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亲中共媒体文汇报昨天大幅刊登该报记者亲往双庙集村的调查报导。
一九九○年代初，一些双庙集村的村民发现一条“致富”的好门路，就是卖血。当时的“血头”为了多赚钱，大肆宣扬“卖血光荣”、“（骼膊）一伸一卷，五十大元”、“针头一拔，去领奶茶”等话语，有的人一天就卖血两次以上，根本没有意识到可能感染爱滋病的危险性。
今年四十六岁的村民张华林说，一直在洛阳打工的他，一九九八年左右回到家乡，村里已经闹起“人瘟”（因为村民当时不了解什么是爱滋病，故称爱滋病为人瘟）。二○○一年的秋天，他的老婆突然发病，病症竟然与“人瘟”一模一样。张华林问她是否卖过血，竟获得肯定的答覆，而且说曾去卖过两三次。
张华林带老婆到北京、南京等地看病，花了数万元人民币，仍没能治好老婆的病；今年夏天，张华林的老婆去世。更可怕的是，在今年的一次检查中，张华林本人也验出“HIV阳性”，他是与感染爱滋病毒的妻子过夫妻生活后被感染。
据了解，非法血站的人员前往双庙集村采集血时，采用“单采血浆”法，也就是将许多人的血液采集后，集中到一起，用分离机器将血浆（亦称血清）与红血球分离出来，血浆卖给了制药公司，混合很多人的红血球则回输给卖血者。这种采血方法最大的危险就是容易直接传染疾病。捐血者只要一人有透过血液传染的疾病，被回输者将无一幸免。
爱滋病在双庙集村爆发后，连公车也拒绝前往。通往双庙集村的大路上野草丛生、冷冷清清。
双庙集村现在沉默得令人心寒，村里还备有几口棺材，随时准备有爱滋病患死亡。文汇报记者形容说，“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居然没有听到一声公鸡打鸣的声音，随风婆娑的绿树和聒叫的蝉鸣，使村里显得更加沉闷”。
如今几乎没有人造访该村，村里现在也不用交公粮，想交也没人敢要。多余的粮食没处卖，因为别人听说是双庙集的粮食，都称为“爱滋粮”；多余的菜也没有出路，因为那是“爱滋菜”。
双庙集村周围的村庄还把面向双庙集村的窗户都堵了起来，说是怕“爱滋风”。虽然没有人限制双庙集村村民的自由，但是由于世俗的偏见，他们实际上已经被“孤立”。他们很自觉地不串门、不与人交往，该村实际上成了豫东平原车海人流中的一座“孤岛”。
粮食卖不出去，该村村民也无法嫁娶外地人。一位十八岁没有感染爱滋病的姑娘说，按当地的风俗，姑娘十六岁时就该“说媒”，现在整个双庙集村与外村全部“断了媒”，本村姑娘只有嫁给本村小伙子。
她说，本村的小伙子现在根本娶不进外村姑娘，本村的姑娘现在也根本嫁不出去。原本她十六岁那年与外村的一名小伙子订婚，但是去年退婚，因为她是“爱滋村”的女儿。
村民说，这几年双庙集村外的亲戚朋友几乎与他们断绝来往，就连逢年过节，除了政府发放救济粮款外，别指望有外村人到双庙集来串门。
一些没有感染爱滋病病毒的人想到外面打工，也得想尽办法弄一张外地的假身分证，一是羞于提及自己故乡，二是怕人家知道自己来自“爱滋村”，不肯接受。
双庙集村还有许多父母因罹患爱滋病死亡，由亲人照顾的“爱滋病孤儿”。据调查，该村目前因爱滋病造成的父母双亡孤儿至少四十名，父母一方死亡的在校学生也有四十多名。“爱滋病孤儿”生活在贫困、失学和歧视中。
为了使爱滋病患者得到治疗，柘城县委、县政府与荥阳郑文友医疗队协商，全部免费为双庙集村的爱滋病患者进行诊治，以尽量减少患者的痛苦。每年春节期间，县委、县政府都给双庙集村的困难户调拨大量的粮食，以便让所有村民都能吃上饺子，并发放钱款，资助困难的村民。
柘城县政府还向每名爱滋病患者免费发放“治疗卡”，并在村中设立“爱滋病治疗站”，及时为病重的患者服务。政府每周向患者免费发放各种药品，以期缓解病情，延长患者的生命。爱滋病人去世后，政府给每名死者拨款五百元，帮助死者家属料理后事。
一位骑车的小伙子表示，他们骑车虽然没牌照，没驾照，但他们有爱滋病治疗卡；“那比啥证都管用。即便警察查住了，只要一亮治疗卡，他们就会吓得扭头跑”。
联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