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5月,農村開展了「四清」運動。(網路圖片)
上個世紀50年代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不僅造成了餓死至少四千萬人的後果,而且使中國經濟遭遇重重困難。中共黨內對此出現了紛爭,並在1959年召開的廬山會議上變得白熱化。彭德懷等人批評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各種強制性的經濟措施,並將上述問題的產生歸結於毛澤東。而毛卻拒不承認錯誤,並以另組建軍隊相威脅,打倒了彭德懷等人。
在意識到來自黨內的挑戰後,毛為了確保自己黨內最高地位,消滅異見,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大講階級鬥爭和反蘇修。在毛看來,開展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已勢在必行。不過,由於國內日益嚴峻的經濟形勢,各地負責人仍將主要精力放在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上,許多地方並未開展社教運動,而且也缺乏階級鬥爭的色彩。
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跑了11個省,發現大多數省份並未按照自己的想法開展社教運動,是以十分不滿。1963年2月中共中央召開會議,決定在城市開展「五反」運動和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會議以後,毛又到各省去視察,發現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於是,在5月2日至12日,毛在杭州召集有部份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再次召開了小型會議,即「五月工作會議」。會議討論制訂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並於20日頒發。
《前十條》頒布及在城市開展「五反」運動後,1963年5月,農村開展了「四清」運動,即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四清」和「五反」最初統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總稱「四清運動」。
運動期間毛澤東親自掛帥,指導「四清」。「四清」運動期間,數百萬幹部下鄉下廠,開展革命;無數工人和農民被迫參與其中,積極回應;「四不清」幹部紛紛檢討,「洗手洗澡」。
城市中的「五反」或「四清」試點主要集中在中央國家機關及各省、市、區級機關、工業交通財貿單位和文教單位的企業以及軍隊各單位。運動中不可避免的出現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問題,一些地區也出現了自殺等極端現象。而在農村也出現了捆綁罰跪、吊人等極端現象,比如「在湖南常德地區,發生了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據不完全統計,在11個區中共鬥爭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罰跪的42人。」
針對上述出現的問題,中共相關部門在劉少奇的支持下,又出台了由鄧小平等主持起草的《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簡稱《後十條》。其中提出了如何避免運動中出現的過激問題,並釋放了一些被關押的幹部。這毫無疑問觸怒了毛。
《後十條》出台後,四清運動在全國全面展開。在城市中,各地普遍清查出了一批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分子,但出現了打擊範圍擴大的現象。而在農村,因運動的擴大化,各地均出現了自殺事件。
然而,毛澤東對此依舊不滿意,他強調:「農村社會主義教育要打個殲滅戰,沒有四、五年功夫不夠,至少四年。」
1964年5月中至6月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會議。這次會議主要研究了四清運動和培養革命接班人等具體政策。8月,中共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負責。此後,中共開始了大兵團作戰搞「四清」,即全國各地開展四清的單位,改變了過去以縣委領導為主,實行了在省委、地委領導下集中搞一縣,縣以下都由工作隊領導的辦法,集中大量工作隊員,開到點上搞「四清」。如江蘇省組織了一支6萬人左右的農村四清工作隊和一支2萬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隊;山東省參加運動的工作人員共54000人。
如此搞運動,再次使運動出現打擊面過寬、採用暴力手段等嚴重局面。如陝西省長安縣進行四清時,鬥爭手段以揭發批判為主,造成兵臨城下,不交待問題不行的局面。對於那些久鬥不服的「死頑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運動員」、「橡皮碉堡」等,則狠批硬鬥,甚至動手打耳光、撞頭,有的當場被打得頭破血流。
而隨著「四清」運動的深入開展,毛和劉少奇在運動中的矛盾、具體作法等問題上分歧更加激烈和公開,當然根本分歧還是權力之爭。比如劉少奇曾在南下考察時說:「現在調查研究,按毛澤東的辦法不行了,現在的辦法,只有放手發動群眾,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認識客觀世界。」「同不能把馬克思、列寧的學說當成教條一樣,也不能把毛澤東的著作和講話當成教條。」這些說法讓毛十分不滿。
毛與劉衝突的直接結果就是毛廢除了《後十條》,而代之以《二十三條》,這對四清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的開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可以說,《二十三條》充分體現了毛的意志,否定了劉少奇的許多重要意見。《二十三條》最重要的部份是明確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繼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來階級鬥爭擴大化理論的進一步升級。
《二十三條》頒布後,城鄉「四清」運動進入了以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大四清」階段。同時,各地在開展運動中,強調突出政治,強調用毛著作指導「四清」,掀起了學習毛著作的熱潮,對毛的個人崇拜開始流行。到了1965年,毛和毛思想已經完全被神化。毛對此洋洋得意,他在1965年與斯諾的談話中提到,個人崇拜是一筆政治財產,而且他認為赫魯曉夫的下台就是因為他沒有個人崇拜。
就在各地繼續開展「大四清」運動之際,文革於1966年5月爆發。此時,毛澤東早已喪失了對「四清運動」的興趣,正如其在1967年2月會見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卡博時所言:「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於是,無法開展下去的四清運動就讓位於正在蓬勃開展的文化大革命。長達四年之久的「四清」運動就這樣謝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