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陸殘酷土改中,一對地主夫婦被驅趕入挖好的土坑,之後被活埋。(圖片來源:公用領域)
【看中國2021年9月19日訊】地主是為共產主義理想付諸於中國社會的第一批殉難者。現在,反右,大躍進,反右傾,更不待說文革,回憶與評說這些運動的文字,已堆積如山,浩如煙海。可是,整個地主階級,涉及到三千多萬人的命運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卻罕見有文字記載,至於學術上的研討,可以說更是一個空白了。丁弘教授在死神向他逼近的時刻,強忍病痛,為地主正名留下了鑿鑿篇章。
2013年7月,即在去世前半年,他寫出了"‘江河常照經霜月’——漫談中國農村地主經濟的命運"一文。去世前兩個半月又寫出了"中國農民的‘夢’怎麼說——關於地主經濟的思考"一文。這是他生命發出的最後光華。丁弘在文中指出:地主,作為一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敵人,是"一個偽命題"。消滅地主,實行共產,造成"生靈塗炭,生產力受到嚴重的破壞"。為地主經濟正名,"是歷史演進中的一個重大課題","是一個道德淪喪和道德回歸的過程"。
地主——為共產主義理想付諸於中國社會的第一批殉難者。
中國的地主有多少?中/共1948年根據毛澤東指示,規定:"將土改中的打擊面規定在新解放區農民總戶數的百分之八、農民總人口的百分之十。"按此比例計算,土改中要打擊三千多萬個階級敵人。後來中共把打擊面縮小到百分之三(不包括富農)。以當年三億農民參加土改計算,至少也要鬥爭出九百萬個地主分子來。如果加上老解放區的地主分子,再加上新老解放區的富農分子(除去已被處決、批鬥與逼迫致死的200餘萬地主分子),全國的地富分子至少有三千萬。(見土行孫《土地改革與社會大監獄的形成》,《爭鳴》2011年第12期)
消滅地主階級是中共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就打出的旗幟——所謂"打土豪,分田地"。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所謂"反帝反封建"。地主,作為封建勢力的社會基礎,作為農村的剝削階級,消滅這個階級,其正義性誰會提出質疑呢!因此,自暴力土改以來的半個多世紀中,整個中國沉默無語。歷史的這一頁似乎就這樣翻過去了。
毛澤東獨裁統治的二十七年中,許多中國人認為,毛在1957年之前是正確的,1957年之後才開始犯錯誤了:"反右"啊,"大躍進"啊,等等。對以消滅私有制為主攻方向的"三大改造",許多人不認為是錯誤的。至於以消滅地主階級為目標的土改,其正當性更不容置疑了。
現在,反右,大躍進,反右傾,更不待說文革,回憶與評說這些運動的文字,已堆積如山,浩如煙海。可是,整個地主階級,涉及到三千多萬人的命運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卻罕見有文字記載,至於學術上的研討,可以說更是一個空白了。
直至半個世紀之後的新世紀頭十年,才有一些學者涉及這一領域的研究。如楊奎松在2009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中就對中共建國前後的土改進行細緻的歷史敘述。高王凌在2005年出版的《租佃關係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對地主和農民的租佃關係進行了探討,認為農民並非完全處於被動的剝削地位。王宏任在2010年發表的《地主——一百年難盡的話題》,對地主和土改進行回顧和評價,等等。
此外,反映地主真實形象的文藝作品亦紛紛問世。如陳忠實的《白鹿原》,周同賓的《土地夢》,史鐵生的《記憶與印象》,莫言的《生死疲勞》,嚴歌苓的《第九個寡婦》,笑蜀的《劉文彩真相》。這些作品把被妖魔化了的地主形象(如黃世仁,南霸天,劉文彩,周扒皮等)修復過來。
丁弘,在死神向他逼近的時刻,強忍病痛,為地主正名留下了鑿鑿篇章。2013年7月,即在去世前半年,他寫出了"‘江河常照經霜月’——漫談中國農村地主經濟的命運"一文。該年11月,即去世前兩個半月又寫出了"中國農民的‘夢’怎麼說——關於地主經濟的思考"一文。這是他生命發出的最後光華。
丁弘說,地主,作為一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敵人,是"一個偽命題"(《中國地主經濟問題》,4頁)為什麼是一個"偽命題"呢?
