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6日，毛澤東來不及等斯大林的答覆，索性帶上政治秘書陳伯達，機要秘書葉子龍，負責警衛的汪東興，加上個翻譯師哲就出發了。
此外，他還帶了滿滿一火車禮物，因為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70大壽，他總不能空著一雙手，白眉白眼地就上主人的門吧。
壽禮規格之高，在我國外交史上絕無僅有。分別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委員會的名義三家一起給斯大林送壽禮。
中共中中央的禮品有大元帥絲織像、清代藍花瓷花瓶、景泰藍茶具、燒瓷壽盤，以及象牙彫刻的大花瓶、寶塔、龍船、翡翠球、八仙人、女英雄等共10種22件(套、對、幀、座)，外加祁門紅茶和龍井茶。
中央人民政府的禮品除大元帥陶瓷盤10個和每套99件的景德鎮五彩瓷具兩套外，還有「中國農民所獻蔬菜果品」——山東膠東和濟南產的白菜、萊陽梨、大蔥，北京鴨梨、雪梨，天津和山東大蘿蔔，北京綠皮圓形紅心蘿蔔，江西小金橘等。
中央軍委的禮品是大元帥絲繡像一幀，和大元帥陶瓷像一對。
雙方的禮物極不對稱，斯大林回贈給毛澤東的禮品全是金手錶、金項鏈，金煙盒等，還有一輛防彈小轎車。
萬里迢迢祝壽，還特意帶上蔬菜水果當壽禮，正應了中國人「禮輕人意重」這句古話。當然，這恐怕也是毛澤東不拘小節的獨特個性，與中國詩人的浪漫氣質使然。
途經瀋陽時，發生了一件讓毛澤東極為憤怒的事。
1991年，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中國問題專家岡察羅夫對前蘇聯援華專家組組長、前蘇聯鐵道部部長、斯大林的特使伊萬。弗拉基米羅維奇。科瓦廖夫進行了採訪。
科瓦廖夫回憶說：「1949年12月，我陪同毛澤東前往莫斯科與斯大林談判(科註：當時中國的報紙上說毛去蘇聯是為斯大林祝壽)時，毛指示在瀋陽停車，並邀我遊覽市容。我一下就明白了未預料到的停車是出於什麼原因。他想確證政治局關於肖像一事的決議是如何執行的。在瀋陽所有高大建築物上，都掛著斯大林身著元帥服的巨幅畫像，沒有一處挂毛澤東的畫像，毛當時很生氣。當我們回到專列上時，市委書記向毛報告說，東北各省人民以及高崗同志、林彪同志個人為斯大林壽辰準備了整整一節車廂的禮物，這節車廂已經掛在了他的專列上了。毛澤東憤怒地說：‘把車廂摘掉，把禮物卸下，一半拉到高崗家去，另一半拉到林彪家去。我代表全中國人民，已經給斯大林帶去了禮物。請你轉告這些同志，東北現在還屬於中國。’」([1])
市委書記焦若愚被盛怒的毛澤東驚嚇得目瞪口呆！
12月16日中午12時正，毛澤東的專列抵達莫斯科雅羅斯拉夫爾車站時，斯大林給他的禮遇看似隆重，遠遠超過了任何一位共產黨執政國家領導人的規格。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莫洛托夫、布爾加寧、卡岡諾維奇、米高揚等蘇共核心領導班子的成員全都到車站迎接他。
不過，這樣的規格很高但還不是最高，讓毛澤東深感不快的是斯大林本人沒有出現在歡迎官員中——而毛肯定不會忘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斯大林曾親自到火車站，歡送前來與他談判蘇日中立條約的日本外相松岡洋佑。率性的毛澤東不加掩飾，故意把自己的憤怒掛在臉上，弄得前來迎接的蘇方大員全都有些兒尷尬。
毛澤東不高興，前來迎接的駐蘇大使王稼祥也就只能板著臉
但是，毛的不快很快便倏然而飛。當天傍晚6時正，斯大林率領蘇共全體政治局委員在克里姆林宮集體宴請了他。
一見面，斯大林不等工作人員介紹，便大步上前，親切地握住毛澤東的手，注目端詳了好一陣，才表情誇張地激動說道：「毛澤東同志，你紅光滿面，容光煥發，想不到你這樣的年輕健壯。」
斯大林分明已經忘記了他當初對羅斯福所說的，毛澤東不過就是一個普加喬夫式的人物的評價，對眼前的毛讚不絕口，「偉大，真是偉大！你對中國人民的貢獻很大，不愧為中國人民最偉大的兒子。我代表全體蘇聯人民，祝願你健康！」
