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夏天，挨著柏林牆的一處東德樓房上，一個六歲的男孩跳了下來。
30年前的11月9日，柏林牆開始倒塌。
象徵冷戰的柏林牆始建於1961年8月13日，其阻止了東德和西德的人員的自由往來，柏林牆是德國分裂的象徵，成為了分割東西歐的重要標誌性建築。
但在那些年裡，東德人以及波蘭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用各種方式去「穿牆」，辦假證、挖地道、自製熱氣球飛越、改裝汽車發動機藏身偷渡；以及視死如歸駕汽車撞牆……
雖然不斷有比電影更為觸動的逃亡故事，但對失敗者冰冷無情的懲罰更讓人絕望。
所以，當東德領導人在民眾抗議的壓力下，決定放鬆去往西德的出入境手續時，人們蜂擁而至，加上一些「偶然」因素，柏林牆被打開了。
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表示，他當時下令駐紮在東德的近40萬蘇聯部隊不採取任何行動。
柏林牆倒塌不到一年後，兩德統一，歐洲的冷戰和平結束……
城市中心的鐵幕
1961年8月13日，東德政府開始修建柏林牆。
它全長169.5公里，延伸在整個東西德邊界：平均高4.2米，厚50厘米，封死了192條街道，外圍是一道3.5米高的通電鐵絲網，在鐵絲網與柏林牆之間50米～100米寬的著名的「無人地帶」，則是拆除了大量原來的建築留出來的。
1961年8月13日，東德政府開始修建柏林牆。
253個瞭望塔、136個碉堡、270個警犬樁、108公里長的防汽車和坦克的壕溝、帶有報警裝置的電網以及隨時會發出死亡召喚的機關槍，保證了這堵牆將實現時任東德最高領導人瓦爾特･烏布里希的宏願：在1949～1962年，250萬東德人逃往西德，而在1962年～1989年，這個數字下降到了5000餘人。
每當夜幕降臨，東德人民就會通過電視機瞭解到資本主義世界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美國《新聞週刊》的記者邁克爾･梅耶（Michael Meyer）卻對此評論說，「那時候，1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彷彿一個大監獄。」
隔著柏林牆，讓祖父母看看孫輩。
梅耶是在1988年春天被派往歐洲的，在他之前，他的多位同事拒絕了這一任命：沒有人認為那堵堅固無比的牆會出現什麼裂縫、製造出激動人心的新聞來。
雖然不斷有比電影更為精彩的逃亡故事，但對失敗者冰冷無情的懲罰更讓人絕望。
1962年8月17日，東德青年彼得･費希特在逃跑時被邊防軍擊中身亡，年僅18歲，他是倒在牆下的第15人。
1961年8月，東德士兵漢斯･康拉德･舒曼，在執勤時突然轉身大步越過鐵絲網，周圍的人還沒來得及反應。
隨後東德就加強了對翻牆者的懲罰。
舒曼後來回憶說：「在邊境執勤時我看到過，一個到東柏林探望祖母的小女孩，是如何被邊境士兵阻止的，她再也回不到西柏林和父母團聚，即便父母近在咫尺，就在鐵絲網的另一邊。」
柏林牆博物館內展示了大量逃亡成功者「喜劇」般的創意：37個半專業人士用6個月時間挖出的5號隧道；兩個家庭費時兩年手工製成的熱氣球；用摩托馬達改製的潛水艇；沿著高壓電線甩入西柏林的繩索；化妝成蘇聯軍官；改裝汽車發動機留出的藏身之所；以及視死如歸駕汽車撞牆者用混凝土死死封住的車門……
1971年9月，伯納德･希沃特在逃出查理檢查站約一公里時被擊中，隨後被東德邊防軍拖了回去。
1979年9月16日，兩家人乘上自製的熱氣球一起逃離東柏林。
