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俄容共真相，共產主義不能引入中國。（圖片來源：國父紀念館）
本文以「聯俄容共真相：共產主義不能引入中國」為標題，是想把最重要的事實，最簡明的呈現給大家。1925年，國父孫中山早逝，給國民黨、中國社會乃至世界局勢帶來深遠影響。國父仙逝後，聯俄容共本意更難得彰顯，一個世紀後，中共稱自己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共產黨以為，其打著國父旗號以證明其合法性的陰謀是勝利了，人們沒看懂，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敗了，國父的布局，對歷史的今天有著非同尋常之意義。
孫越宣言開宗明義：共產主義不適中國
「聯俄容共」的開端是《孫文越飛宣言》，簡稱《孫越宣言》，是中華民國國父、中國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與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越飛1923年1月16日在上海見面，商談中俄合作問題後，於1923年1月26日所共同發表之宣言。宣言共四條，分別為：
一、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且以為中國最重要最迫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向孫博士保證，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
二、為明瞭此等地位起見，孫逸仙博士要求越飛君，再度切實聲明，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國對中國通牒中所列舉之原則。越飛君當即重行確認此等原則，並向孫博士切實宣稱：俄國政府準備且願意根據俄國拋棄帝制政府時代對華一切條約及強索權利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條約中，包括關於中東路之各項及協定在內。（關於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七條，曾特別敘述之。）
三、因承認全部中東鐵路問題，只能於適當之中俄會議始克滿解決。故孫逸仙博士以為目前的實際情況，宜於該路之管理上覓一相當辦法，且與越飛君同意現行鐵路管理辦法，只能由中俄兩國政府不加成見，協商暫時改組，但不得損害兩方之真實權利與特殊利益。同時，孫逸仙博士以為此點應與張作霖將軍商洽。
四、越飛君向孫博士切實宣稱：（孫博士對於此層，完全滿意）俄國現政府，決無，亦從無欲在外蒙實施帝國主義政策，或使其脫離中國之意與目的。孫博士因此，以為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緣為中國實際利害與必要計，中國北京現政府庸弱無能，無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後，白俄反對赤俄之陰謀與抵抗行為之發生，而釀成一種較目下尤為嚴重之局面。
以上四條概言之，中俄共同努力促成中華民國於内統一，於外獨立，強調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不適用於中國，蘇俄願意放棄帝政時代對中國一切不平等條約，蘇俄無意讓蘇軍繼續留駐外蒙古進行帝國主義侵略，不允許外蒙古以獨立國名義參與中蘇會談。
國際國内情勢險惡 獲取俄援防制紅禍
如今有不少人將共匪紅禍推罪於孫先生的聯俄容共政策。國父的著作《三民主義》中，對人類歷史、社會演進、各種學説的深刻研究和講解可謂無人能及。時人多畏懼俄患紅禍，向國父諫言不要聯俄容共，他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怎能不如一般常人？
