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允許紅衛兵殺人的？答案很明顯。（網路圖片）
「文化大革命」發生至今，50多年過去了，當年許多被誤解、令人難以想像的真相也一一浮現……「紅衛兵」恐怖行動的幕後支持者是誰？
瞭解一些「文革」歷史的中國人往往認為，1966年8月發生在北京市的「紅色恐怖」只是由中共高幹子女組織的第一批「老紅衛兵」的過激行為。這些「老紅衛兵」在校園裡以「批鬥」為名殺戮教師；在社會上以「抄家」為名搶掠市民的財產，以「階級鬥爭」為名殘殺所謂的「牛鬼蛇神」；又以「遣返」為名，把近10萬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僅據官方非常不完整的統計材料，當時至少有33,695戶北京市民被抄家搶掠，有85,196人被驅趕出城。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都市蔓延，多達40萬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或邊遠地區。
然而，後來披露的一些歷史檔案表明，這類的「遣返」行動其實是中共早在1962年就開始安排的大規模政治迫害運動。「文革」前擔任市長的彭真就公開講過，要把北京市的居民成分純淨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所謂「成分不好」的居民全部趕出北京。
1966年5月15日，在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5･16通知」發布前夕，毛澤東發出了「保衛首都」的指示。周恩來和葉劍英立刻上書毛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成立以葉劍英為組長，楊成武、謝富治為副組長，劉志堅、李雪峰、汪東興、周榮鑫、鄭維山、傅崇碧、萬里、蘇謙益參加的首都工作組，負責保衛首都安全工作，直接對中央政治局負責」。
5月16日宣布打倒所謂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後，這個工作組採取了一系列「保衛首都安全」的措施，除了自5月18日起調63軍的189師和65軍的193師進駐北京各要害部門及所有的宣傳機關之外，工作組還有一個長期計畫，即通過公安局大規模遣返驅逐所謂的「成分不好」的居民。如此便不難理解，為什麼在「紅八月」當中「老紅衛兵」任意對北京市約占居民2％的人抄家、殺戮、遣返，不但未被中共當局阻止，相反還得到了公安局的大力支持。上述「首都工作組」的副組長、公安部長謝富治當時曾公開要求公安幹警不要去阻攔「那些事」（指「紅衛兵」的亂打亂殺），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情報」。
下面通過兩個案例，說明中共國家機器和周恩來，謝富治當時是如何指導或參與「文革」中的暴力與屠殺事件的。
案例之一：在北京市1966年「紅八月」期間大紅羅廠南巷20號發生的一件駭人聽聞的血案中，韓模寧一家五口被與其素不相識的「紅衛兵」殘殺身亡，據國內學者調查，將這些「紅衛兵」引到韓家行凶的是當地派出所的民警羅某。負責當地治安的片警敢於領人行凶殺人，且血案發生後聽任凶手揚長而去，這肯定不是民警個人的自行決定，他顯然是奉有上級指令的，否則絕不敢如此膽大妄為。那麼羅某背後是誰呢？答案不言自明。
案例之二：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去廣渠門大街121號的房主李文波（小業主成分）處抄家，這些殺氣騰騰的女「紅衛兵」們翻箱倒櫃、掀開屋頂，毆打李文波、劉文秀夫婦，逼他們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槍枝、黃金」，甚至還不准劉文秀上廁所。李文波在忍無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於是被當場活活打死。據一位大陸學者的調查，又是當地的片警和居委會把那些女「紅衛兵」引到李文波家中行凶的。
該血案發生後不久，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時的講話中將李文波的抵抗指為「反動資本家對紅衛兵行凶」；接著周恩來又下令，由北京市法院於1966年9月12日以「行凶殺人」的罪名將李文波之妻劉文秀判處死刑。其實，就連當時參與行凶的「紅衛兵」都沒有說劉文秀本人有「行凶殺人」行為。此後，周恩來還下令由政府出面組織「紅衛兵聯絡站」大肆抄家，並直接派解放軍保護「紅衛兵」的抄家行動。這樣，「紅衛兵」的暴力和殺戮行為就得到了國家機器的直接指導、支持和保護。得到政府鼓勵與支持的「老紅衛兵」們更加肆無忌憚了，他們竟然把迫害、凶殺案件譽為反抗「階級敵人的報復」的「灑碧血」事件。接著，「老紅衛兵」們以打擊「階級敵人的報復」為名，掀起了新一輪更瘋狂的殺人高潮。李文波夫婦被害血案在1981年已經被平反，但無論是當時參與行凶的「紅衛兵」，還是公開動用國家機器為「紅色恐怖」助威的周恩來、謝富治都未承擔任何責任。