他們沒有任何工程知識，所有的熱氣球製作技能都是從書上速成，並為此實驗了多種製作材料。當他們快飛到邊境時，曾被警戒的探照燈發現。他們被迫上升到2600米的高度，28分鐘後成功降落在西柏林境內。
這名東德的士兵已經接到了命令不能放任何人通過邊境，但當這個小孩向他乞求時，他還是拉開了一個口子。就在那個瞬間，他被上級軍官發現，並立刻被調到了別處。
1961年夏天，挨著柏林牆的一處東德樓房上，一個六歲的男孩跳了下來，下面是西德士兵舉著的床單。
他的父親有著嚴重的脊椎勞損，但還是說，「我會跳下去的！」不過，從8月到10月，還是有四個人因為沒落到床單上而受了重傷死去。
還有那些終日在「無人地帶」附近遊蕩的年輕的「人渣」和「廢物」們，雖然身體從未遠離，但在壓抑的空氣中，他們將青春交付給了時裝和搖滾樂，似乎越是這樣「浪費生命」，他們便越對得起自己的生命。
還有不少人表現出了對裸泳強烈的愛好，當政治局想開展精神淨化運動將其清除時，卻發現很多黨員、警察和士兵都是裸泳的擁護者，他們似乎明白如果連這也禁止，便真的要出事了，於是反而鼓勵起來，但嚴禁成立裸泳組織，所以兩個裸泳者經常湊到一起講笑話：「我們算不算是非法集會？」
在這些笑話之外，在5043個越牆成功者背後，是270名到780名（不同機構統計有出入）失敗者被打死，約6萬人被指控為「企圖叛逃」而遭到平均為期16個月的監禁。
1962年1月，東德警察在東柏林查獲了一條通往西柏林的地道。因為柏林牆下有加深的混凝土地基，所以，有些地道要深入地下12米才能繞過這些地基。
1962年4月18日，克勞斯･布魯斯克駕著一輛大卡車試圖衝過柏林牆時，被東德邊防軍擊斃。
在柏林牆建立的第一年內，總共有14輛重卡車曾試圖與這堵牆「搏鬥」。
一個東柏林市民正在嘗試把自己藏入西柏林人的汽車內。
為了將阻隔在東德的親屬接走，許多人都想到了將汽車的發動機改裝騰出空間後將人藏入其中的方法。由於身體需要極度扭曲，在出逃之前，他們需要反覆訓練，在成功後，也要由自己緩緩地將身體恢復正常形狀，別人不能隨便幫忙。
1963年5月，這位駕車的澳大利亞籍男子是在西柏林發現這輛車的：它竟然比查理檢查站的欄杆矮！
他租了這輛車去了東柏林，然後載著未婚妻和岳母，加足馬力從欄杆下衝了回來。不久之後，一個阿根廷男人在看見這輛車時，也有了同樣的主意，當他也帶著女朋友經過時，東德守衛疑惑地問，「這輛車是不是來過東德？」阿根廷人不知道前面的故事，東德守衛也不敢想像有人會大膽到故伎重演。於是，逃亡又成功了。幾個月後，兩對情侶舉行了婚禮，得知消息的東德人又在欄杆下又加裝了垂直的鐵條。
柏林牆在這個城市無處不在，即使在那些看不到它的地方，它也支配著人們的生活和思維，就像太陽從東邊升起西邊落下一樣。除了西德少部分浪漫主義者外，對大多數人來說，沒有柏林牆的柏林是難以想像的。
1986年8月7日，68歲的美國公民約翰･羅寧斯先在柏林牆上走了約500米，然後砸下了一塊牆磚。
「我是一個木匠，那是我養家餬口的技能，但我也是一個哲學家。我想告訴所有柏林人，他們都可以給這道牆施加政治影響。」他後來說道。但是，公眾對他這一行動的反應卻很複雜，當他下來時，西柏林的邊防軍拘留了他，20個小時後才釋放。
梅耶一到柏林，就急著去親手摸一摸那冰冷的牆壁，他沒有在書中寫下自己通過東西柏林邊境的查理檢查站的情景。《紐約時報》的音樂評論家愛德華･羅斯坦（Edward Rothstein）卻細緻地描述過：「一個穿制服的人在我的護照上蓋的章。印章上是麥穗環繞著斧頭和指南針的圖案。他坐在看起來能防彈的透明隔板後面嚴肅地審視了我的臉，然後才隔著鎖著的門瓮聲瓮氣地讓我到另外一邊敞亮的大廳裡去。我通過一個又一個檢查站，就像太空人通過一個個氣閘。」
