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翻譯家傅雷夫婦年輕時的合影。(網路圖片)
中國翻譯巨匠傅雷夫婦的憤然辭世,乃是在1966年的一個孟秋之夜。9月2日的夜晚或3日的凌晨,58歲的翻譯大師因不堪忍受紅衛兵的毆打、凌辱,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藥,輾轉而亡。兩小時後,他的夫人朱梅馥從一塊浦東土布做成的被單上撕下兩條長結,打圈,繫在鐵窗橫框上,尾隨夫君而去。
1957年,傅以「親美」、「反蘇」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協開會批判凡十次之多,但因拒不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而無法戴帽。但到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傅卻再也無以倖免。
在一次專門為他召開的批判大會結束後,傅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而沈重回家。見到夫人以後的第一句話就是:「如果不是阿敏還太小,還在唸書,今天我就……」
1966年,當一場史無前例的恐怖主義浪潮席捲中國的時候,傅已預感到自己在劫難逃。他對來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來一次1957年那樣的情況,我是不準備再活的。」
而當「運動」才開始一月,他就向朋友們喃喃自語:「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彷彿靈魂已急不可待。而現在,這隻昂首天外的天鵝終於等到了上路的機會。
經過從這年8月底開始的四天三夜的查抄、罰跪,變著花樣的辱罵、毆打,他覺得動身的時機已經完全成熟,大地上已失去了逗留的理由。他頭朝天堂、眼望故鄉,將一杯和有毒鴆的藥水仰脖吞下。他不再妥協。
過了一個多小時的時光,戶籍警察左安民聞訊趕來,發現書桌上有一個火漆封固的包裹,裡面是幾個裝著錢、物的信封,以及一封由工筆小楷謄寫而成的遺書,全文如下:
人秀:
儘管所謂反黨罪證(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是在我們家裡搜出的,百口莫辯的,可是我們至死也不承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實系寄存箱內理出之物)。我們縱有千萬罪行,卻從來不曾有過變天思想。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在英明的無產階級政黨和偉大的領導人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了!
因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為我們別無至親骨肉,善後事只能委託你了。如你以立場關係不便接受,則請向上級或法院請示後再行處理。
委託數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現款)。
二,武康大樓(淮海路底)606室瀋仲章托代修奧米茄自動男手錶一隻,請交還。
三,故老母余剩遺款,由人秀處理。
四,舊挂表(鋼)一隻,舊小女錶一隻,贈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單一紙給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
六,姑母傅儀寄存我們家存單一紙六百元,請交還。
七,姑母傅儀寄存之聯義山莊墓地收據一紙,此次經過紅衛兵搜查後遍覓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儀寄存我們家之飾物,與我們自有的同時被紅衛兵取去沒收,只能以存單三紙(共370元)又小額儲蓄三張,作為賠償。
九,三姐朱純寄存我們家之飾物,亦被一併充公,請代道歉。她寄存衣箱二隻(三樓)暫時被封,瓷器木箱一隻,將來待公家啟封后由你代領。尚有傢俱數件,問周菊娣便知。
十,舊自用奧米茄自動男手錶一隻,又舊男手錶一隻,本擬給敏兒與×××,但恐妨礙他們的政治立場,故請人秀自由處理。
十一,現鈔53.30元,作為我們火葬費。
十二,樓上宋家借用之傢俱,由陳叔陶按單收回。
十三,自有傢俱,由你處理。圖書字畫聽侯公家決定。
使你為我們受累,實在不安,但也別無他人可托,諒之諒之!