第一,地主與佃農的關係是租賃關係。"農民和地主的關係,是在私有制基礎上自由結合的租賃關係、合同關係、契約關係,而不是什麼強制性的封建關係。""這種租賃關係有相對的合理性。"(《地主經濟》,15頁)"觸及問題的實質,要看租賃關係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的。""農民提供勞動力,地主提供生產資料(土地),這樣,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結合,形成生產力。分配一般是對半分成。""租賃關係雙方的相處一般是可以的,地主和佃戶甚至有時親如兄弟,感情相依。"(《地主經濟》,5頁)
為了說明地主和佃農不是一種對立關係,孫大午(河北省農牧集團董事長)對貧農和地主的關係作了調查。其中,86歲高齡的瀋莊汪氏回憶說:"我們一家都給汪家地主幹過活,人家對我們都很好。長工們吃餅子和白菜,東家吃的不一定有我們好。後來鬥地主,讓我男人上臺訴苦。我男人說了實話,被轟下臺。種人家的地,為什麼不准人家收租?現在你不交公糧行嗎?"鬥地主"先是把人家綁在板凳上灌水,往死裡打,不給飯吃,後來又用鐮刀割了耳朵,最後把人折磨死了。不當這樣幹,分了人家的家產,人家又沒有害過人……"(《地主經濟》,8頁)
地主與佃農之間租賃關係的合理性以及兩者之間合作的平和狀態,否定了地主是一個與農民相對立的剝削階級。當然,丁弘也注意到,"欺壓佃農的地主肯定也是有的。"(《地主經濟》,5頁)
第二,地主作為封建勢力,當作革命對象,這是"張冠李戴了"。"地主和農民之間並不是農村的主要矛盾所在。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什麼?實際上是毛澤東所說的‘百代都行秦政制’,即‘封官、建制、牧民’的專制體制。""建國後的任務應該是解決‘主權在民’的問題,解決專制體制所形成的封建意識、官本意識和等級觀念等上層建築問題。""現在,把地主階級當做替罪羊,認為打倒了地主就是打倒了封建制。這是張冠李戴了。"結果是,"地主階級被消滅了,而專制體制加強了。"(《地主經濟》,15-16頁)這是對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陷入嚴重錯誤的深度總結。
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開頭便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還說:"革命黨是群眾的嚮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不是別人,恰恰是毛澤東,認友為敵,領錯了革命的路,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
第三,那麼,怎麼看待農村的貧富差別呢?地主和富農如果不是剝削那麼是什麼原因成為農村富裕的一族呢?丁弘指出,農村存在富裕一族乃"天道酬勤"。他說:"一個村子裡,貧富的狀況是不斷洗牌的。富余農民的原始積累,無不是依靠勤儉過日子。天上不會掉下餡餅。"(《地主經濟》,15頁)
他還引述了一個材料:"始於秦漢,私有土地都是可以買賣的,有人家殷實一方,可能五世而斬。有的人家本無寸地,經三代披星戴月而廣有阡陌。可能三個兄弟,各自接過祖上一份相等的田產。老大好抽,產業化為鴉片的青煙;老二好嫖,財產換作飄飄然的神仙;老三還勤奮耕作,足以讓靈牌上的列祖綻放出燦爛的笑顏……"丁弘因此說:"這種演變是很正常的,並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果,是天道呀。"所謂"天道",就是獎勤罰懶,優勝劣汰。"這種‘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演變,在各地方志和民間傳說裡比比皆是。它鮮明地體現出一種激勵文化"(《地主經濟》,11頁)。