大多數東德人則壓根兒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機會做一把「太空人」。在1989年初的時候，梅耶造訪了靠近格丁根市的一個小鎮，從柏林延伸出去的隔離牆將小鎮分成兩個國度，一個東德的老人說，「每當有婚禮或葬禮，教堂鐘聲響起時，我就爬到高處朝對面看，或許能發現我的親戚和朋友，我們已經有20年沒有說過話了，我想再也沒有機會了。」
老人並不信任美國，也不想離開故鄉，他已經習慣了大多數人住著同樣狹小的房子、過著同樣單調的生活，但他依然想像那些拚命逃出去的年輕人一樣，到外面、到西方看一看，和親人見個面。
一個前東德士兵在展示他獲得的各種獎章。
在他們的隊伍裡，聽從命令被宣傳為高於人性的天職，守衛柏林牆的士兵平均每年在每隔10公里的邊境就能抓獲60個逃跑者，一份2007年公開的檔案顯示，他們在1973年10月1日接到過安全部門的「格殺勿論令」。除被擊斃外，越境失敗者一般會被送到監獄，然後被賣給西德。因為西德覺得這些人是為了嚮往他們的生活而付出了代價，而東德則利用這項交易換取了大量訓練秘密警察的經費。據統計，數十年間，西德贖走了3.3萬名「囚犯」，付出了約340億馬克。
轟然倒下的牆
推倒柏林牆的，既不是「芝麻開門」的「巫師」里根，也不是在柏林人心中如同搖滾明星般的戈爾巴喬夫，而是柏林牆本身不堪重負了。
1989年11月9日之前，它看上去依然堅固，就像這一年10月7日東德為建國四十週年舉行的豪華閱兵式，或是前一年在漢城奧運會上勇奪獎牌榜第二名一樣。
但是當東德領導人埃里希･昂奈克為了閱兵式逮捕了1000多名示威者時，前來觀禮的戈爾巴喬夫也坐不住了，他對前者說，「誰遲到了，生活就會懲罰誰。」兩天後，在東德的萊比錫市，爆發了要求示威遊行，九天後，77歲的昂奈克被迫下臺。
11月9日晚，東柏林市民擁堵在查理檢查站門前，他們從晚上七點鐘後開始試探性地來到這裡，拿出身份證件詢問出境的可能性，一次次被拒後依然很興奮。一開始他們謹慎地與邊防軍保持著距離，但到了晚上十點，人數聚集到上千時，他們就差不多和士兵們面貼面了。
這無疑充滿著危險：士兵們會像往日那樣開槍嗎？有人嘗試跨入「無人地帶」：腳步抬起，士兵沒動；腳步落下，士兵沒動；;然後是另一隻腳……在牆的那一邊，聚集著成千上萬的西柏林人，喊著「過來！」
更多的東柏林人只是互相叫喊著，說著玩笑話，等待著。
強烈的燈光從西邊打過來，映照著柏林牆和士兵的側影，顯得無比怪異。士兵們控制著自己不去看人群，但有些人手裡緊握著武器、身體卻在發抖：人群增長得如此之快，在此之前他們從沒經歷過。
邊防軍上校Rudi Ziegenhorn一次次向上級打電話請示，但這個國家的領導人在那一刻似乎全部消失了。最後一次，他打完電話後就呆在那裡了：沒有人給他答案。
「或許他已經注意到北邊的博恩霍爾默街幾分鐘前已經被兩萬多人擠開了一個口子，11點17分的時候，他看上去做出了自己的決定，也或許他只是太沮喪了。」站在人群中的邁克爾･梅耶後來回憶道，他看到軍官走出來下命令說：「開門！」
接替昂奈克出任最高領導人的埃貢･克倫茨（Egon Krenz）在這一天早上天還沒亮就到辦公室了，他們在8日剛剛完成了新老政治局的交替。針對民眾要求自由旅行的呼聲，他在考慮很久後，準備允許東德居民從10日起有秩序地享有出國自由。他認為這個人性化的政策將贏得民心，所以，當晚上6點鐘他把東柏林市委書記君特･沙博夫斯基叫來時，幾乎是不容爭辯地闡述了自己的命令。
後者很快召開了一個例行的記者招待會，宣布了簡化出境辦法的決議，當記者問「什麼時候實施」時，他回答說「很快」（Ab Sofort），但他忽略了人們會理解成「立即」、「當時」、「那刻」。當那個採訪的房間和電視前面的無數東德家庭頃刻沸騰起來時，沙博夫斯基趕回家去吃晚餐了。其他領導人不是前往歌劇院，就是在趕往情人的閨房，按照規則，他們有特權享受一段無人打擾的時光。
