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左）號稱才子加流氓，為了私利反覆無常。（網絡圖片
所謂良知或良心，實際就是一個人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念。「個人的良心」，是一個人判斷事物的正確與錯誤的底線。而「社會的良心」，就是指一個社會的道德底線。在自由民主的國度，人們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中國著名學者鍾敬文在去世前曾說：「知識分子應該是社會的良心，是社會的中流砥柱。」
注意到鍾敬文把「是」替換成了「應該是」，陳述語態變成了虛擬語氣。仔細研究歷史，得出的初步結論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僅不是中國社會的良心，很多人甚至根本就沒有社會良心。他們沒有對社會的責任感和道義感，就如他們在個人的生活中，缺乏道義和責任的私德一樣。他們會為了一己私利，昧著良心，充當極權走狗。由於他們的特殊地位，以及社會對他們的盲目崇信，這些無良心無良知的知識分子，對中國的發展造成的極大的危害。
中國大陸的頂級紅色學者郭沫若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66年6月文革剛開始，舉行過一次國際國內作家的聚會「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討論會」。郭沫若致閉幕詞，題了一首詩歌《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在向毛澤東表忠心之後，郭沫若還意猶未盡，接著向在場的江青肉麻地朗誦他的詩歌：《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詩歌是這樣的：「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應該說，1949年前的郭沫若，是有才華而且有風骨的，學術上不無建樹，而且還居然對國民政府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公開叫板。但1949年後，郭沫若卻公開表態，應當燒掉他寫過的所有的書。但這個燒書、砸文物的歷史任務不是由郭沫若完成的，而是郭沫若讚揚的「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江青領導下的文革小組所支持、操縱的紅衛兵完成的，經過最高統帥和副統帥親自檢閱的百萬紅衛兵「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在首都又在全國打砸搶燒殺的偉大得無以復加的大革命中，充當了歷史上不光彩的「英雄形象」。他拍馬屁甚至到了這個程度：迫不及待地說自己「沒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學好，沒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寫的東西，應該全部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郭沫若一邊無恥地拍馬屁，一邊對自己的親人不管不顧。1967年4月，他的三子民英在部隊自殺身亡，明明是冤死，他還是向組織寫信，作自我批評，說「我沒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他的二子世英被北京農大歹徒綁架關押，他不敢過問，見到周恩來也不敢告知，還言不由衷地說「我是為了國家好啊」！
郭沫若號稱才子加流氓，為了私利反覆無常。有人諷刺他說是「軟軟腰肢，彎彎膝蓋，朝秦暮楚，門庭常改」；還說他「大風起兮雲飛揚，風派細腰是彈簧」。「文革」中郭沫若甘當走狗，把學術當作了政治宣傳。今天已經沒有什麼人讀他的書。人們提及郭沫若的時候，總是把他當作是無良文人的典型。
有人說「才子加流氓，勢必喪天良」，這話說得很對。
「文革」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著名的科學家錢學森為了自保，也曾如郭沫若一樣。早在「大躍進」時代的1958年，錢學森就在報紙上鼓吹「畝產萬斤」的科學性。當年農業大放衛星，危機四伏、餓殍遍野，餓死數千萬人。可是錢委員還故作嚴肅地說：「土地所能給人們糧食的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我們，還遠得很！」他說，太陽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畝產就可能達到「兩千多斤的20多倍！」一年後，他為了迎合毛澤東的狂熱，又「精密計算」得出畝產潛力是5.85萬斤。據說他的文章還真的糊弄住了毛澤東，毛澤東還天天擔心起「糧食多了可怎麼辦呀？」
在勞動人民被極權壓迫，遭受人為的慘重饑荒的年代，錢學森公然大肆鼓吹「畝產萬斤」這套理論，明顯就是助紂為虐、為虎作倀。在自然科學工作者中，這種喪天良的例子，恐怕不止錢學森一個人。
無論是文藝工作者，還是科學工作者，極權專制的寵信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政治」立場正確。於是，中國的某些知識分子就成了極權政治的附庸，使得他們必然地喪失了社會良心。
除了郭沫若和錢學森，再舉一個經濟學家薛暮橋的例子。薛暮橋曾任國家統計局局長，並且在中央財經小組工作。對於「大躍進」的瘋狂，他明明知道各地官員上報的數據是假的，但他仍舊指示下屬說：「現在大躍進的浪潮誰也頂不住，就按省委意見上報。」知識分子本來是與愚昧作鬥爭，與專制作鬥爭，傳播真理揭示真相的人。可是當時中國最有知識的那些人，根本沒有利用自己的知識，去喚醒勞苦大眾。他們不僅不能承擔起「社會良心」這副重任，相反卻利用自己的知識、自己的地位使專制極權變本加厲。
