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5日，蘇聯第二任最高領導人斯大林死去。（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53年3月5日，蘇聯第二任最高領導人、一生亂倫、殺人如麻的斯大林死去，終年74歲，蘇聯官方宣布其是因為「腦溢血」而死。不過，1955年後，《共青團真理報》從一批秘密檔案中找到了斯大林中毒身亡的證據，而其手下高官貝利亞是最大的嫌疑人。其後，赫魯曉夫在朱可夫元帥的幫助下，將貝利亞逮捕槍決，最終坐上了蘇共總書記的位子。
赫魯曉夫上臺後，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開始全面批判斯大林，並在整個蘇聯掀起「去斯大林化」運動。很多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城市、企業、工廠等都改成其它名字，斯大林的罪行被公開化。據中共內部消息，「蘇聯揭露的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於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暴虐的統治。」
當然，這都是後話。斯大林死後，裝有其遺體的棺木於3月6日起在聯合會大樓的圓柱大廳展出，並在那裡停靈三天。不出意外，被蘇共矇騙的成千上萬的蘇聯人前來哀悼斯大林，不能前來的蘇聯人也以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哀悼之情。
俄羅斯猶太裔詩人、諾貝爾獎獲得者約瑟夫．布羅德斯基(Joseph Brodsky)在1973年寫道：「我懷疑世界歷史上是否還有另一個殺人犯被如此多的人真誠地哀悼，哭泣者的數量可以以人口規模來估算，但眼淚是否真誠就很難說了。二十年前，十三歲的我還是個小學生。我們所有人都被趕到學校禮堂，並被要求跪下。學校黨委書記在台上絞著雙手尖叫道：『哭吧，孩子們，快哭！斯大林去世了！』。然後，她率先哭了起來。台下的我們於是開始抽鼻子，之後一點一點地大哭起來。禮堂內我們在哭，主席團在哭，父母在哭，鄰居在哭，收音機裡播放的都是哀樂。至於我，我沒有哭——當時是恥辱，現在看則是驕傲——儘管我跪著抽泣。」
布羅德斯基不知道的是，中共黨魁毛澤東1976年死去時，近似的一幕也在中國大地出現，而有多少人表面上在哭著，實則內心在慶祝毛的死去呢？
周恩來為斯大林抬棺毛在北京舉行追悼大會
回過頭來繼續說斯大林的葬禮。斯大林死去後，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紛紛趕赴莫斯科參加其葬禮。3月8日，中共派去了以周恩來為團長的代表團，成員包括李富春、張聞天、羅瑞卿、葉季壯、伍修權、郭沫若、劉長勝、蔡暢、廖承志等18人。他們抵達莫斯科當晚就去瞻仰了死後的斯大林遺體，並為其守靈。
順便說一下，代表團中的所謂現代文學家、歷史學家郭沫若曾在1949年斯大林70歲生日時寫過一首非常肉麻的詩歌《我向你高呼萬歲》，詩歌的第一段就是「斯大林大元帥，你全人類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壽辰，我向你高呼萬歲！一個人要活到七十歲，甚至一百歲，本來並不算得是什麼稀罕的事。」因為很長，在此就不贅述，大家可以去看原文，但從中可知道郭沫若是何等諂媚之人。
3月9日，蘇聯為斯大林在莫斯科舉行了國葬，並宣布全國哀悼四天。估計很多中國人沒想到的是，給斯大林抬棺扶靈的除了蘇聯政府高官赫魯曉夫、貝利亞、馬林科夫、伏羅希羅夫、卡岡諾奇夫、布爾加寧、莫洛托夫等人外，居然還有時任中共總理的周恩來。
從網上一段視頻可以看出，在給斯大林抬棺扶靈的人中，戴著皮帽子的周恩來赫然在列。這段視頻應該出自當時由200名蘇聯攝影師拍攝的鏡頭，其後四名蘇聯導演使用這些鏡頭製作了一部85分鐘的電影，名為「偉大的告別」。2019年，烏克蘭導演謝爾蓋．洛茲尼察(Sergei Loznitsa)使用在哀悼期的前四天拍攝的鏡頭，創作了電影《國葬》，它「鮮明而又令人恐懼的清晰展現了人們對斯大林的膜拜。」
可以佐證周恩來確實為斯大林抬棺的另一個證據是，美國解密檔案中彼時駐莫斯科的美國記者瑪莎．格森（Masha Gessen）在參加葬禮後的記述。格森寫道，他們非共產國家代表團並不受歡迎，在他們按照要求出現在圓柱大廳並站了一個多小時後，「以馬林科夫為首的抬棺人，包括周恩來在內，用力將棺材從大廳裡抬了出來。」
格森還寫道，一行人來到了紅場。在馬林科夫、貝利亞和莫洛托夫發表整整一小時的演講後，斯大林的棺材由同一批抬棺人送入列寧墓。與此同時，全國範圍內默哀。隨後當克里姆林宮塔樓的鐘聲敲響時，全國範圍內響起警笛和喇叭，克里姆林宮內則響起了21響禮炮。在抬棺人回到他們的位置後，又奏起了國歌和軍樂，最後以軍機飛躍上空，昭示著葬禮結束。