「當電話無人接聽後，邊防守衛不得不學會扮演自己的角色，就像沙博夫斯基那樣。」梅耶評論道，「於是，柏林牆倒塌了。」
柏林牆倒塌了。
柏林牆打開毫無疑問，「偶然」是這裡最令人注目的演員，以至於那些已經通過檢查站的市民還不敢相信，趕忙騎上牆對著落在後面的同伴喊，「我十分鐘後就回來，我就是想看看這是不是真的。」
穿過柏林牆的東德年輕人
西方社會也沒有給這一天預先準備好舞臺，只有NBC電視臺出現在了現場。西德總理穆爾赫特･科爾正在波蘭訪問，美國總統喬治･布希是從他的國家安全顧問那裡得到消息的，後者則是看了新聞才知道的。
成千上萬名越境者和等在檢查站前的西柏林同胞歡呼在一起，流淚，跳舞，喝酒，連美軍和英軍的坦克都成了他們歡樂的道具。
11月10日，東德士兵和西德過來的市民握手。
「柏林牆倒下之前，沒有人相信它會倒下。它倒下之後，沒有人相信它居然能那麼長久地立在那裡。人的眼睛看到的東西很有限。」教育工作者童蓓蓓曾如此說道。
35歲的東德物理學博士安格拉･默克爾仍然按照自己的時間表去蒸了一個桑拿。然後她在和一個朋友去酒吧喝酒時，才被狂歡的人群裹挾著不知不覺地到了西德境內。但在深夜後，她還是走回家去了，因為她相信這個圍牆再也關不上了。
這個冷靜的女人，並不喜歡西德人表現出來的驕傲，他們嘲諷東德人來到西方只是為了找香蕉。「今天，你還是能夠看到這樣囂張的人。」後來成為德國總理的她說。
但那些日子裡，幾乎每一個東德人手裡都拿著一根香蕉，因為他們之前沒有見過。當他們在西德的超市裡發現這種水果時，它立刻就成了資本主義味道的象徵，就像在西德人眼中，煤炭和消毒水是東德人獨特的氣味一樣。
2009年11月，一輛破舊的甲殼蟲汽車停在德國Fuldatal的樹林中。
它是柏林牆倒塌後第一輛越過邊境的汽車。它現在的主人奧托･魏曼回憶說：「柏林牆倒塌3小時之後，兩個東德人急需用錢把他們的車子賣給了我，於是我就得到了這個機會。」事實上，雖然生活用品並不豐盈，環境污染嚴重，但據東德官方統計，到1988年，已經有53%的家庭擁有小汽車，每100戶的電冰箱為152臺，洗衣機105臺，電視機122臺（其中彩電為47臺），但這個並不算低的經濟水平，仍然不能阻止人們對於精神自由的渴求。
到了12日，開放後的第一個週末，穿過柏林牆的東德人已經達到了200萬之巨，他們在銀行排隊領來西德政府100西德馬克的「問候金」，盡量克制著購物。他們沒有見過的、好奇的東西太多了。而更多的時候，他們只是一家人緊緊拉著手，在街上無目的地走著，看著，默默地走著，拚命地看著。
「柏林牆對東德來講並不是強大的標誌，而是比較弱小的證明。」在柏林牆倒塌一個多星期後接任東德國防部長的特奧多爾･霍夫曼回憶說，「這堵牆給人們帶來了痛苦。」
當年11月13日的東德邊防軍人
當時，已經開始有士兵加入了逃跑的陣營，但霍夫曼否決了少部分人要用軍隊來阻止東德消失的想法，「這是錯誤的，因為東德的變故並不是從這一年開始的，而是很早以前就開始孕育了。」
被拆除的一段段柏林牆。
30年後的今天，大概有240段柏林牆散落於世界各地，作為對這段歷史的紀念：從歐盟總部大樓外，到拉斯維加斯的賭場內，從巴黎的地鐵站，到南非和哥斯大黎加……
索尼中心（以上皆為網絡圖片）
而位於波茨坦廣場、2006年開張的索尼中心，所在的位置就是以前柏林牆的「無人地帶」，因此，建築之間特意用傘狀結構連接起來，以安慰那些當年沒有任何庇護在「無人地帶」被發現、恐嚇和擊斃的亡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