毛激動得眼淚驀然滾落，面對全世界社會主義大家庭和無產階級的最高領袖，他說出的第一句話頗有點遊子歸家的情調：「斯大林同志，我是長期受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說到傷心處，毛眼圈發潮，竟然哽咽起來。
毛的悲情來自於當初他在延安發動整風運動時，被斯大林理解為毛是藉此排除他最信任的王明，故而蘇共對毛進行了嚴厲的譴責所致。
斯大林當然明白毛澤東話裡的意思，他親熱地在毛的肩膀上拍了拍，一臉肅穆地說：「毛澤東就是毛澤東，勝利者就是勝利者。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不能譴責勝利者，這是全世界的真理！」
一席話說得蘇共領導們哈哈大笑，毛澤東也怨氣盡消，破涕為笑。
領導人聚會或是合影的時候，站在中心位置的斯大林，總不會忘記請毛澤東站在他旁邊，其它各國的領導人全都知趣地站到了他倆的後邊和兩側。而且開會的時候，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講話都一律用俄語，只有毛說中國話，而且說的是一口地道的中國湖南話。
可是好景不長，一提到中蘇條約，斯大林馬上就和毛澤東翻臉了。
([1])引自文博編著《中共往事鉤沉(卷二)》之《前蘇聯援華專家組負責人談高崗事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在接下來的第一次正式會談中，毛澤東說他這次來莫斯科，是想搞一個「既好看、又好吃」的東西回去。
稍事寒暄，毛又說：「斯大林同志，我來之前，中共中央作了一個決定。我們一致認為，應當廢除貴國1945年與蔣介石反動政權簽訂的那個中蘇同盟條約，和我們重新簽訂一個新條約。」
開門見山，單刀直入，這也是毛澤東的一種談判手段。因為從米高揚到西柏坡，劉少奇去蘇聯，他這次赴莫斯科之前發給斯大林的三封電報，老是在試探，可斯大林就是不亮底牌，所以他始終搞不明白斯大林究竟是什麼態度。這次乾脆一上來就把最重要的問題擺到桌面上，讓斯大林無法迴避。
可斯大林更加厲害，沒等毛澤東把話說完，大手猛地一揮，沉下臉說道：「毛同志，我明確地告訴你，蘇共中央主席團也剛剛開了一次會議，也作了一個決定。政治局委員們一致認為，我們和中華民國政府簽訂的中蘇同盟條約，必須維持！」
從談話記錄上看，毛澤東和斯大林的第一次談話還不到10分鐘，就陷入了僵局。
在米高揚密訪西柏坡之前，中共對莫斯科在外蒙問題上的態度顯然存有某種幻想。中共領導人沒有天真到以為喬巴山等外蒙領導人會自願放棄獨立，但是他們也從來沒有認為外蒙問題純粹是蒙古民族的自決權問題。在過去二十多年裡，中共一直主張外蒙加入革命的中華聯邦，這也是毛澤東在同米高揚談話時希望得到莫斯科支持的目標。
然而，斯大林的態度不但使中共無法收回在國民黨手中丟掉的外蒙，也使中共失去了恢復中國「大一統」的機會。
毛澤東沒有和蘇聯人就外蒙問題進行一場馬克思主義的爭辯，這並不意味著中共領導對蘇方關於唯有蒙古人民才有權決定外蒙地位的觀點心悅誠服。所以已經自認為今非昔比的毛澤東，首次訪問莫斯科的目的，除了談廢舊約訂新約的問題，其中也包括談談外蒙古問題。可沒想到和斯大林剛一見面，他就是這副武斷得不容商量的態度，不能不讓毛大感意外！
毛澤東接下來的談話全都是離題萬里，不著邊際的兜圈子。
如果說中蘇國家利益衝突的導火索已在米高揚密訪西柏坡時被外蒙問題的火星點燃，斯大林在第一次與毛澤東會面時對舊條約問題的強硬態度，則使導火索繼續燃燒。
儘管在這次會談中雙方都沒有再提及外蒙，這個問題顯然在斯大林心目中佔有重要地位。
他向毛澤東強調1945年條約的每一條都要保留，這當然包括了舊條約對外蒙獨立的有關規定。
為了防止毛澤東以中國革命勝利為由提出對舊條約的修改，斯大林搬出了超級大國在雅爾塔的協定作為擋箭牌。
一時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冷酷的權益算計，成為斯大林和毛澤東會談過程中的基調。