消滅地主,實行共產,產生什麼結果呢?消滅地主,"生靈塗炭,生產力受到嚴重的破壞"(《地主經濟》,12頁)。消滅地主之後,接著掀起合作化和公社化運動,剝奪了農民的土地,"耕者有其田"的承諾付之一炬,農民淪為農奴,喪失了勞動和人身自由,長期不得溫飽,還一度陷入了大飢荒的災難。丁弘說:"人民公社給億萬農民帶來的災難不堪回首,罄竹難書!"(《地主經濟》,32頁)
李洪林的一份材料,很典型,很能說明這個問題。李洪林說:"1961年我被下放到河北新城縣高碑店一個生產大隊當隊長。當時我們工作組搞了一個調查,調查農村歷年來的糧食產量,結果有一個驚人的發現:單干的時候糧食產量最高,合作化不如單干,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公社不如高級社。糧食歷年遞減,這是非常驚人的調查結果,對我來說震動太大了,動搖的不光是公社化的問題,而是牽涉到社會主義理論和制度。"(《地主經濟》,31頁)
新華社記者馮東書等四位跑遍了陝甘寧農村進行調查,不斷寫內參呈報中央,後結集出版《告別飢餓》一書。"基本情況說明,建國三十年,農業生產還沒有達到建國前的水平,甚至出現了‘人相食’的局面。"(《地主經濟》,32頁)以上兩項調查,證明了共產主義在中國農村實驗的失敗。
李洪林還說:"下放種地對我是一種懲罰,但卻讓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到中國農村的最底層。"小時候我家住在農村,那時農村生活也很苦,但是還沒有苦到這個程度,農民還是有吃的,可以自己種地,自己支配。"這一次我到農村去,真正是開了眼界:這哪裡是農民啊,根本就是農奴,除了鋤頭、鐮刀這些小農具以外,他們已經失去一切生產資料,包括人身自由。""他們不能脫離這塊土地。……農民連討飯的自由都被剝奪了。我才知道人民公社到了這個程度!"(《地主經濟》,31頁)
丁弘補充說,我曾下放農村八年。我想補充一點:"中國農民被公社化以後,勞動成果被剝奪的程度,遠遠超過土改前佃農被地主剝削的程度。此前,租賃關係對半分成是基數,還是有‘譜’的。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即所有制屬於生產隊、大隊和公社),對生產隊的資源和勞動力都可以調撥,用行政手段控制農業經營,這就沒有‘譜’了。……所以六十年代人為造成的飢饉,只有靜靜地等著餓死的份兒了。""農民的苦難深重啊!"(《地主經濟》,31-32頁)
丁弘對地主階級有如此評說:"中國的地主階級,已經在歷史上消失了。""已經消失的地主階級,它是漫長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一個亮點"。"在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他們是一個村子裡勞動力的組織者和主要的投資力量;在文化的傳承上,它更是起著主導的作用"(《地主經濟》,12頁)。
展望未來,丁弘深情地期望:"中國歷史進程還不知道會怎樣發展,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的中國人肯定會更客觀、更聰明起來。他們會樹立起科學的歷史觀,對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現象也肯定會有明晰的評說。"(《地主經濟》,33頁)
丁弘明白,他為地主經濟正名,"是歷史演進中的一個重大課題","是一個道德淪喪和道德回歸的過程"(《地主經濟》,20頁)。後人肯定會繼續研討這一問題。因此,他又引述胡平《話說地主階級》最後發出的感慨:"什麼時候,撕開那片如霧的沉默,這片廢墟上也會飛來一頭思想的大鳥,銜來一個對地主制經濟和地主恰如其分的解說呢?"(《地主經濟》,12-13頁)
對地主經濟的評說,最後以謝韜的詩句作為結語:
千秋功罪千秋說,
啞口無聲卻有聲。
江河常照經霜月,
滄海難洗血淚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