須知時局險惡，當蘇俄屢屢派人與孫中山先生聯絡時，蘇俄的紅軍已侵占外蒙。五四運動前後，共產主義思想又迷惑了很多激進的知識青年。1921年中共成立，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其又有利用軍閥與軍閥合流的傾向。1922年，陳炯明炮轟廣州觀音山總統府，北方的實力派和西南各省的聯省自治派，不少或明或暗的支持陳炯明，甚至有不少國民黨分子也背離國父，變節附逆。1923年，孫中山先生回駕廣州，陳炯明遭到驅逐，但革命處境仍極為艱苦，比如軍人驕橫，反復無常；黨務消沉，個人糾紛多，畏難情緒大；且自民國創建以來，北洋軍閥其分子雖有代謝，但從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馮國璋、徐世昌毀法，到曹錕、吳佩孚之竊位盜國，十幾年連續不絕；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作為戰勝國，卻遭列強壓制，他們不願看到統一之中國……總之，時局之複雜險惡不能一一述及，國民黨不僅需要培養基本武力，更亟需重建黨務，以應危局。
1922年，孫中山、宋慶齡在廣州與總統府衛隊官兵合影。（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在簽署《孫越宣言》時，面對黨內元老的憂慮，國父說：「中華民國就像我的孩子，他現在有淹死的危險。我要設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們在河中被急流沖走。我向英國和美國求救，他們站河岸上嘲笑我。這時候漂來蘇俄這根稻草。因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他。英國和美國在岸上向我大喊，千萬不要那根稻草。但是他們不幫助我。他們只顧自己嘲笑，卻又叫我不要抓蘇俄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總比甚麼都沒有好。」（《孫中山集外集》）
國父基於當時的政治情勢，在深思熟慮後，慎重決定聯俄容共。國父在革命過程中，經常運用的策略是尋求國際上的道義支持，他曾寄望於美國，結援於日本，也有與德、俄交好的戰略。國父聯俄，不是放棄國際外交，而是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促使更多國際援助的到來。
國父聯俄，也屢屢向國際代表說：「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該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的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祖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
矜恤青年導之以正 吸收訓練防患有方
國父孫中山矜恤誤入共黨之青年，不忍看他們成為毒蛇猛獸。（圖片來源：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國父容共，並不允許中共伺機發展組織，只允許他們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服從國民黨。國父看到，其時青年雖傾向馬克思學説，卻對之無深刻研究，不知其與我國國情不合，所以導青年以正，吸收他們，加以訓練，使他們踏上正途。
對容共聯俄，蔣公中正在〈建都南京告全國同胞書〉中說：「先總理允許容納共產黨分子，不外兩層意思：（一）為預防共產黨在中國禍患起見，想以三民主義融化共產主義，與以思想上之感化。（二）對共產分子有願從事國民革命的，給他們一個努力的機會；並不是要他們來篡竊黨權，破壞國民黨，推翻三民主義而宰制中國的。就是總理的聯俄政策，也祇是因為蘇俄當日為『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方纔聯他，並不是要請鮑羅廷來破壞國民革命，做太上政府。聯俄政策永久維持與否，其關鍵不在中國，在乎蘇俄是否能以平等待我為斷。」
馬超俊在〈紀念國父應實踐三民主義〉中說：「國父畢生對人、處事、接物，無時無地不表現其誠與仁……筆者當時因各地青年與工人聞訊譁然，乃向國父陳述中共黨徒在粵滬漢津湘川青島等地煽動工人運動，積極攻擊本黨，實難予以優容。又列寧詭譎多端，亦不可靠。國父當即指示四點意見，兹僅述其關於容共一點。略以：『青年富於理想，對現實大多不滿，易於受人煽惑，誤入歧途。中國青年現多傾向馬克思學説，強謂為社會主義，而對之卻無深刻研究。不知其與我國國情不合，亟應導之以正，吸收他們，加以訓練，使踏上正當途徑，瞭解中國歷史文化和倫理之優點，從而參研西洋政治思潮及制度，則自可服膺本黨主義而成愛國有為的人才。』……國父復謂：『本黨係容許共產黨員的個人個別加入，並非容許共產主義加入。凡加入本黨者，應奉行三民主義，違則受黨紀制裁。總之，我係矜恤誤入共黨之青年，不忍看他們成為毒蛇猛獸。』」