陳寅恪在當年的中國，也面臨著如郭沫若，錢學森和薛暮橋一樣的選擇。（網絡圖片）
陳寅恪曾經說：「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對比於上述這樣例子，就更加佩服陳寅恪。依附於野蠻的極權專制，甘心作極權者的走狗，這些人不配叫做知識分子。陳寅恪還曾經說過：「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一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在專制壓迫之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可以選擇沉默，選擇非暴力不合作。不管怎樣，也不應該跳著出來，心甘情願地為之充當馬前卒。
陳寅恪在當年的中國，也面臨著如郭沫若，錢學森和薛暮橋一樣的選擇，可是他卻在《對科學院的答覆》，寫道：「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陳寅恪能在那樣的社會氛圍中，依舊坦然地說出「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話，讓人欽佩不已。
極權專制下的知識分子問題，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知識分子的良知，涉及在極權制度下那些普遍性的價值觀、文化、社會和國家制度的種種問題。統治者的謊言和欺騙，人的軟弱和自欺、迫害和自我迫害，受害者成為了加害者，背叛、告密和出賣……對於這些嚴肅的問題，人們往往下意識地選擇了遺忘。
文革離開我們的時間並不太久，當代中國已經普遍地喪失了良知和誠信。知識分子，多是些政治投機分子和道德虛無主義者。他們以玩世不恭的方式，追求個人的私利。一旦失去了個人的良知，也就不會再有什麼「社會的良心」存在了。
在封建皇朝的時候，頂撞皇帝是要殺頭的，甚至要滅族的，但那時還有人敢於據理力爭，面折廷爭，為什麼到了1950年代以後，知識分子完全犬儒化，喪失了人格，沒有了這種骨氣和氣節呢？過去皇朝時代，皇權是法統，儒家之道是道統，二者是分開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們是各自獨立的。所以儒生就有一份自信，他可以告訴皇帝，哪些事情做的是符合孔孟之道的，哪些是不符合的。
1949年以前，知識分子們反對國民黨，也是因為他們對正義的要求比較高，對國民黨的腐敗受不了，覺得社會非常黑暗。1949年以後，「導師」和「領袖」合二為一了，所有的理論都要出自權力中樞，這樣一來，就把判斷是非的能力給收繳上去了，知識分子也就喪失了自信。
其實，在1970年代後期和1980年代，中國曾經有過一個「再啟蒙」時期，理想主義被喚起來了，人們思想活躍，留下一些寶貴的思想遺產。可惜，「再啟蒙」時期太短，1990年代以後，知識分子的物質生活大大提高了。只要有點地位的精英，有名有利，說一些逆耳之言就意味著可能失去很多東西。一方面覺得犯不上，一方面也沒有信心。對此，人們感覺到沮喪和失望。
最關心現實、最敏感的倒是80歲以上的人。這代人都有這個習慣，非得去關心社會正義、百姓疾苦、民族前途不可。遺憾的是，這樣的人太少，而且形成不了一種共識和道義的力量。
現在，還有一種現象很奇怪，就是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相結合，實際上是為專制主義服務。在經濟實力增強之後，國學也熱起來，好像這樣就愛國了。其實，現在「國學熱」受到鼓勵是為了抵制普世價值。一百年來都是這樣，每當改革到攻堅的關鍵時刻，老一套就又回來。接受了船堅炮利，接受了科技，接受了企業管理，包括某些生活方式都可以接受，但是需要向民主自由改革的時候，「國粹派」就出來了，反市場經濟的民粹主義也出來了。
金錢能夠收買人，也能夠腐蝕人，知識分子也不例外。比起1980年代來，許多知識分子的思想是倒退了。從傳統來看，很多中國知識分子似乎都有參政議政的願望，「帝王師」當不成，就當謀士，用時髦的話叫做「智囊」或「思想庫」。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往往為求見用而迎合，還是不能獨立。
中國知識分子最好改變眼睛向上，然後更加獨立地去好好考慮一些問題。
我們要以常識和良知作答：不，那是鹿，不是馬！（網絡圖片）
當前，中國仍需要再啟蒙。有人認為「啟蒙」是某些人高高在上去教育別人。其實不然，「啟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長期思想禁錮的制度下，每個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啟蒙，也可以相互啟蒙。當然，不能諱言「聞道有先後」，先覺者有義務與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
現在畢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會已經思想多元化了，有好多亮點，能夠看到這裡那裡經常出現一些好文章和思想。
問題是怎麼樣把這些亮點連成一片？這就是啟蒙。
現在，是重建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擔當的時候了。
當皇帝光著屁股走到街頭，眾人嘖嘖讚嘆新衣之美，就必須要有一些愚笨而天真的人大聲說出來：其實他什麼都沒穿。當廟堂之上開始公開地指鹿為馬，五毛們忙著從科學的角度、歷史的角度、發展的角度來論證「其實鹿就是馬」，就必須要有一些正直但不識時務的人站出來，走到說謊者面前，以常識和良知作答：不，那是鹿，不是馬！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