格森提到，斯大林的葬禮導致莫斯科發生了嚴重踩踏事件。有目擊者回憶說，莫斯科市中心用來阻斷交通的路燈柱和卡車側面沾滿了鮮血，但尚無數字表明有多少人在踩踏事件中喪生。赫魯曉夫後來估計，人群中有109人死亡，但實際死亡人數可能有數千人。俄羅斯人還記得那句話：「他生得血腥，他死得血腥」。
資料顯示，斯大林的遺體在列寧墓中進行防腐處理，1961年被移出，葬在克里姆林宮牆下。
在莫斯科舉行斯大林葬禮的同時，3月9日下午4時54分，中共組織了北京各界60多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追悼大會。據中共官方報導，在天安門的紅牆上，懸掛著巨大的斯大林的遺像，四周環以紅黑色紗帶和松枝，兩側掛著中蘇兩國國旗，國旗頂端縫著黑色飄帶。天安門上，橫立著黑底銀字的巨幛，上面寫著：「斯大林同志永垂不朽」。
追悼會開始後，5時整，全場默哀5分鐘，鳴禮炮28響。此時，北京市各廠礦與火車的汽笛齊鳴，市內正在行進的車馬立即停止活動，全體市民無論在何處也自動肅立誌哀。隨後，毛澤東向斯大林遺像獻了花圈，朱德致悼詞，下午6時30分大會結束。
周恩來與共產國際密切關係
一國總理為他國領導人抬棺，一國上下為他國領導人舉行追悼大會，是不是很奇葩？而且筆者並未找到有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參與抬棺的報導。難不成周恩來是斯大林的孝子？最為奇怪的是，中共官媒從未提及周恩來抬棺之事，在相關文章介紹斯大林葬禮上的抬棺人時，講的都是蘇聯高官。這又是為什麼呢？在掩蓋什麼真相？
在中共黨史上，中共從不諱言自己是在蘇俄的扶植下建立的，如1922年的中共「二大」發表的宣言中就稱「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1928年中共「六大」通過的黨章，又專門寫下一章，規定「中共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換言之，中共在政治上、組織上成為了國際共產專制勢力的一部分。
不僅如此，中共從成立之初，就在經濟上接受共產國際即蘇俄的全面支持、援助和控制，因而需要完全聽命於蘇俄。據蘇聯業已解密的有關史料顯示，至1928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1929年預算，僅僅是特別費一項，就已經有一百萬元。1928年中共莫斯科「六大」以後，直至中共中央受俄命撤入江西「蘇區」為止，僅蘇俄給予中共的日常開支，每年均已達60萬元以上。
斯大林的葬禮導致莫斯科發生了嚴重踩踏事件。有目擊者回憶說，莫斯科市中心用來阻斷交通的路燈柱和卡車側面沾滿了鮮血，但尚無數字表明有多少人在踩踏事件中喪生。赫魯曉夫後來估計，人群中有109人死亡，但實際死亡人數可能有數千人。俄羅斯人還記得那句話：「他生得血腥，他死得血腥」。
不過，在中共黨內，還有一人為蘇俄所器重，並將其訓練成了中共特務組織的創辦人，此人就是周恩來。
在早前的文章中，筆者已專門介紹過周恩來與蘇俄的關係。1917年至1919年在日本求學期間，周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1919年回國。1920年11月，周恩來受人資助前往法國留學。有觀點認為，周恩來留學的費用很可能來自共產國際。
據當年為反共而組建「中國青年黨」的李璜的回憶錄，第三國際從莫斯科派人過來，通過巴黎的光明社引誘外國留學生去研究馬克思主義及國際共產革命。李璜曾親自參加過光明社的活動，發現這是國際共產黨的宣傳機關，他還發現周恩來亦幾次參加活動。
因為周恩來英文較好，可以直接與第三國際代表直接溝通，所以其在社會主義青年團中的地位變得重要起來，而該團還接受第三國際的資助。透過周恩來等人，共產國際代表開始訓練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團員們如何從事鬥爭，即怎樣煽動、糾合群眾，指定目標，從事打鬥、示威，以引起多數學生注意、附和並與其一起鬥爭。
為了檢驗「培訓」成果，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團員們採取了以下幾次行動：攻打巴黎的中國留法學生會館、攻打中國駐法公使館、大鬧里昂學生宿舍、大鬧國慶宴會等。每次行動中，都少不了周恩來的身影。而這乃是中共走向暴力革命、暴力鎮壓的肇使。周恩來的種種舉動表明，他聽從蘇聯的命令更甚於愛中國。
1924年，時年26歲的周恩來從法國途經莫斯科返回，立即便被任命為剛成立的國民黨黃埔軍校政治部教官，一個月後升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軍銜是中將。在國民黨內部毫無功績的周恩來緣何一回國就被任命如此重要職務？
