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於1957年11月,當選中華民國最高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院長。圖為胡適在台北時。(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朋友們,在你最悲觀最失望的時候,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信心的時候。你要深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這一兩個星期裡,各地的大學都有畢業的班次,都有很多的畢業生離開學校去開始他們的成人事業。學生的生活是一種享有特殊優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點,不妨吵吵鬧鬧,社會都能縱容他們,不肯嚴格的要他們負行為的責任。現在他們要撐起自己的肩膀來挑他們自己的擔子了。在這個國難最緊急的年頭,他們的擔子真不輕!我們祝他們的成功,同時也不忍不依據我們自己的經驗,贈與他們幾句送行的贈言——雖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許作個防身的錦囊罷!
你們畢業之後,可走的路不出這幾條:絕少數的人還可以在國內或國外的研究院繼續作學術研究;少數的人可以尋著相當的職業;此外還有做官,辦黨,革命三條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業閒居了。第一條繼續求學之路,我們可以不討論。走其餘幾條路的人,都不能沒有墮落的危險。墮落的方式很多,總括起來,約有這兩大類:
第一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求知識的欲望。你們到了實際社會裡,往往所用非所學,往往所學全無用處,往往可以完全用不著學問,而一樣可以胡亂混飯吃,混官做。在這種環境裡,即使向來抱有求知識學問的決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懶,把求知的欲望漸漸冷淡下去。況且學問是要有相當的設備的;書籍,試驗室,師友的切磋指導,閒暇的工夫,都不是一個平常要糊口養家的人所能容易辦到的。沒有做學問的環境,又誰能怪我們拋棄學問呢?
第二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與冷酷的社會接觸,容易感覺理想與事實相去太遠,容易發生悲觀和失望。多年懷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熱誠,奮鬥的勇氣,到此時候,好像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渺小的個人在那強烈的社會爐火裡,往往經不起長時期的烤煉就鎔化了,一點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滅了。抱著改造社會的夢想而來,往往是棄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惡勢力的俘虜。你在那俘虜牢獄裡,回想那少年氣壯時代的種種理想主義,好像都成了自誤誤人的迷夢!從此以後,你就甘心放棄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現成社會的順民了。
要防禦這兩方面的墮落,一面要保持我們求知識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們對於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麼好法子呢?依我個人的觀察和經驗,有三種防身的藥方是值得一試的。
胡適與蔣介石在中央研究院1958年4月10日。(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第一個方子只有一句話:「總得時時尋一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問題是知識學問的老祖宗;古今來一切知識的產生與積聚,都是因為要解答問題,——要解答實用上的困難或理論上的疑難。所謂「為知識而求知識」,其實也只是一種好奇心追求某種問題的解答,不過因為那種問題的性質不必是直接應用的,人們就覺得這是「無所為」的求知識了。我們出學校之後,離開了做學問的環境,如果沒有一個兩個值得解答的疑難問題在腦子裡盤旋,就很難繼續保持追求學問的熱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個真有趣的問題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誘你去解決他,天天對你挑釁笑你無可奈他,——這時候,你就會同戀愛一個女子發了瘋一樣,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沒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沒錢也得撙衣節食去巴結她。沒有書,你自會變賣家私去買書;沒有儀器,你自會典押衣服去置辦儀器;沒有師友,你自會不遠千里去尋師訪友。你只要能時時有疑難問題來逼你用腦子,你自然會保持發展你對學問的興趣,即使在最貧乏的智識環境中,你也會慢慢的聚起一個小圖書館來,或者設置起一所小試驗室來。所以我說:第一要尋問題,腦子裡沒有問題之日,就是你的智識生活壽終正寢之時!