傅雷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這是人類歷史上只有為數不多的傑出心靈才能作出的超常反應。它清晰、周密,將智慧賦予人的堅忍和冷靜發揮到了令人難以企及的程度。
讓我們回憶一下他在臨終前的最後幾天裡所受的種種橫暴:
為了搜尋反革命證據,戴紅箍的紅衛兵挖地三尺、煞費苦心,甚至把傅家花園裡的月季也連根撥掉;震耳欲聾的口號,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傅雷夫婦先是被罰跪在地,繼而被人拉到長凳上戴高帽……
但這一切絲毫沒有影響到這個人有條不紊地書寫他的死亡文告,甚至連火葬費,保姆可能需要的生活補助,姑母首飾的賠償額都一絲不苟地抄出,彷彿這一切在他心中早已醞釀成熟,現在所做的不過是照單謄錄。
現在讓我們費一點筆墨談一談朱梅馥,談一談這個溫柔的妻子,慈愛的母親,沙龍裡的漂亮女主人。
據與傅家有長期交往的朋友回憶,造化在這個女人身上顯示了一種極其奇特的矛盾統一。受的是完全的西式教育,在音樂、書畫、英文小說的鑑賞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但這些現代的文化訓練並沒有磨蝕掉這個女人天然的內在之美。她的性格、氣質、應對事物的態度完全是東方古典社會賢妻良母的典型。
在給兒子傅聰的信裡,她這樣解釋自己:
「我對你爸爸性情脾氣的委曲求全,逆來順受,都是有原則的,因為我太瞭解他……(他)成年後,孤軍奮鬥,愛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舊傳統和殺人不見血的舊禮教,為人正直不苛,對事業忠心耿耿,我愛她,我原諒他。」
這種發自內心的真誠追隨,這種對真理、正義力量的由衷敬畏,恐怕是現在一些半生不熟的女權主義者,自以為是的「知識女性」,張牙舞爪的「女強人」們所無法理解的。她把東方女性的溫存與高貴,堅定與自信,仁愛和犧牲發揮到了令上帝也為之落淚的程度。
到現在,我們仍然不知道,而且永遠不會知道他們夫婦在赴死前的最後幾小時裡商量過什麼,但驗屍報告告訴我們,傅比朱早死兩小時。
也就是說在這兩小時裡,一個女人要親眼目睹自己相守34年的先生先是喝下了毒藥,繼而痛苦地痙攣、抽搐,最後輾轉死去。
這對她來說,實際上經歷了兩次死亡:
前一次是心死,後一次是身死;
前一次是精神亡命,後一次是靈魂投奔。
一個值得一提的細節是,朱在投繯自盡前,先將一塊棉胎鋪在地上,然後才將方凳放上去——她的目的是,不讓方凳踢倒時發出聲響,影響了別人的休息。
翻譯家傅雷已經漸漸淡出了當代人的視野,但他一生凡事一絲不苟,尤其珍惜自己的筆墨。當年翻譯法國文學名著《高老頭》、《約翰・克利斯朵夫》時,精益求精,一譯再譯,幾易其稿,但一經定稿竟不許編者改動一字一句。傅雷還把這種嚴謹的為文之風用在教子上。他不僅把巴爾扎克的系列小說翻譯給中國讀者欣賞,還為世界人民獻上了一個音樂家——他的兒子傅聰。
傅雷的這一作風,在他辭別人世時表現得尤為突出。臨走前,他沒有忘記托自己的內弟朱人秀上繳當月55元的房租,沒有忘記給自家的保姆周菊娣留下一塊女錶、一個舊掛鐘、一張600元的存單作為她過渡期的生活費。他說:「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最後剩下的53.3元又托付給朱人秀作為自己與夫人朱梅馥的火葬費。沒有一絲一毫的疏忽,一切都處理得井井有條。
1966年9月3日凌晨,中國傑出的翻譯家傅雷與夫人朱梅馥攜手同肩,雙雙自縊身亡。
9月2日夜,傅雷和夫人留下了一封最後的家書。這是寫給其內弟朱人秀的遺書。遺書讓人們看到,傅雷的「反黨罪證」是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小鏡子後有蔣介石的頭像,畫報上有宋美齡的照片,可這兩件東西是傅雷的小姨子寄存於傅家的。
他在遺書中發出了一個知識份子、一介書生痛切的自白:「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已經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了!」就這樣,「士可殺而不可辱」的傅雷夫婦含恨辭別了群魔亂舞的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