斯大林顯然也不願意把氣氛搞得過份緊張，和緩下語氣對明顯不快的毛澤東說道：「我們決定繼續維持這個條約的任何條款。是為了避免西方國家藉此提出其它問題，諸如薩哈林和庫葉島。但是，鑒於貴我兩黨的特殊友誼，可以尋求一種變通的辦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實際上修改現行的條約。比如形式上保留蘇聯在旅順駐軍的權利，但按照你們的建議，我們可以撤出那裡的蘇聯軍隊。」
繞了半天圈子的毛澤東馬上又回到了他最為關心的主題上，但走的仍然是曲線，他說：「斯大林同志，周恩來同志要來，你看合試不合試？」
斯大林的腦子轉得也夠快的，馬上回答：「你讓他來幹什麼？我沒事情需要找他談，如果他來解決其他一些問題的話，你就讓他來吧。」
斯大林一句話，又把話題給悶了回來。
毛澤東沒有料到斯大林會搬出英、美國家作為限定中蘇關係的藉口，這對他剌激太強烈了，於是直截了當地告訴斯大林：「對不起，斯大林同志，在考慮中蘇條約問題時，中共從來沒有把英美等西方國家的態度包括在內。我們的人民認為，在國民黨政府垮臺以後，它與蘇聯訂立的條約也就失去了繼續存在的理由。」
斯大林承認中國人民的意願應當得到尊重，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這是不可能做到的。
問題是，通過米高揚、劉少奇的黨際外交，蘇聯領導同樣認為中共不肯輕易放棄把蒙古人民共和國重新並入中國的計畫。
在這方面，北京在1949年的外交步驟似乎證實了莫斯科的擔憂。
這一年的10月3日，蘇聯成為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第一個國家。在接下來的4天裡，另外7個社會主義國家——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予以承認並提出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除了蒙古政府以外，其它國家都在發出建交邀請的當天收到了周恩來肯定的答覆。唯有喬巴山是在難堪地等待了10天之後才接到中國政府答覆的。在這個時期，北京同其它共產黨國家的關係必然都在莫斯科的嚴密注視之下，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尤其如此。北京對喬巴山的肯定的答覆在莫斯科看來是一個好跡象，可是北京表現出來的猶豫也足以使莫斯科對北京的誠意表示懷疑。
斯大林並沒有消極等待、觀望北京的動態，而是未雨綢繆，採取步驟使烏蘭巴托做好應對北京的準備。
1949年八九月間，喬巴山赴莫斯科就醫。他的另一個目的是向斯大林探詢他對當時蒙古領導層中有關外蒙入盟蘇聯的爭論的意見。
喬巴山在9月底會見了斯大林，發現斯大林關心的是中蒙而不是蘇蒙關係。
斯大林告訴喬巴山，最近毛澤東和蘇方交換了意見，表示贊同內、外蒙統一。
喬巴山表示，雖然中共尚未直接向蒙古提出這個問題，內、外蒙合併是應該的，只是統一的方式應當是內蒙古加入獨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國。
對此，斯大林講了下面一番話：「這麼說你是主張獨立，而不僅是在中國國內保持自治權利的問題了？我也這樣看。你們自己必須對這件事做出決定。但是也沒有必要馬上決定統一應該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實現。你們需要有一個不會引起和中國爭端的妙策。毛澤東和他的政府現在正忙於攻佔廣東和完全解放他們自己的國家。他們還沒有時間考慮國內的民族問題，在這方面他們也沒有經驗。但是，在佔領廣東之後，他們也許會願意討論這個問題。還有一點，你們也應注意。如果你們向毛澤東建議內蒙統一於外蒙，他多半會反對。他有自己的問題。蔣介石掌權時，把國家搞得七零八碎，甚至讓外蒙古獨立。毛澤東則不然，他要把被國民黨肢解的國家統一起來。因此，毛澤東更難允許內蒙古統一於另一個國家。在十月革命以後，芬蘭和波蘭這樣的民族從俄國分離，變成獨立國家。這只有高度崇尚共產主義無疆界的列寧才能做到。你要明白，毛澤東絕對不是列寧，他才不會這樣做。」
對喬巴山提出的外蒙加入蘇聯的問題，斯大林回答說：「蒙古共和國沒有必要變成蘇聯的一部分。我們支持內、外蒙統一，希望它成為一個統一、獨立的國家，既不在俄國，也不在中國的管轄之下。」
