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孔運動對孔子家鄉的騷亂和摧殘。（網絡圖片）
1966年年11月，一支由大約200名的紅衛兵組成的長征隊伍從北京被派往山東省曲阜孔子的家鄉。在這裡他們褻瀆和搗毀了大量與孔子有關的歷史墓碑，文物和建築。這就是文化革命的第一次反孔運動。儘管這個事件對全面瞭解整個文化革命有明顯的重要作用，然而研究文革的學者以及專業文獻中多年來對此一直忽略。幾乎所有對文革期間的反孔活動研究都集中在1973～1974年間的批林批孔運動。然而，如果要完全理解整個文革的複雜性，對1966年底及1967年間第一期反孔運動中實實在在發生的事進行瞭解是至關重要的。
為了更好地理解在1966秋和1967年冬發生這場劫難，有必要對1973～1974年反孔運動提供一種按時間順序的陳述。當此運動開始時，中國已陷入全面動亂。在1966年八月和九月，受到毛及中央文革組的鼓勵和響應「破四舊」及「造反有理」的號召，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忙於任意毀掉任何他們認為與四舊有關的一切東西。離北京成百上千里路遠的孔子家鄉曲阜似乎也是在劫難逃。砸三孔（孔廟、孔府和孔林）在1966年8月開始拉開了序幕。當時有些曲阜當地的學生自發地響應全國範圍內的破四舊運動並試圖毀掉他們家鄉的孔子遺蹟。然而，他們的努力遇到了當地政府和居民的抵制。當地紅衛兵外出北京和濟南尋求國務院和省政府的支持但未能如願。
對曲阜三孔的全面衝擊要追溯到1966年的11月7日，當時大約200名來自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戰鬥隊」的大學生紅衛兵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集合並宣誓要搗毀「孔家店」。在集會上譚厚蘭（北京紅衛兵五位主要領導人之一），表示「孔家店」及其他一些東西都是「吃人的閻王殿」，「封建主義的象徵」、「四舊勢力的代表力量」、「地主和資產階級反革命復辟的支柱」、「毛澤東思想的死對頭」，以及「把毛澤東思想樹為絕對權威的大障礙」。因此，他們將前往孔家店——「反動勢力的老巢」去鬧革命。在11月9日，這些北京學生到達孔子家鄉曲阜。在11月10日他們出版了第一期《討孔戰報》，其標題是：「搗毀孔家店，徹底鬧革命，為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而戰」。在同一刊物上，他們的檄文是「火燒孔家店——討孔宣言」。此文章除了重申了一些陳辭濫調外，還開始批判一些孔子學說和儒教理念，如「畏天知命」、「反動的禮教」，以及「服服帖帖甘受奴役」，他們譴責「孔家店」是「大黑店」，等等。他們還攻擊孔子輕視婦女、瞧不起體力勞動和勞動人民。他們進一步抨擊孔子的「中庸之道」，批判他提倡的「仁愛」以及他認為的「學而優則仕」的思想。他們也試圖證明孔子思想是所有邪惡之源。
11月10日，一些北京紅衛兵試圖進入孔府，向當地保護孔府的地方幹部挑戰，並尋找隱藏在孔府內的「犯罪證據」。紅衛兵的企圖最初被當地官員以需要保護重要文化遺物為理由阻止了。然而，通過「激烈的鬥爭」，紅衛兵們最後設法進入了大院，並看到了許多孔府內的東西。在這許多「犯罪證據」中，紅衛兵找到了國民黨黨旗，蔣介石的圖像和他的訓導詞、舊通貨幣、舊的封建書籍和圖畫、甚至「特務工具」……
