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里根、布希。（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一
當老布希去世的消息傳來，我沒有被激起什麼想法。
這首先是因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記憶。當老布希是美國總統的時候，我還在只知道「主動配合士兵檢查」的列寧的年紀；當我知道美國總統的時候，美國總統已經是後來與女實習生有一腿的克林頓。
對於老布希，除了他是小布希的父親之外，我一無所知。
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老布希與美國歷史上的其他總統一樣，沒留下一個諸如「布希思想」的遺產，也沒有到處懸掛的畫像和佔據所有書櫃的「著作」供人反覆提起，退了就是退了，去了就是去了。
在這個意義上說，他甚至連一個流行音樂的明星都不如，後者至少還有歌曲讓人時時哼唱久久緬懷。
這個境況，再一次提醒人們，「美國總統」這個職業，要和「偉大」、「偉人」這樣的字眼掛鉤，難。
二
在美國二百多年的歷史裡，能讓人一聽到名字就自然而然地和偉大掛鉤的總統，也就華盛頓、林肯和里根等寥寥幾個，其他的大都籍籍無名。
這與美國「世界第一強國」的身份，形成了強烈反差。
所謂「強烈反差」的說法，當然是站在其他地方觀察的結果。
對於美國人來說，政治人物偉大不偉大不是他們關心的；甚至可以說，他們寧願政治人物不要偉大，因為政治人物要變得偉大，就意味著他們面臨著大麻煩，比如林肯的偉大就來自於奴隸制的邪惡，里根的偉大就來自於共產蘇聯的殘酷。
他們信奉的，是「偉人越少，國家越好」。
在其他地方，則完全相反：政治人物熱衷於自封偉大，民眾也沈迷於崇拜偉人，二者以共生的方式，將「偉人越多，國家越好」奉為圭臬。
三
在這些地方，為政治人物戴上「偉人」的桂冠，有一套固定套路，從突出血統基因到渲染天縱英才，從宣揚豐功偉績到歌頌克已奉公，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包裝出一看就是屬於誰的「思想」，就如人類在二十世紀以前所未有的密集程度見識到的一樣。
進入二十一世紀，委內瑞拉的查韋斯成了此類政治人物的集大成者。他的「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彙集了耶穌、波利瓦爾和馬克思等人的名字，成為一個令人嘆為觀止的空前絕後大雜燴。
藉助這個大雜燴，他成功完成了個人集權，修改憲法打開了「偉大至死」的終身制大門，狂飆突進地推行國有化，被委內瑞拉人視為偉大領袖，被全世界的反美人士當成旗手，斬獲了「紅色巨人」等榮譽稱號。
然後，就是把委內瑞拉人推入經濟崩潰犯罪橫行的糞坑。
拉美之外，在亞洲，在非洲，在俄羅斯，與查韋斯類似的政治人物層出不窮，他們用帶著他們印記的思想，連同隨處可見的印著他們面孔的畫像，與他們治下的國家的潰敗、動盪、落後或封閉一起，共同驗證了這條與美國人認知相反的鐵律：偉人越多，國家越爛。
四
「偉人越多，國家越爛」的內在邏輯是，任何一個國家，固然都必定要經歷那些需要非常人物，也即「偉人」來力挽狂瀾的非常時刻，然而它的大部分時間，必需是自由地進行演進的「正常時間」，才能夠稱得上是「正常國家」。
如果一個國家，偉人連綿不絕，那只能是二種情況：一種就是偉人是真偉人，那意味著它災難不斷，永遠都需要救星；一種就是偉人是假偉人，那意味著它的權力是失控的，政治人物的自我封神成為了習慣，這本身就是國家永遠在災難之中掙扎的源頭。
第二種情況，往往才是真相。熱衷於炮製思想扮演聖人的政治家之所以實質上往往是大盜，是因為他是在用權力介入思想市場對真理進行壟斷，而壟斷真理又反過來強化了對權力的壟斷，最終就是導致思想市場因失去自由競爭而萎縮從而陷入思想貧困，其危害，與權力介入經濟導致市場萎縮從而陷入物質貧困，是一模一樣的。
在正常國家，政治家的任務，在於履行法律規定的職責，在於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在於因時就勢提出具體政策創造福祉；他即使很有創見，也要自覺地與「思想家」這樣的頭銜保持距離，因為他手上的權力會扭曲思想市場，妨礙思想自由，傷害到對國家的繁榮而言最重要的創造力。
由一個接一個的乾癟又自卑卻又裝扮得豐滿又自信的政治家把持的地方，如何能自由繁榮？
所以，沒留下什麼偉大思想的老布希們，留給我們的一個思想就是，警惕那些充滿思想的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