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鎮反」運動中非常具體地確定了殺人的指標。（網絡圖片）
2013年在紐約一個大學生的藝術展上，我看到一件回顧性的抽象作品〈二十世紀大屠殺〉，引起我注意的是其附件，一份統計表，記錄了四十二次大屠殺主使人及死亡人數。毛澤東排名第一，殺人數量四千九百萬，說明是「死於大躍進與文革」。我問一位女學生，資料從何而來？她不知其詳，只說是美國學者研究出來的數字。
根據這份統計表，殺人記錄前三名：毛澤東、斯大林和希特勒，是公認的二十世紀三大暴君，他們的殺人記錄都數以「千萬」計。這項統計還包括三名美國總統：杜魯門原子彈炸日本，死了五十萬人，尼克松越戰有七萬越南人死亡，約翰遜繼續在越戰中令三萬越南人死亡。可見這是一份美國自由派學者的統計。四十三項屠殺，總計死人一億零二十萬。中國人占百分之四十九。
這份統計的準確度，當然是大有爭議的。不過，從大的架構來看，還是可以反映二十世紀人類在專制獨裁和戰爭中遭受的犧牲，而死於極權主義的人，大大超過戰爭中的死者，占七成九，近八千萬人。
殺人記錄是保密中的密中之密
中國人究竟在二十世紀死了多少？中國的學者專家至今仍是交白卷。美國軍方有歷次大型戰爭的死亡人數公布，精確到個位數（如越戰五八二Ｏ九人，韓戰三六五七四人），可是我們連國共內戰，雙方軍人死亡的概數也拿不出來，更不用說平民；抗日戰爭死亡人數，竟是「百萬」還是「千萬」也搞不清楚。
這些半個世紀以上的帳，不說也罷。近五十年的非正常死亡，集中在毛統治時代。毛後，尤其近二十年，研究之風已經啟動，雖然，眾說紛紜，從建國的鎮反、土改到反右、大饑荒、文革，死於毛的獨裁政策者，估算有多有少，但中共體制內外，加上國外學者，各自的結論都在「千萬」這個數量級上。少者二三千萬，多者七八千萬。
可以鄭重指出，對毛時代的研究和批判，焦點越來越集中，一言以蔽之：毛究竟害死了多少中國人？張戎的暢銷書《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開宗明義提出，毛害死了「七千萬」中國人。我不止一次解讀道，這本八百頁的書就是為了回答一個問題：毛怎樣成為獨裁者，七千萬人怎樣死去？有人說，這是主題先行，預設立場，所以只收集毛的負面材料。
好。即使如此，除了這「七千萬」，毛也幹了許多好事。但這七千萬的帳，應不應該算？或者說這「七千萬」的負債，可不可以用他的進帳加以抵銷？從西方的前毛派學者到臺灣的前反共專家，不必提北京的御用文人了，都是用這種會計法在為毛解脫——毛讓中國人站起來了，長江大橋修起來了，衛星上天了，甚至貪官、妓女都不見了……我在網上看到過懷念毛的數十條「不要忘記」。更多的研究者在著書撰文、開會演講，窮十年八年之功，論證毛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評價毛的軍事韜略，乃至文采風流，但是絕無僅有的、無人問津的或敬而遠之的課題是，毛殺了多少人？
顯然，中共官方在日趨失控的傳媒與出版管制，甚至在它的官方保密制度中，已在走向一條最後的底線，那就是毛和共產黨究竟欠了中國老百姓多少血債？毛當然是天才，包括他破記錄的殺人天才，他對數理化沒有興趣，卻創造出一個簡明的殺人公式：按比例殺人。這是他發動不間斷的政治運動的基本策略，打擊（包括批鬥與關管殺）對象控制在百分之五之內，無論怎樣對待這微不足道的少數，「占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都是站在我們一邊的」。換言之，這百分之五化為灰燼，我亦立於不敗之地。不說這個比例往往超額（毛在說打原子戰和大躍進時準備死人的比例已達一半和三分之一），即使不超過，以百分之一計，十億人口就是一千萬。在毛治下無辜死去的幾千萬人，不錯，大約在他的控制數字之內。
