陆却作为党内机密文件只限高干阅读，直到1993年上海一家刊物才作了摘要介绍。
新闻从业人员除少量一般编辑、记者外，领导和骨干必须是中共党员。他们的职责，首先不是独立、敏感地去发现新闻线索和了解、研究社会动向与读者要求，而是“吃透上级精神”，其主动性的范围不超出宣传政策时在词藻上下功夫，“正面报导”成绩、经验、与先进人物时选取更理想的对像，作更生动的描述。久而久之，纵使是有才能的记者在长陷窠臼之后也难自拔，三十年后稍有自由时虽有心重写社会真正需要的报导和文章，也难越旧轨了。许多新闻从业人员的思想、作风竟完全“官化”，从仕成为他们的目标。
1956年，在苏联、东欧“解冻”潮流和毛泽东实行对文艺和学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影响之下，中共对大陆新闻界的控制稍有松动，为显示姿态，把《文汇报》等几个原属民主党派的报刊归还于原党派手中。一些报刊因此开始出现对党、政官员和社会现象的批评。然而随即就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那场运动中受到打击最惨重的就是新闻工作者。这一点可以从新闻界的“右派”比例之高得到证明－－很多单位则超过百分之三十，有些达百分之五十，某些地方党报竟占百分之九十。反右造成了一种恐怖性的震摄作用。从此，偌大中华，鸦雀无声；全国媒体，尽归党有。中共真正获得了在大陆恣意妄横行无忌完全不受约束监督的全盘垄断地位。
一波紧接一波的大难由此而起
反右运动使全国陷于沉默，新闻界一片死寂，这才使毛泽东1958年发动疯狂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成为可能。大陆新闻界受到重创后，幸存者中许多人便从此走上“风派”道路。“大跃进”中的浮夸是导致空前大饥荒的主要原因，而新闻媒体夸大粮食产量与其他错误的报导，推波助澜，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一部分记者是为邀功请赏而有意这样做的。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新闻媒体实际上提前二年便已开始。1962年十月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后，伴随着“反修防修”斗争的开始，全国新闻媒体便进入了意识形态的“战争状态”。到1962-1965年，宣传的单一化和极端化已接近文革时期。所以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并不是从1965年年末发表“评《海瑞罢官》”才开始的。
文革初期，在毛泽东“造反有理”号召下，全国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大小不等的“革命群众组织”。一时间，人民群众在“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前提下，也享有了相当大的新闻出版自由。各群众组织和不同派别都自发地、不经登记和审查地出版了大量定期和不定期的“小报”、“刊物”和传单。不过很快，在扫荡完政敌之后，毛泽东统治的文革后期中国，就陷入了更加单调和恐怖的“舆论一律”之中。
自从毛泽东去世，江青等人被逮捕后，大陆政治空气松动，有一段被称为“民主墙”和“民间刊物”的时期。其时，以北京为中心，一批民间刊物破土而出，并生存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著名的有：《探索》、《北京之春》、《沃土》、《四五论坛》等等，魏京生、王军涛、胡平、刘青等人都是它们的编者或作者。这批刊物未经官方登记许可，由老百姓筹款自行油印或铅印出版，公开以“民主”和“言论自由”为诉求中心，完全独立于官方的传播媒介体系之外。在中共的统治历史上，那是一段非常显眼的异数。当时，由于中共党内正进行着毛之后的“凡是派”和“实践派”的权力斗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实践派”为借助民间舆论打击政敌，故对“民刊”网开一面。但是，待到“凡是派”被击败后，邓马上转过手来，逮捕魏京生，镇压并取消了“民间刊物”。
目前中国新闻业受到的专制禁锢
赵紫阳于1987年初继任中共总书记后，决心有步骤地推行民主化，并提出必须扩大“透明度”，尊重人民的“知情权”。新闻工作者的斗争和党内改革派的支持，终于在1989年五月中旬使大陆新闻自由实现一个历史性大突破：中央正式决定，自五月十四日起，全国新闻媒体对天安门运动进行客观报导。虽因戒严令使这次决定仅仅实行了六天，其意义和影响确是不能低估的。多达二、三百个城市之卷入运动，同这段时间的报导大有关系。