11月11日，北京紅衛兵著手排除毀滅曲阜孔家歷史遺蹟的技術障礙，即：國務院1961年的決定，該決定中指明了孔廟、孔府和孔林為受政府保護的文化遺產。紅衛兵們先是向國務院寫了一封抗議信，信中他們要求政府取消「國家重點文化保護單位」，如孔廟、孔府和孔林。他們譴責國務院保護「牛鬼蛇神」和孔子，要求國務院馬上滿足他們的要求，並「支援他們的革命行動」。這種「革命行為」包括在孔府內自由書寫毛的語錄，掛毛的像以及隨意破壞孔府內的「反革命贓物」。
11月15日，也就是他們發出抗議信後的第四天，紅衛兵們又改變了戰術：從「文鬥」——寫信發展到了「武鬥」——施加暴力。那天，來自北京的紅衛兵、曲阜師範學院和國內其他地方的紅衛兵，以及許多當地居民在孔府前舉行了一場要「徹底打倒孔子」的誓師大會。他們譴責政府官員利用石匾上刻「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來保護「牛鬼蛇神」。集會完畢後，氣憤和激動的人群衝向孔府前的碑匾，大喊「砸了它」，重1000斤的匾馬上被紅衛兵拖倒，然後用鎚子砸了個粉碎。他們然後去找周公廟，把其石匾同樣砸了。有些紅衛兵甚至進入孔廟，他們損壞和毀掉了更多的物品。搗毀行為持續6到7個小時後，紅衛兵又進入孔林，他門毀掉保護匾及兩隻石獅。這天結束時他們還毀掉了至聖林牌樓。搬掉這些官方的保護匾併為下一輪暴力埋下了伏筆。
11月20日，在曲阜的北京紅衛兵向全國發出通電，電文中提出了「徹底打倒『孔家店』，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的十點建議」。這封電報除了重複了一些舊的反孔言辭外，還宣布在11月底，紅衛兵將舉行群眾大會，「徹底打倒孔家店、破四舊」，把「反動學術權威」與一座孔子泥像一起遊街示眾，或燒孔像，刨平孔墳，搗毀各種神廟內的偶像。為了造成一個全國範圍內的大型的反孔運動他們還發了致全國公開電進一步要求各地宣傳部門宣傳他們的資訊。此電報甚至鼓勵紅衛兵和全國各地「革命的教師和學生」參加步行的大串連，參加工農兵的討孔活動。最後，電報提議建立全國聯絡委員會「團結國內所有討孔革命組織」。
從11月28日到11月29日，數十萬以上的紅衛兵、工人和農民在曲阜師範學院的廣場上舉行了一個持續兩天的集會，誓要「徹底搗毀孔家店」。許多人一大早開始出發，一些來自鄰近地區的紅衛兵甚至走了一通宵來到集會點。早上六點時，紅衛兵和農民開始在集合處彙集在一起，「來自各個方面的紅色像融化了的鐵一樣」，人們揮動著造反旗幟，手拿毛的語錄，把曲阜師範學院變成了一片「紅色的海洋」。
在集會期間，他們一個接一個發言來批判所謂的「反動人物」，他們先批判孔子，再批判1962年孔子討論會的參與者。每次集會後，與會人員就接著去破壞孔家遺蹟和文物。他們配備了各種破壞工具，行動時像一股「大的紅色波浪」。他們哄湧而入進孔廟、孔府和孔林。在去這些地方的路上，他們讓縣、區、省和學校官員站在卡車上或站在孔子泥雕旁邊「陪鬥」。
他們一到達孔林就不斷焚燒孔子雕塑、剷平墳墓、挖出棺木、掘出屍體和取出棺木中的金銀，並粉碎墓碑等等。在11月29日，參與者向毛澤東發了一份公開電宣誓要效忠毛，批判孔子和儒家思想，並告知了毛他們對孔府遺蹟的破壞戰果。