一種說法是周恩來身上揣著一封共產國際執委書記、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亞共產黨書記季米特諾夫的推薦信，收信人是當時蘇聯派到中國協助孫中山訓練軍隊、建立黃埔軍校的鮑羅廷。而這個季米特諾夫曾是共產國際情報局主席，作為中共特務組織創辦人的周恩來，在法國受過什麼樣的訓練大概也可以推出來。
香港《開放》雜誌亦曾刊文披露，有人認真研究過周恩來的早期履歷後認為，周恩來出道時是共產國際的秘密特工，由共產國際派回中國。從周在法國以及回國後即被任命重要職務看，這樣的結論是極有可能的。
另一種說法來自香港作家蔡詠梅。她在《周恩來與張申府和共產國際的隱秘關係》一文中說，根據中共創黨三大元老之一，後來又被中共打入另冊的張申府的回憶，1920年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維經斯基來華策動成立中共，最先找到的是李大釗和張申府，然後經二人介紹再認識陳獨秀。張李二人成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後，張申府第一個拉入夥的是他北大學生張國燾，第二個是他後來的妻子，即周恩來在天律覺悟社的女同志劉清揚，因這層關係張申府夫婦在法國介紹周恩來加入共產黨。後來周恩來當上黃埔軍校教官也是由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的張申府推薦的。
不過，雖然蔡詠梅認為周恩來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是張申府推薦，與季米特洛夫本人無關，但她仍認為這個任命與共產國際存在關聯。她指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鮑羅廷為當時廣州國民政府的太上皇，蘇聯向黃埔軍校提供的經費和武器都由他全權調配。而張申府又是共產國際領導下的共產黨人，他的推薦背後很難沒有共產國際的操縱。
蔡詠梅還認為周恩來初到歐洲時經濟很困難，但加入共產黨後，既沒有打工，也沒有讀書，經濟狀況明顯好轉，過著體面的生活，錢究竟從哪裡來的呢？英籍華裔女作家韓素音寫的周恩來傳記對此給出了答案，那就是一個法國女共產黨員定期送錢給周恩來的共產主義小組，共產國際還出錢給周恩來買體面的衣服，以方便他在社會上活動。英國記者迪克．威爾遜的《周恩來傳》英文版也說，周恩來一位同學指周恩來每月從共產國際獲得2500法郎（中文版將此話刪除）。
此外，周恩來有一年時間與張申府夫婦移居柏林，中國大陸出的書籍和文章一般的解釋是因為德國物價低生活容易。蔡詠梅推斷更可能是緣於更容易與共產國際接觸，因為共產國際西歐局即設在柏林。有意思的是，據中共官方資料，周恩來當時在柏林的工作之一也是幫助中國留學生拿蘇聯簽證，安排他們去蘇聯，而當時周恩來居住的公寓與共產國際情報機關OMS在同一條街上，這難道僅僅是巧合嗎？
更為蹊蹺的是，周恩來後來從歐洲直接回國，沒有繞道去蘇聯受過訓，但他在黃埔軍校後卻能建立起蘇聯式的政治工作制度，並設立一套蘇聯式的意識形態教程。蔡詠梅由此質疑，這是否說明周在柏林期間就接受了共產國際情報局的訓練？後來他從事地下秘密工作和情報工作的經驗是否也是從OMS處得來的？而周能當上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背後的真正操控者應該是共產國際。
眾所周知，莫斯科和共產國際都負有培訓各國共產黨員的任務，這兩家其實是一家，即共產國際是完全聽命於斯大林的，經費也由蘇聯提供，而斯大林之所以有意分開，是為了避免外交上的麻煩。而受過蘇俄培訓並受其賞識的周恩來，在中共黨史上的地位曾高於毛澤東的原因也就不難理解了，因為彼時的中共完全受莫斯科和共產國際的控制和領導。
而周始終遵從蘇俄指示的做法，在中共黨史上也不是什麼秘密。只不過，遵從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命令的結果是，中共在國民黨的圍剿下，被迫逃跑。十萬人的隊伍跑到遵義，只剩下二萬人。而蹊蹺的是，周恩來卻沒有一次承擔罪責，即便在遵義會議上，周還是通過支持毛仍保住了自己的權力，而王明、博古則成為了替罪羊。但從此之後，蘇共和共產國際對於中共在政治、組織人事和軍事上的控制，也漸漸趨弱，毛開始崛起。
之後，在延安，毛利用整風運動消除蘇共影響，進一步確立自己地位，周憑藉自己的旅歐班底等以及見風使舵的本事，雖進行了檢查，但實力仍然保存。周的共產國際背景或許也是毛在中共建政後有所顧忌的因素，而毛對周的背景也應該十分清楚。
2013年11月香港星克爾出版社出版的《徐景賢最後回憶》一書中披露，毛澤東曾對江青、王海容、唐聞生三個女人說過，周恩來對蘇聯怕得不得了，如果蘇聯打進來，周要當蘇聯人的兒皇帝。這恐怕不會是無中生有吧。
那麼，對於共產國際秘密特務的周恩來來說，斯大林正是其主子的主子。為自己的主子抬棺，似乎也沒什麼不妥。至於中共從不提及，大概也是害怕中國人質疑，並就此掀開周恩來和中共的真面目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