古人說,「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試想葛理略(Galieo)和牛敦(Newton)有多少藏書?有多少儀器?他們不過是有問題而已。有了問題而後,他們自會造出儀器來解答他們的問題。沒有問題的人們,關在圖書館裡也不會用書,鎖在試驗室裡也不會有什麼發現。
第二個方子也只有一句話:「總得多發展一點非職業的興趣。」離開學校之後,大家總得尋個吃飯的職業。可是你尋得的職業未必就是你所學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學而實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這種狀況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覺興趣了。為糊口而作那種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難保持求知的興趣和生活的理想主義。最好的救濟方法只有多多發展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與活動。
一個人應該有他的職業,又應該有他的非職業的頑藝兒,可以叫做業餘活動。凡一個人用他的閒暇來做的事業,都是他的業餘活動。往往他的業餘活動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因為一個人的前程往往會靠他怎樣用他的閒暇時間。他用他的閒暇來打馬將,他就成個賭徒;你用你的閒暇來做社會服務,你也許成個社會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閒暇去研究歷史,你也許成個史學家。你的閒暇往往定你的終身。英國十九世紀的兩個哲人,彌兒(J.S.Mill)終身做東印度公司的秘書,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在哲學上,經濟學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個很高的位置;斯賓塞(Spencer)是一個測量工程師,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成為前世紀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個重鎮。古來成大學問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善用他的閒暇時間的。特別在這個組織不健全的中國社會,職業不容易適合我們性情,我們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墮落,只有多方發展業餘的興趣,使我們的精神有所寄託,使我們的剩餘精力有所施展。
有了這種心愛的頑藝兒,你就做六個鐘頭的抹桌子工夫也不會感覺煩悶了,因為你知道,抹了六點鐘的桌子之後,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學研究,或畫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寫你的小說戲曲,或繼續你的歷史考據,或做你的社會改革事業。你有了這種稱心如意的活動,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會煩悶了。
第三個方子也只有一句話:「你總得有一點信心。」我們生當這個不幸的時代,眼中所見,耳中所聞,無非是叫我們悲觀失望的。特別是在這個年頭畢業的你們,眼見自己的國家民族沉淪到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強權的世界,望極天邊好像看不見一線的光明,——在這個年頭不發狂自殺,已算是萬幸了,怎麼還能夠希望保持一點內心的鎮定和理想的信心呢?我要對你們說:這時候正是我們培養我們的信心的時候!只要我們有信心,我們還有救。古人說:「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說:「只要工夫深,生鐵磨成繡花針。」你不信嗎?當拿破崙的軍隊征服普魯士佔據柏林的時候,有一位窮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講堂上勸他的國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們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復興的。菲希特死的時候(1814),誰也不能預料德意志統一帝國何時可以實現。然而不滿五十年,新的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居然實現了。
一個國家的強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鐵律的。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和恥辱,都只是過去種種惡因種下的惡果。我們要收將來的善果,必須努力種現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這是我們今日應該有的信心。
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失敗,都由於過去的不努力。
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
佛典裡有一句話:「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丟了,我們也應該說:「功不唐捐!」沒有一點努力是會白白的丟了的。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種子早已生根發葉開花結果了!
你不信嗎?法國被普魯士打敗之後,割了兩省地,賠了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這時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學家巴斯德(Pasteur)終日埋頭在他的試驗室裡做他的化學試驗和微菌學研究。他是一個最愛國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學可以救國。他用一生的精力證明瞭三個科學問題:(1)每一種發酵作用都是由於一種微菌的發展;(2)每一種傳染病都是由於一種微菌在生物體中的發展;(3)傳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養之下,可以減輕毒力,使它從病菌變成防病的藥苗。——這三個問題,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國大事業沒有多大的關係。然而從第一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釀酒的新法,使全國的酒醋業每年減除極大的損失。從第二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教全國的蠶絲業怎樣選種防病,教全國的畜牧農家怎樣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醫學界怎樣注重消毒以減除外科手術的死亡率。從第三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發明瞭牲畜的脾熱瘟的療治藥苗,每年替法國農家滅除了二千萬佛郎的大損失;又發明瞭瘋狗咬毒的治療法,救濟了無數的生命。所以英國的科學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學會裡稱頌巴斯德的功績道:「法國給了德國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巴斯德先生一個人研究科學的成績足夠還清這一筆賠款了。」
巴斯德對於科學有絕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國家蒙奇辱大難的時候,終不肯拋棄他的顯微鏡與試驗室。他絕不想他的顯微鏡底下能償還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然而在他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他已收穫了科學救國的奇跡了。
朋友們,在你最悲觀最失望的時候,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信心的時候。你要深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