毛也說過極有「智慧」的話，他說，人頭不是韭菜，割了可以長出來，可殺可不殺的不殺。他當然深知人命關天，殺人抵命這些傳統的天經地義。因此，我們看到：共產黨的殺人記錄，那是一切黨國機密中的密中之密，一切核心機密中的核心。甚至可以預言，這部分機密的壽命可能比共產黨的壽命還要長。其管理之嚴，可能總書記也不得調閱。相比之下，甚麼路線之爭，左右是非，成敗得失，冤假錯案，全是無謂之事，都可以揭曉和擺平。
他們不會忘記當年裡脅民眾參軍打仗賣命的一招，是拿出幾個階級敵人謀財害命的故事，召開訴苦大會，高呼「血債要用血來還！」
鎮反運動中抓補所謂的「反革命分子」。（網絡圖片）
中共鎮反運動現場。（網絡圖片）
毛澤東殺人歷史的三個階段
概括地說，毛的殺人史，可分三個階段：
一是將殺人合理化。從革命的暴力論，宣揚暴力是新社會的接生婆，到粗俗的「你不殺他，他要殺你！」「資本主義復辟就是千百萬人頭落地！」類似的宣傳，煽動殺人不可避免，成為「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的依據。
二是將殺人合法化。這是奪取政權後的發展，制定各種嚴刑竣法，用毫無公正可言的司法形式，判處數以十萬、百萬計的反革命、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死刑。前中共公安部長羅瑞卿曾證實過這種司法的「慘無人道」。這對一個革命成功後在和平建設時期的國家而言，是不可寬恕的罪行。
三是殺人的神聖化。如果前兩階段在蘇聯都出現過，那麼這個殺人萬歲的階段，純屬毛的獨創——這就是毛晚年發動的文革。文革以那樣上億人的政治瘋狂，以階級鬥爭打倒「封資修」為名，實行大規模的階級滅絕政策，令千百萬天真的青少年成為打手凶手，致人於死地而後快。造成無數人自殺、被打死、被折磨死，甚至發生道縣大屠殺那樣滅戶滅村令人髮指的事件。毛已經把殺人變成了全民性的狂歡，令一個文化悠久的民族變成一群嗜血的野獸。毛也在這場吃人的饗宴之後死去。
北京學者美化毛澤東的「殺人政治學」
當中華民族經過毛數十年血的蹂躪之後，毛的繼承者們驚於共產黨罪孽深重，他們給甦醒的國人以種種物質的賄賂，以期新的一代又一代忘卻那些血腥的往事，改寫歷史，作新時代的洗腦。同時禁制言論，沒有人敢於或有機會清算毛的罪惡。他們甚至也不敢再為革命暴力作理論上的闡述。
然而，一位大學教授蕭延中，百無聊賴，竟作起文章，還上電視講臺為毛的殺人歷史巧言辯護。搬出西方學者的甚麼理論，給毛作心理分析。通觀他的那篇一萬四千字的〈試論毛澤東「革命犧牲」的政治學〉，透過晦澀玄奧的學術詞令，把毛號召人民作無私的犧牲，美化為「革命的永生」。一篇文題名為「一個觀眾」的文章已有清晰的剖析。蕭援引的那位研究「暴力與倖存者」的美國民教育授羅伯特･利夫頓，對中國革命與現實的瞭解，不過是蒐羅毛在一九四九年之前關於為革命不怕犧牲的若干講話（包括「老三篇」），便煞有介事地構建學說，稱毛把死亡與犧牲內在聯結之後，對「死亡的焦慮」便「轉化成為深沉的動力，升華為崇高的道德」。毛「這位征服死亡的英雄已成為中國永世長存的象徵。」還說，毛的生涯不斷和死亡較量，「成功地改善了自己民族的境遇。」
蕭延中讚揚毛反覆說「共產黨員連死都不怕，難道還怕困難嗎？」是反映毛革命和辯證法的徹底性。他的結論是：毛成功地把對死亡的恐懼轉變為傲視死亡，而成為戰無不勝的全能的領路人。毛的生死辯證法，已使生物性死亡被「符號性死亡」所替代，革命犧牲已被陶冶結晶成具有神聖意義的政治學。他甚至斷言，毛這種政治學邏輯，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仍發揮著非同小可的持續功能。」
