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鳳英死了,劉萬泉又叫了個醫生來給屍體開膛剖肚,尋找國民黨留給特務用的發報機和照相機。(網絡圖片)
一代黃梅戲天后七仙女嚴鳳英在文革時熬不住自殺死了,劉萬泉又叫了個醫生來給屍體開膛剖肚,尋找國民黨留給特務用的發報機和照相機。醫生當眾將嚴鳳英的衣服剝去,用小斧頭從嚥下砍起……慘不忍睹,世間怎有這樣的畜生?
一代黃梅戲天后嚴鳳英在文革初期理所當然的被打成「三名三高」、「黑線人物」,慘遭迫害,也是捱過了文革最初的急風暴雨,但到軍代表進駐,清理階級隊伍時終於過不去了,遂於1968年4月8日服安眠藥自殺,年僅38歲。
其實,嚴鳳英在被發現服藥自殺時人還並沒有死,如果及時搶救的話也許還有一線生機。但在將死未死之際,軍代表劉萬泉毫無抓緊時間送醫院救人的心思,而是抓緊時間對她進行了最後的現場批鬥,逼迫早已不能說話的嚴鳳英交代罪行。
及至人死了,劉又叫了個醫生來給屍體開膛剖肚,尋找國民黨留給特務用的發報機和照相機。
劉及劇團的領導們說:嚴鳳英之死還有不少問題,有人揭發她是國民黨特務,是奉了上級命令才自殺的,所以要剖開肚皮,檢查她肚皮裡的特務工具。
那個醫生最初也是抗拒的,他說他只會給病人開刀治病,開膛剖肚?我沒學過,那是法醫的事。劉萬泉張口就罵:你什麼東西!老子又沒有叫你給她看病,不就是叫你找她肚裡的發報機嗎?你怎麼這點革命立場也沒有?開刀、開膛不都是開嗎?你到底是開還是不開?
於是,這個醫生害怕了,找來一把醫用的小斧頭,開始當眾剖屍。
紅梅劇團當時有四個人在現場監視著這個全過程:一個「屁派」的造反派男頭頭與一個「積(好)派」的女造反派頭頭分站兩邊,上方站著革命幹部,下方站著軍代表劉萬泉。
醫生當眾將嚴鳳英的衣服剝去,用小斧頭從嚥下砍起,左一斧右一斧地一根肋骨一根肋骨的砍,將內臟拉出來。在胸部沒有找到發報機,繼續再往腹部找,掀開肚皮,腸子也翻過來,結果只找到了一百多片安眠藥,其他什麼也沒有。
即便如此,革命到底的軍代表劉萬泉仍然不死心,下令繼續「深挖」。
當最後一斧劈開了嚴鳳英的恥骨,膀胱破裂了,尿噴了出來。劉這才罷手了。
劉萬泉望著嚴鳳英支碎的屍體,悻悻的說:「嚴鳳英,我沒看過你的戲,也沒看過你的電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你說他在這樣的時刻怎麼會說出這樣的話?奇怪吧?太奇怪了!
其實,他的潛臺詞是:我沒看過你的戲,但我看到了你的裸體!什麼七仙女,不也是有屎有尿的嗎!
劉萬泉與嚴鳳英往日無仇,近日無怨,但是他早知她的芳名,內心艷慕無比,巴不得有親近甚至親澤的機會,但像他這樣的一個大兵怎麼會有這樣的機會呢?於是就不平。這種陰暗的心理折磨了他不少年,他的人性就扭曲了,在文革中恰恰得到了發展、暴露的機會。
筆者一向認為文革不完全是那些「幼稚」、「純真」、「真誠」地跟偉大領袖幹革命的青少年的大舞臺,而是各色人眾都在各演各的戲,什麼階段演什麼戲。所謂「幼稚」的人也許一開始也是「幼稚」的,但這些「幼稚」的人也是喝「狼奶」長大的,他們在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時就已經被種植了獸性的基因,他們自己以為自己是在演真誠革命的戲,其實他們從一開始起人性就已經扭曲了,演著演著「人性」就越發扭曲了;瘋狂的人在演瘋狂的戲,演著演著瘋狂必然走向殘暴,殘暴必然走向極致。
至今還有人說文革是大民主的交響樂,真不知何從談起。
文革是人性扭曲者表演扭曲人性的大舞臺,是變態人在演變態的戲,是劊子手在演劊子手的戲。
文革結束後,安徽省文化局的一個調查組找到了劉萬泉,劉供認不諱,理直氣壯地回答道:
「文革就是要打倒三名三高、反動學術權威,這又不是我發明的。在安徽,不打嚴鳳英打誰呀?我只是奉命行事。」
「奉命行事」也不假,但具體執行也是千差萬異的,畢竟誰也沒有下過砍「尿泡」的命令啊!
「砍尿泡」這在文革中也許是唯一的,下這個命令的是「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的紅旗掛兩邊」(《智取威虎山》中楊子榮的唱詞)的軍代表劉萬泉,受者是唱「樹上的鳥兒成雙對,綠水青山把家還」的黃梅戲天后。
從這個意義上講,嚴鳳英或許就是文革遭遇中最慘的;劉萬泉就是文革打手最為凶殘的。
文革中,一些軍代表,一些專案組,往往就由這樣一些「衣冠禽獸」佔著。當然也不能「打擊一大片」,即使是專案組的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原本也不是衣冠禽獸,只是當了這個軍代表,進了這個專案組,這個絕大多數人中的少數人就慢慢的慢慢的變成衣冠禽獸了。因為有政治大氣候管著,這少數的「衣冠禽獸」生逢其時,如魚得水,小狗掉在糞缸裡,文革成了他們為所欲為,發泄獸性的「狂歡節」。具體到每一個單位上,每一個專案組,每一個造反派組織,這些「衣冠禽獸」雖然少,然而起主導的作用卻只能是他們。
在極權統治下,往往是最壞者當政。用更大的錯誤去掩蓋先前的錯誤,用更大的罪惡去保護先前的罪惡。——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
雖然有絕大多數人,天良未滅,良心猶在,不做壞事,或少做壞事,但這些人總是為主流文革所不容,逐漸被淘汰出局,或也淪為新的革命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