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06月17日訊】四月下旬王岐山約見三位美籍日裔學者福山、青木和德地，談了一個半小時。從《共識網》和香港《大公報》刊出的記錄看，內容幾乎是王的獨白。這次會晤一掃官府的陳例舊規，更像是同窗間的隨意傾訴。如果他們四位能就任何一個重要問題深入交換意見，應該不無可能形成一篇有時代價值的史料。
王在談話中唯一提出的問題
王在談話中唯一提出的問題是：在宗教史上，不同教派之間的內部衝突是怎樣解決的？這個問題提得好。福山教授也回答得明白清楚：宗教解決內部問題的基本原則，是神的面前人人平等。這是王最不可能忽視的一句話。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他沒有就福山的論斷發抒己見。重大的話題就此擱淺，沒有展開，沒有深入下去。
它會不會再度構成他們幾位今後的話題，我不知道。
作為局外人，我聯想到的是另外一種人類觀——把人類視為天生不應該平等對待的群體，其代表人物，有中國人熟知的毛澤東。從作為政治新星登上政治舞臺之日起，毛就主張必須把中國人劈成三塊：「我們」、「我們的敵人」和「我們（在和敵人鬥爭中為了取得勝利而非聯合不可）的朋友」。這種把人放在鬥爭的天幕下分解為主體、對象和工具三者的思維，在毛和中共奪到政權之後，早已「從娃娃抓起」，成為天經地義了。
我因此而想到了毛的宗師列寧。他在參加革命剛露頭角的時候，寫過幾本後來被斯大林奉為經典的小冊子。按照斯大林，正是這些小冊子為布爾什維主義奠定了思想的、組織的和策略的基礎。至於它們的共同前提，恰恰都是人和人之間絕對不應該平等。
《做什麼》（後來好像被中文譯成《怎麼辦》）所奠定的是「思想基礎」，因為這本書指出了革命職業家在思想上對工人的優越性。罷工工人只有經濟要求（改善勞動和生活條件），不可能有政治要求（推翻舊政權，建立新政權）。因此，即使在革命隊伍內部，工人也必須把自己置於革命知識份子（以列寧為代表的革命職業家）的「灌輸」之下，即由革命職業家「從外面」向革命的基本力量「灌輸」政治意識。什麼是列寧主義？這就是原始的列寧主義。
《進一步，退兩步》奠定的是「組織基礎」，因為這本書指出了上級對下級，特別是領袖對黨員的優越性。領袖指揮黨員，黨員服從領袖，這就叫做黨的紀律。有還是沒有這種鐵的紀律，據說是革命的布爾什維克和機會主義的（最後被定性為反革命的）孟什維克之間的分水嶺。由此可見，即使在「特殊材料製成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內部，也必須是不平等的。這是如假包換的列寧主義。
《兩個策略》所奠定的，當然是「策略基礎」。它規定，在革命的不同發展階段，各應打擊誰、麻痺誰、中立誰、團結誰；因此，每當領導人認為出現了「新階段」，就必須不失時機地拋棄老朋友，使他們成為新的打擊對象，或麻痺對象，或中立對象等等。在各種各樣被拋棄，被打擊、被麻痺、被中立、被團結的對象之間，能有平等可言嗎？不僅如此，要求列寧主義者在所有這些對象（包括「團結」對象在內）和主宰鬥爭的領導人之間講平等，其難度正如要求棋王和被他擺佈的棋子講平等一樣。
懷念主張保護不同意見的習仲勛
列寧主義當然是不應該忽視的，因為它曾經百戰百勝過，它的的確確曾經在七十多年之久的跨度內，當過地球上版圖最遼闊的蘇維埃聯盟的頂層設計的靈魂。
在「神的面前」，還是「列寧主義或毛澤東思想面前」；還是「天理良心面前」，那是同一個符號，在不同人群不同時代不同形勢下討論不同對象時的表達形態，——馬克思的愛婿博學多才的拉法格，在對法國語言在大革命前後的變遷進行史的考察時論之甚詳，就好比「女士們先生們」和「公民們」其實都是打招呼所用的一種口氣一樣。
分歧在於人人平等，還是人人不平等，兩者互為不同意見。這不由我不懷念主張保護不同意見的習仲勛老人。在天理良心之前，不同意見應該是平等的，應該都具有表達的自由，辯護的權利，交流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