儘管大多數的孔府遺蹟在11月28至29日已受到嚴重損壞或摧毀，但進一步的破壞行為還在持續著。事實上，1967年2月發表的來自「討孔戰報」中的「緊急通告」就表明了曲阜的公民還在孔林內肆意公開挖掘墳墓及陪葬的珠寶以及隨意挖孔林中的樹木。
根據此通告，有1000棵以上的松樹從孔林中被挖出來。有一家曲阜銀行購買了價值十一萬一仟元人民幣的黃金。這些賣主所賣的黃金就是從孔墓中獲得的「戰利品」。一些掠奪者甚至建議「分掉整個孔林」，而盜墓人還吹噓「一晚一拖拉機」，其意思是：一個晚上掠奪的物品價值一輛拖拉機的價值。這在六十年代意味著一筆天文數字的錢。掠奪者之間甚至經常爆發暴力衝突，這種掠奪行為也波及到曲阜的其他地方。
伴隨著對孔府遺蹟物質上的摧毀的是對孔子理論上的批判和討伐。此種批判來自這次運動的官方喉舌——《討孔戰報》，這是第一份也許也是唯一一份以反孔為辦報宗旨的唯一的報紙。這份由「徹底搗毀孔家店建立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革命造反聯絡站」主辦的紅衛兵報設在曲阜師範學院。此站由賦有同一使命的七個紅衛兵組織構成。
這份報紙從創刊到在1967年3月前一直在全國範圍內免費贈送。它的重要作用是把反孔活動的資訊傳播到全國各地，它還為其他地方起了示範作用。
在1966年11月底砸「三孔」後，此份報紙繼續批孔。它在理論上探討儒家學說並由曲阜地區農民和工人對「孔子的批判」，「揭露孔府內罪惡」，詆毀「1962年的孔子討論會」。它也譴責劉少奇對孔子思想的認可以及所謂的山東黨內的走資派。此報也報導了1967年初在曲阜舉行的「孔子罪惡展覽館」。「討孔戰報」成為了此項運動的喉舌。1967年8月底官方停止了它的發行。當時編輯們引用的停刊理由是：「它成功地完成了它的使命，現在學生需要重返學校參加革命」。
應當注意到在這同一時期毀掉孔子石碑的行為不只是侷限在曲阜。在上面提到的「徹底摧毀孔家店的十項建議中」，來自北京的紅衛兵號召全國人民參加批孔，並形成了全國性的反孔運動。這些建議通過在全國發行的「反孔宣言」到達了全國各個角落。
他們的建議隨同他們大量毀掉孔子石碑的行為，激起了全國瘋狂毀壞孔子遺蹟的熱潮。在南京，紅衛兵把「文廟街」改成「人民街」。《紐約時報》有一篇名為「25個世紀後紅衛兵們辱罵的孔子」上這麼寫道：紅衛兵最近幾週在廣東附近內陸城市的街上衝刺，拖拉著大師（孔子）畫像，畫像上標有「我是牛鬼蛇神」……。遊客們報告說：紅衛兵作為文化革命的急先鋒，一直在謾罵和焚燒孔子作品，他們說這些是封建思想頭號罪犯。甚至在甘肅東北省蘭州這一遙遠的城市也發生了此類事。在那裡，孔子氏族一整套少有的幾本家譜，共含有108卷，被蘭州一以大學為基地的紅衛兵組織燒掉了。
反孔運動後果簡直無法描述。只在曲阜，大約6000件文化遺物被毀掉；大約2700卷古代書籍、900件以上的書法和圖畫珍品，以及大約1000塊來自各個朝代的石碑均被燒的燒、砸的砸了。在這些毀掉的物品中，有70件被劃為國家最具價值的受保護的文化遺物，有1000本以上被毀的書籍為「孤本」。孔子出生地，這一具有中國集體文化遺產的出生地，遭受了毀滅性的和永久性的破壞。這些文化遺產曾在秦始皇手中倖存下來；也曾在毀滅性的太平天國運動中倖存了下來；又在民國初年軍閥混戰中倖存了下來；還在日本侵略者手中倖存了下來；但是它在文化革命的蹂躪中沒有倖存下來。曲阜再也不會是原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