師哲回憶錄與尤金大使晚年的回憶文章中，均幾次談到毛澤東第一次去莫斯科時受到了冷遇，弄得心情很不痛快。
其實真正的冷遇，正是在這次涉及到有關中蘇條約的談話以後才開始的。
毛澤東對蘇聯和斯大林寄有強烈的希望，源自於在中國民眾，尤其是社會精英階層心中，無不深深銘刻著這樣一件與中國休戚相關的大事。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斯間，中國加入協約國，因國力羸弱，只能派出華工擔任戰地後勤，西線去了15萬，東線也去了5萬。不久，「十月革命」爆發，蘇聯宣布退出東線戰場，俄國陷入內戰，遼闊的西伯利亞和中國的東北地區成為了白俄軍隊的勢力範圍。美、英、日、法、加拿大、捷克等7個協約國聯合組成干涉軍，從遠東地區協助白俄武裝，向蘇聯境內發起進攻，企圖將剛剛誕生的全世界第一個紅色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之中。
當時中國的北洋政府也破天荒派兵參與，並和其他7個協約國組成8國聯軍，於1918年登陸符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在百餘年前被沙俄俄國強佔去的海參威。由海軍第1艦隊代司令官林建章上校擔任駐俄部隊指揮官，先後撤出3萬多名在東線參戰的華工，並伺機收復更多被沙皇俄國強佔去的中國領土。在中國滿是屈辱的百年近代史中，中國軍人也曾吹著銅喇叭，踏著正步，驕傲地踏上過這塊被老祖宗丟失多年的土地。
就在蘇維埃與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進行殊死鬥爭，紅色政權命懸一線的時候，1919年7月25日，蘇維埃俄國政府突然向全世界發布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致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宣言》。
中國史稱：「第一次對華宣言」。
該「宣言」鄭重宣布：俄國政府放棄沙皇俄國時代在中國因侵略而獲得的一切土地，放棄領事裁判權利等各種特權，並無條件地將帝俄在中國東北修建的中東鐵路歸還中國，希望在新的平等基礎上建立兩國邦交關係。
天上「咚」地掉下個大餡餅，砸得全中國人民頭暈眼花！
北洋政府得知這一天大的喜訊，從高官到社會精英，普通民眾，無不被感動得涕淚橫流，覺得這鼻子尖尖，下巴翹翹的佛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同志真是太偉大，太了不起了！
現在來看，這實際上是列寧使出的對東西方列強結成的統一戰線有著極強破壞力的一個妙招，以此手段來拉攏與忽悠和自己山水相連，體量最大，其東北已經成為白俄軍隊後方基地的中國。利用剛剛推翻帝制不久的中國人民渴望民族獨立的迫切願望，將中國拉到自己的陣營之中，來破解列強和白俄對自己的瘋狂撲殺。
一定要把中國人從八國聯軍裡分離出來
在最近一兩百年的歷史中，沙皇俄國通過「璦琿條約」和「北京條約」，以及一系列勘界條約，先後從中國強佔去了150餘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聽到以列寧為首的紅色俄國宣布這些條約作廢，把侵佔的土地歸還給中國，中國朝野各界立即為之感激涕零，「宣言」受到了全中國人民的熱烈歡迎。當時中國31個社會團體致電俄國蘇維埃政府，對「宣言」表示讚美，並強烈要求中國政府與俄國政府建立友好關係。
與此同時，俄國派出黨政代表來到中國，廣泛接觸北京政府各界人物，宣傳「宣言」精神。他們還在北京、上海、廣州、天津以及哈爾濱等地，聯絡開明人士、先進份子、革命志士，向他們宣傳「十月革命」、共產主義及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促進中蘇關係的改善。