國父慎重決定聯俄容共，不僅有深遠的謀劃，亦有防患的辦法。比如張作霖對孫先生容共曾感疑惑，于右任告其：「中山先生與你同一心理，但異其手段。有人驅逐共產黨，共產黨便想法獨立存在，中山先生把共產黨轉化為國民黨，即共產黨自然不存在。」
事實上，國父在世時，共產黨的權利受到了極大的節制，譚平山就曾抱怨說：「包括在黃埔軍校，雖然有不少共產黨人在裡面擔任職務，但都沒有鞏固的陣地，因為領導權完全掌握在國民黨手中。為了反抗商團，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曾前往韶關希望能夠領到武器，但孫中山甚麼武器也沒有給他們。因為孫中山和國民黨人根本不願武裝將來可能成為國民黨左派，即共產黨人的力量。」
2016年11月11日，中共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週年，黨魁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發表講話。（圖片來源:WANG ZHAO/AFP via Getty Images）
三民主義永遠不變 廣州開講破除迷嵐
中共借「聯俄容共」這個名詞，利用多數人對實際情況的不瞭解，編造了許多謊言。比如《毛澤東選集》中稱「孫中山於1924年1月的廣州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區分了三民主義的兩個歷史時代，新時期革命的三民主義，就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事實上，孫中山先生在國民黨一大的講話中明確强調「我們所主張的三民主義是永遠不變的」。
1924年1月至8月，國民黨一大後，孫中山先生便在廣州國立高等師範學校禮堂舉行了三民主義系統演講，分為民族主義6講，民權主義6講，民生主義4講。孫先生所講三民主義始終是民族、民權、民生之三民主義。
國父在《三民主義》演講及著述中，從人類的民族起源，講到歐洲的物質文明及政治哲學；從中國固有的道德，講到新舊潮流的衝突；從歷史文化的發展，講到神權、君權、民權的演變；從中國古代的民權思想，講到近代歐美的民權事實；從盧梭的民約論，講到太平天國失敗的前車之鑒；從美國革命、法國革命，講到德國俾斯麥的國家社會主義；從馬克思學説，講到三民主義……
聯俄容共的同時，國父系統講解三民主義，便是要從思想認識上讓知識青年對古今承接能夠融會貫通，對各種學説能夠加以辨別，最終理解國父思想，抛棄馬克思邪説，信仰三民主義，實現三民主義。
國父仙逝埋下伏筆 摧邪輔正去偽存真
中共百年來始終舉著國父的招牌，打著國父的旗號，正説明國父及其創建的中華民國才是正統。（圖片來源：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國父全集》中記載，「某君」謁孫中山先生，詢「有某黨假借國民黨名義破壞國民黨，應如何應對」，國父答覆：「某黨不敢公然獨行，乃假冒本黨之名者，足見本黨牌子之老，而能受人信仰。吾等萬勿因彼等冒牌，即懷妒恨。我意惟恐其不假冒，君不見今日市上之老牌子之巨肆乎？假冒愈多，則彼牌子愈響。如此不花錢之宣傳，吾等又何樂而不為？」
國父病情惡化，自知不起時，孔祥熙、宋子文、孫科、汪精衛曾入内請留遺囑，國父答：「我如果留下説話給你們，是於你們有許多危險的。現在好多敵人都在圍困著你們，我死之後，他們更向你們進攻。如果你們強硬對付他們，是危險很大的。我看還是不説的好，好叫你們能夠對付環境容易一點，我要説出，你們便很難對付險惡的環境了。」
作為國父、領袖，當億萬人的命運取決於他的戰略決定時，怎能沒有通盤的謀劃，這通盤的謀劃中，怎能沒有國父不在世以及中共竄政的種種考量？
我以為，國父以正統、道義與至誠處世，便始終處於不破不敗之地位，而聯俄容共政策則預留了一正一反的兩種作用和結果。若為正，即蘇俄與中共能在國父給其的機會中信守承諾，則能化時局之禍為後世之福，成就一大善事；若為反，則國父便為其留下可被利用的空間，他們利用國父，背信棄義，也即鑽入國父的布局中，便始終處於假貨地位，始終需要以謊言為生，惶惶不可終日。
我們有幸處於歷史的今天，國父孫中山歷史上的布局即將顯現。中共百年來始終舉著國父的招牌，打著國父的旗號，正説明國父及其創建的中華民國才是正統。在歷史潮流下，摧邪輔正中，中共偽政權必將被世界摒棄，真正的中華民族也必將被喚醒，回歸正道再現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