如果說，那些洋教授食中不化，還可作為笑料一粲，那麼，這位人民大學五十二歲的政治系副教授，就只有令人不齒。他應該去問問他的那些倖存的親友，「革命」名下的死者，是不是一堆「神聖的符號」，而不是鮮活的生靈？
在慾海中浮沉自甘腐蝕的今日中國士人，也許不必苛求他們。但必須指出在評毛論壇上，無論華洋與雅俗，根本分歧乃是價值觀的分歧。
究竟是人、人的生存、人的尊嚴高於一切，還是所謂革命、理想、國家高於一切？在認同前者的當代普世價值中，人權是高於一切的。然而，在共產黨的哲學中卻是顛倒的，在中國封建倫理的傳統中也是顛倒的。毛正是這兩種顛倒的集大成者。蕭延中和利夫頓只引用毛藉以取得政權之前的豪言壯語，為甚麼不面對一九四九年後的大量死亡？
毛澤東頑固地反世界潮流而動
應該補充的正是，毛的大規模殺人是發生在國際共產運動開始作深刻的自我反省之後。這一點，具有特別的警示意義。
眾所周知，中共革命能取得大陸上的勝利，很大程度是以斯大林為首的蘇共援助扶植的結果。包括複製紅色恐怖暴力專政在內。但是，斯大林一九五三年逝世後，蘇共立即捲起修正潮，並在一九五六年的二十大公開揭露與批判斯大林，在一系列的政策與理論的突破中，最震撼人心的批判，就是斯大林的濫殺無辜。引起東西方一致的共鳴與憤慨。
蘇聯歷史學者、作家從國安資料中，驚人地發現，在一九三六至三九年的大清洗中，至少五十萬人被處決，莫斯科有時一天就槍斃上千人。在斯大林統治時期的被害人數，估計達一千五百萬，斯大林死時，仍有一千二百萬人關在勞改營。這種政治恐怖，大大超過歐洲歷史上的記錄，西班牙最殘酷的宗教裁判所，只燒死一萬人，法國革命雅各賓專政，上斷頭臺的只有一萬七千人，而沙皇治下，十九世紀一百年處死政治犯也只有幾十人。斯大林殺掉的包括黨政軍的大量高幹，包括中央委員、元帥和數百名將校軍官……
確實的情報，毛和中共高層絕對知悉，我曾在中共官方有關八大的材料中，看到毛等人亦表示對蘇共二十大的肯定，他們公開也承認斯大林有「錯誤」，但是毛內心的真實、他那反人類的冷酷心理，是後來才為人知：他根本反對否定斯大林，說俄國人把兩把刀子（列寧、斯大林）丟掉了一把（斯大林），另一把也快丟了。何謂刀子？殺人工具也。毛欣賞的是列寧斯大林的殺人本領。
可見毛留戀的迷信的仍然是幾十年前占山為王，殺人放火的共產黨！因此，口出好戰狂言（世界大戰死一半人口，換來一個新世界），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無動於心。親自發動一個又一個運動，「八億人口，不鬥行嗎？」鬥鬥鬥！殺殺殺！血流成河，哀鴻遍野——便都在他的內心邏輯之中，人民的死亡成全他崇高的「道德境界」。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毛就自我塑造了一副絕不仁道、視百姓為草芥的千古暴君形象。
在黨內，和劉少奇的分歧，實質上仍然是關乎死人問題。人為的錯誤導致三千萬人死亡，使劉少奇良心發現，形成高層衝突，七千人大會，而後文革，千百萬人頭落地。
在我看來，無論學者專家，還是學生市民，只要面對那血淋淋的歷史，面對二十世紀的也是人類空前的踐踏人權的記錄，批毛，已不再具有學術上的需要，而只是一個法律問題：追查如山的血案，對殺人元凶進行公開的缺席審判，然後在天安門廣場豎立一個受難者紀念碑。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