六四屠杀后，新闻界遭到大清洗，其规模甚至超过文革。《人民日报》从社长、总编辑起，到各部门负责人和编辑、记者骨干几乎全部被撤职、处分、外调或降格使用，（而文革初期他们不过是暂时停止工作，大部分后来恢复原有职务）。从军队调来的二百多名素质低下的干部取代了他们。
新闻界普遍遭到整肃。1989年10月4日中共颁布的《关于压缩整顿报刊和出版社的通知》，是六四事件之后对新闻界进行整肃的文件。作为该《通知》的结果，是相当一批在八十年代活跃的报刊被关闭、查封、停办。六四前后被查禁的报纸有：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社会报》，北京的《经济学周报》，深圳的《深圳青年报》、《蛇口通讯报》、《特区工人报》以及兰州的《西部晨报》等；在刊物方面则有：武汉的《青年论坛》，北京的《新观察》、《走向未来》杂志，上海的《大学生》、《新启蒙》、《思想家》、《文汇月刊》等。
六四事件后，中共重新恢复了毛时代干扰海外广播的老传统，但是效果日益式微，引起了高层的高度不安和关注。1991年11月中国中央电视台发出一份以中共中央委员会名义下达的内部文件，承认中国国营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正在失去听众和观众。听众均转向颠覆性的外国广播。中共指示电台、电视台努力赢回听众。文件警告：“电波的混乱有助于敌人进行和平演变。”
在那段时间里，官方的报刊上回响着类似上述的“反和平演变”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国大陆似乎又回到了十几年前的景像。其后果首先是中国大陆报刊的发行量暴跌，许多大报的发行量减少三分之一。其次，新闻在大陆的信誉扫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在1991年对全大陆新闻媒体包括电台、电视、报纸等从业人员三千多人，作了一次内部民意调查，被调查人数三千多人，问卷回收率为61%。结果显示，79%的被调查者认为，新闻报导中批评的禁区限制太多；67.6%的人认为在敏感问题上，新闻界不说真话；有一半的人认为政务和政策报导透明度不够；有15%的人表示，反映群众呼声的新闻稿太少。在这份内部问卷上，最敏感的问题是“新闻宣传受群众欢迎的程度”，回答“在群众中信誉一般、较低、很低”的占79%；对新闻宣传的领导方式“不大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占88%。有6.6%的人认为大陆的宣传工作“毫无进展”。因此，正如《纽约时报》报导的，中国人抱怨说，在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找不到新闻，那就是报纸。
随后，靠陪邓小平玩桥牌爬上高位的丁关根出任中宣部长，开始了对新闻界更为严厉的管制。1994年发布了控制新闻舆论的一系列法令。我们看看其中主要的几条：
1994年4月颁布的禁止外资在大陆独资、合资合作兴办报纸、刊物、有线电视，禁止有线电视转播港、澳、台节目，禁止居民安装卫星天线的法令，见中共国务院1994年颁布的《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和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布的《有线电视管理规定》，它们规定天空“不开放”。
1994年6月9日颁布《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要求新闻工作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1994年10月，中宣部下达通知，不准个人未经组织批准，私自向海外报刊投稿。在此之前，曾有相当部分异议知识份子向境外投稿，包括魏京生、王丹等，揭露内幕，抨击时政，导致国际上很大反响，引起当局严重关注。
1994年11月，北京市下达文件，重申“四不政策”：不准外资办报，不准合资办传媒事业，不开放电讯事业，不开放天空。
1994年12月下达的新闻20条（于1995年1月宣传工作会议上通过）。内容是加强控制舆论，对重要新闻发布、批佬员ǖ肌⒂牒Ｍ庑挛沤涣鞫加枰匝细窆苤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