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以今论古，除了“古为今用”的刻意而为之外，可能是忽略了“同一个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含义也许是不同的”。比如：“革命”，几十年前，不必深究，一听说做某件事、开展某项行动便是“革命”，即有无数志愿者蹈火赴汤，如今断不能以此为由号召民众了。百多年前，国人对祖宗家法、圣人遗训莫不奉若神明，现在它们还能约束谁？再往前，神喻、天命就能堂堂正正地当作改朝换代的理由，当今之世，不是都以民心、民意作借口了吗。
倒不是我们的父兄祖先胡涂，而是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准则不同，人类文明的进步，有点象一个人德智体的发育和发展，必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翻看儿时的像册，有人会为那些骑木马、扛红缨枪的照片羞愧吗？只有宽容、怜惜的笑，就象普希金说的：“那过去的都变为可爱”。以往的笨拙愚钝映衬着今天的灵巧聪明，预示了“明天会更好”。看来，三岁的孩子有三岁时的憨傻、十三岁有十三岁的无奈、到了二十三岁还受“年龄所限”。前人的作为与此类似，所思、所能、所为都受限制。后人看我们一定也会有同样的认知。
十八世纪的美国总统托马斯·杰佛逊，是独立与人权的倡导者。他家却蓄有奴隶，他并与女奴萨莉相恋，还育有子女。近年，此事披露出来后有人为文怀疑此公的道德情操。其实，在那个种族隔离与歧视为社会普遍遵循的年代，托马斯·杰佛逊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爱一个黑奴长达三十八年，已经难能可贵，真要让这样一位公众人物视社会成见和接受程度为无物恐怕就是苛求了。
义和团的遭遇还不如杰佛逊，这几年它成了愚昧无知、抵制现代化的代名词。其实，义和团抗击的不是输入中国的科学与民主，那时候的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也不是近些年的“联合国军维和部队”。义和团运动所欲剿灭的是肆意侵略掠夺的列强；大刀长矛对坚船利炮，体现了为国牺牲的壮志。一向锁国闭关的中国人若不是终于看清香灰符咒不能保卫生命家园，哪有随后不懈的“师夷之长以制夷”。
受制于时代，有些事情前人能想到但是做不到，例如，西方思想传入后，救中国的方案不计其数。现在看来，中国人走的也许是那其中最曲折、代价最高的一条路。理性十足的体育、教育、科学、实业、文学、艺术、医学等等救国方案几乎没有全面实行过。难道中华是嗜血的民族？今天一眼就能看穿的道理先辈却视而不见？其实未必。历史进程的法则告诉我们，毛泽东、共产党之所以能在弄潮的争夺中胜出，因为阶级斗争、武装暴动是动员那个农业社会中的主流－－农民主力军最有效的方式。今天把历史发展放在其它模式里推论，等于忘记已成的事实不能依人们的意志翻转，尽管据统治地位的那班人不为我们所喜。
观念的历史变化有时自然而然，有时由某些人推动主导，不易察觉。例如：“龙”，本来是怪力乱神之属，如今则表示壮伟神奇，中华儿女自豪还于“龙的传人”；“长城”，原来象征强权暴政，现而今是历史奇观；黄河过去几乎是灾难的代名词，现在被授予“母亲河”的光荣称号。简直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人就写过“龟，何时坏了名声”。若是能把诸如此类的原因和过程都考证出来，必成一部生动、信实，垂范后世的社会生活发展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