1920年9月5日，以張斯麟中將為首的中華民國軍事外交政府使團抵達莫斯科後，受到了超規格熱情接待。1920年9月27日，俄國外交人民委員部發表了《加拉罕第二次對華宣言》，這次宣言全稱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對中國政府的宣言》，第二次對華宣言與第一次對華宣言主要內容完全一致，即前沙俄政府與中國締結的一切條約無效，再一次強調放棄舊俄對中國領土的一切佔領。
張斯麟還受到了列寧的單獨接見。會見一開始，列寧就開宗明義，表達了願意放棄前沙皇與中國締結的全部條約，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本家武力侵佔和奪取的一切歸還給中國人民。
前後兩次宣言和列寧的當面承諾，都說到了同一件對中國人來說至關重要的大事，那就是廢除過去中俄之間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把從中國強佔去的150餘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歸還給原來的主人。
不過，張斯麟也同時聽明白了閃爍在這些條件字裡行間的一個意思，那就是中國的領土不能成為白俄反動武裝的後方基地，決不能讓白俄反動武裝利用中國的領土休養生息，壯大反對赤俄政權的力量，並把中國作為進攻赤俄政權的基地。
在這以後，列寧先後派出裴克斯、越飛、加拉罕與北洋政府就兩國建交等問題進行磋商談判。經過幾輪的艱鉅談判，1924年5月31日，加拉罕代表蘇聯政府(此時的俄國已經改稱蘇聯)、顧維鈞代表中國北京政府，共同簽訂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兩國宣布正式建交。協定規定：「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並規定：「中東鐵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兩國政府取決，不許第三者干涉。」
曾經和瀋志華一起去莫斯科購買蘇聯檔案的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員聞一先生說：「不管是第一次，第二次對華宣言，以及列寧的講話裡面，都從來沒有具體提到過‘璦琿條約’，也沒有提到過‘北京條約’。而中國的土地被割佔給沙俄，主要就是拜這兩個條約所賜。當然，蘇聯人更沒有談到遠東問題，比如被他們霸佔去的江東64屯、烏蘇里江以東，興安嶺以北這些歷史遣留問題。話說白一點，列寧當時就是被西方列強的干涉軍壓得喘不過氣來，通過外交上的一種姿態和手段，首先取得中國的支持與合作，以此來粉碎敵對勢力的聯盟，減輕他在遠東承受的軍事壓力。而且列寧本身就具有大國沙文主義思想，他在蘇維埃大會上就公開說過：‘符拉迪沃斯托克離我們很遠，但這就是我們的城市！’他絕對不會放棄符拉迪沃斯托克，要是把這座城市還給中國，他的太平洋艦隊往哪裡放？一直到最後，列寧也是口惠而實不至，根本就沒有處理過什麼中俄之間的不平等條約，更沒有歸還給中國一寸土地。」
蘇聯人為何出爾反爾？
主要原因是，到了1922年，中國軍隊早已退出的這支多國聯軍被蘇聯紅軍全面擊潰，中國在蘇聯人眼中，已經不再具有戰略價值。
今天的符拉迪沃斯克市仍然保持著一尊列寧的全身銅像，其餘的三尊銅像都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被拆除了。在大多數俄羅斯人的心目中，列寧似乎已經失去了往日的光輝，但是他的影響力，卻沒有在歷史的起伏潮落間消失殆盡。
「符拉迪沃斯托克離我們很遠，但這就是我們的城市！」
這是列寧在1922年11月20日召開的莫斯科蘇維埃全會上發言時斬釘截鐵地向全體黨員說的一句話，如今仍然被鐫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車站對面大廈的一面牆上。儘管當時的語境是針對蘇聯紅軍剛剛收復了被包括中國軍隊在內的8國聯軍短暫攻佔過的這座城市，但許多年後人們發現，正是這句話，似乎為這塊土地和整個遠東地區的命運，埋下了伏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