「紅八月」期間在北京主持殺戮行動以及驅逐近10萬城市居民的臭名昭著的「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是在周恩來的「親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通令」是由周恩來的親信周榮鑫（國務院秘書長）、許明（國務院副秘書長）、李夢夫等人修定後公布的。不難看出，中共上層和周恩來早已決定了所謂的「淨化北京」的大規模政治迫害計畫，而1966年8月「老紅衛兵」不過是打頭陣的法西斯式「衝鋒隊」而已。
由於被強行抄家、毆打和驅逐的近10萬居民不斷上訴，1967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公布了「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後返京人員的處理辦法」，中共中央1967年101號文件將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的這一文件轉發全國。這一「通告」仍然聲稱，所謂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包括摘了帽子後表現不好的）」、「查有證據漏劃的地富反壞分子」、「堅持反動立場的資本家、房產主」和「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等不得返回北京。由此可見，對北京市居民的抄家驅逐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決策和預謀，並非「紅衛兵」的一時過激行為。
有一種說法不加分析地把文革時期的社會成員說成是「人人有罪」、「人人有錯」，這是十分荒唐的。「文革」中至少有一個社會群體，可以說是根本無罪，甚至沒有一點錯，卻無端地遭到殘殺，他們就是政治上的弱勢群體──「政治賤民」、「黑五類」或「黑七類」。如果按照中共的習慣表達，以總人口的5％來估計其人數，「政治賤民」的總數達3,000至4,000萬人。從1949年以後直到80年代初，這些「政治賤民」一向被視為所謂的「階級敵人」，從來就是中共的國家機器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絞殺對象，在「文革」中則處於更加悲慘的境地。無論是「保守派」群眾團體還是軍隊及其指揮下的武裝民兵，在對「黑五類」大開殺戒時都從不手軟。儘管中共的軍隊、公安、武裝民兵及黨團骨幹（保守派的主要成分）明明知道，「文革」時期的「法律」（如「公安六條」）嚴格禁止任何「黑五類」分子參加群眾組織，而這些「政治賤民」也一向小心翼翼地苟且偷生，從不參加「派性鬥爭」，但軍隊、公安、武裝民兵及黨團骨幹仍然不遺餘力地殺戮「階級敵人」。這種屠殺行動不僅是為了表現殺人的政治「優越地位」和「正統性」，也是為了向上級邀功請賞。對「政治賤民」的迫害屠殺是中共長期以來製造「階級鬥爭」以維持「紅色恐怖」政策的延續，在中共建立的「血統論」政治意識影響下，政治迫害者往往把「黑五類」看作是政治對手（如某些「造反派」組織）的「社會基礎」，借屠殺「政治賤民」來鞏固其權力和地位。
「文革」中發生了這麼多慘絕人寰的屠殺案件，中共的最高領導者、「文革」發起人毛澤東是否知情，他對這些暴力和殺戮行動的態度究竟是什麼？由於「文革」檔案至今仍被嚴密封存，現代史研究者至今無法看到毛本人對這些大屠殺事件的具體批示。而不少中共的官方回憶錄都說：毛一直反對武鬥和暴力。事實上，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自60年代就開始準備把北京市近10萬「黑五類」強行驅趕出北京，毛顯然不可能不知情；而周恩來1966年建立「首都工作組」的計畫是經毛批示同意的。在北京和全國的「紅八月」恐怖中，毛雖然也講過「要文鬥，不要武鬥」，但同時他也表示：「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毛的這一講話當年在施虐一時的「紅衛兵」中曾廣為流傳。既然對「階級敵人」的暴力是他們「活該」，暴力和殺戮如「星星之火」般地在中國「遍地燎原」，自然就毫不奇怪了。
雖然10年「文革」中的許多類似案例仍被官方掩蓋著，僅憑上述案例仍可得出以下結論。首先，「文革」中的許多著名的暴力屠殺案件完全是國家機器的行為，有些甚至是當局的決策。無論是毛澤東、林彪還是周恩來、葉劍英，在領導這一國家機器吞噬無辜公民時是完全一致的；儘管他們的看法會有差異，對某些高級幹部或平民遭到打擊會有不同態度，但在縱容和利用暴力迫害和殘殺「政治賤民」上，他們並沒有分歧。其次，直接指揮和執行這些大屠殺的凶手，多是軍隊、警察、武裝民兵和黨團骨幹，他們中的許多人至今仍因當年「表現積極」而受益。由此可見，把「文革」中暴力殺戮事件的責任一概推給「四人幫」或符號式的所謂「造反派」，既非史實，也嚴重地扭曲了國民的集體記憶。
2001年7月在紐約召開的「紀念『文革』發生三十五週年」討論會上，一位在美國長大的年約14歲的華裔中學生聽了北京1966年秋天的「紅八月血案」後提問：「當時的北京有沒有政府？是誰允許這些『老紅衛兵』殺人的？」問題的答案很明顯，讓這些「老紅衛兵」殺人的，是中共當局、是毛澤東、是周恩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