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10月14日訊】西藏、新疆與香港三地的政治與文化差異，在北京眼中並不重要，奉行唯物論的中共認為，只要經濟上趨同且一體化，政治與文化差異遲早都會被改造過來。針對這幾個「區情」很不相同的地區，北京採取的一體化政策也有區別。
香港
香港的四小龍地位：得失皆因大陸
香港地理位置為其帶來的優勢，主要是為中國大陸充當「國際掮客」。毛澤東在中共建政後做出「暫不收回香港」的決策，就是看到了這一點。當時中共面臨西方全面封鎖，出於「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考慮，保留香港作為中國的對外「國際通道」。自50年代後期到60年代末，香港幾乎是中國唯一從國外引進資金技術的渠道，更是開展進出口貿易的基地。1979年以後中國對外改革開放，香港商人不僅成為投資中國大陸的主體，還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引路人與橋樑。
香港的衰落始自90年代中後期。其時，70年代後期作為香港經濟支柱的電子、製衣、玩具等產業全部遷往中國珠三洲地區，本港產業空心化。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後，香港逐漸喪失了中國轉口貿易的地位，離岸金融業務漸漸劣質化，淪為中國權貴官僚的資本外逃中轉站與「大陸洗錢的後花園」。近幾年，中國的洗錢金額也超過每年1萬億元，其中有相當大的部分流向香港或經香港中轉。大陸人在香港鑽研出來各種洗錢方法，從投資移民、炒股、投資房地產，到投資藝術品、古董，無所不包。（見本人VOA博文《人民日報「十大外資來源地」背後的秘密》）
現在常見大陸人說，中國經濟現在不需要依賴香港了。這話只說對了一部分。正解是：中國政治經濟精英絕對需要香港。一，香港做為他們能操盤的洗錢之地不可或缺。二，港商是他們最容易披上的投資者外衣。除了將錢洗白作為外商到中國投資之外，到美國華爾街圈錢，港商身份較中國身份方便得多，尤其是「中國概念股」在美國股市陷入「財務欺詐」的醜聞之後，掛上港資招牌更便於通過美國證監會審批。當然，上述種種「方便」，只有在香港特區政府受北京高度控制的情況下才能輕易獲取。因此，北京無論於公於私，都不會讓香港特區政府成為真正的民選政府。
無論是香港昔日的繁榮還是今天的衰落，都與大陸息息相關。香港財政獨立，無需向中央納稅，北京倒也算是體諒香港的經濟困難，但幫助方法除了鼓勵大陸遊客赴港旅遊之外，並無他法。而大陸人借赴港之機在香港產子，搶購奶粉，以及一些不雅行為，讓港人認 為是搶佔資源，煩不勝煩，編了一支《蝗蟲歌》傳唱。所有這些日積月累，構成香港對北京產生離心力的一些緣由。
新疆
西藏新疆：花錢買穩定無助於經濟結構優化
西藏、新疆兩地被歸於「老少邊窮」地區。世紀之交之前，北京認為這兩地與中央政府的矛盾不足為慮，只要縮小地方差距，就能達成穩定，因此不斷加大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但隨著兩地與中央政府的矛盾日漸顯化，至本世紀初慢慢演化為「花錢買穩定」。如我在《蘇格蘭公投的中國啟示》中所說，自2008年至今，中央轉移支付在西藏財政支出中的比重一直在90%以上；青海則在70%-80%之間，新疆較富裕，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比例亦高達60%左右。
但所謂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形成的只是對邊疆與貧困省區的輸血機制，而非造血機制，儘管中央財政支付的力度越來越強，但中國的地域差距越來越大，按照各地區不變價格計算人均GDP差異係數，1990年是55.4%，其後緩慢上升，2003年達到最高點75.1%，之後隨著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加強，差異係數有所下降，2012年下降至46.0%。除此之外，中央政府鼓勵內地人去兩地旅遊，發展當地的旅遊業。問題是，旅遊產業難以做為經濟支柱，當地人就業始終是個問題。
西藏
三地就業難，不同中的相同
這三地都有大型國企進駐，中國央企幾乎都在香港設了分公司，但人員基本自帶。那些洗錢業務，大都由在港的中資公司（多由大陸自帶僱員）操盤，除了讓香港經濟稟賦高度投機化之外，並未給香港人帶來多少好處，年輕一代就業、生活日益艱困。
藏疆的央企除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之外，餘下主要是資源性產業，數量不多，就算遵照政府規定按比例招收少數民族員工，能夠吸納的人員有限。2012年12月，人民網曾登載《西藏籍大學生「全就業」透視：公職崗位佔八成》，從當地大學生的就業流向，可以瞭解西藏地區除黨政事業機關之外，能提供就業機會的現代經濟部門極其有限。在《西藏就業」到底怎麼了——從"西藏特點」的就業問題說起》（見人人網《鐘扎西的日誌》）一文中，作者指出，西藏高校畢業生之所以熱衷公務員職業，是因為西藏產業結構落後，「實業少，噱頭多，規模小，波動大（彈性大），長期需求少的產業格局」。作為支柱產業的旅遊業，停留在較低層次上，著名商品蟲草雖然暫時給牧民帶來高收入，但難以為繼，且對生態破壞極大。
新疆少數民族的就業早就成為難題，伊力哈木曾在《當前新疆民族問題的現狀及建議》中作為重點闡述。比之西藏，維人面臨的情況更嚴重。因為新疆自50年代初就開始從內地移民，西藏由於地理氣候條件限制，直到近年才有大量漢人湧入拉薩林芝等地經商，這些人對藏人的就業並不構成影響。
真正的難題：繫鈴人無法解鈴
通過本文政治篇與經濟篇的分析，會發現三地情況不同，但北京的控制手法的要義卻相同，即通過各種不同的策略包括壓力，讓三地在政治上與中共趨同，經濟上全國一體化。
香港無論是經濟、政治發育程度與人口構成，均不同於內地，中共對其採取逐步收緊的政策，讓其與內地趨同。比如北京曾處心積慮地在香港施行洗腦教育，令港府成立一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並於2012年推出《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盛讚中國模式，批評西方民主，結果引發香港人民「反對洗腦」的全民大行動，被迫作罷。藏疆兩地取消本民族語言教學，被當地少數民族理解為「文化滅絕」。對此，維族知識份子伊力哈木在《當前新疆民族問題的現狀及建議》中、藏族女作家唯色在《為了「維穩」取消藏語教學》中均有論述。
讓全國經濟一體化，這是出於極權政治的本性。鄧時代開始市場經濟的改革，但其目的並非為了把經濟調控權讓給市場，而是為了讓權力更有效地配置社會資源，以擺脫中共政治上的困境。現實表明，改革以來權力之手對經濟關鍵環節的干預，比計畫經濟時代毫不遜色。與計畫時代的指令經濟相比，這種隱性的市場干預對經濟秩序的破壞和商業倫理的消極影響更大。比如藏維兩大民族，不僅文明成熟，在人口與資源的控制上自古以來也有自己的平衡方式，只有在中共強力干預之下，才發展今天這種狀態，僅僅依靠本地的經濟產出，已無法支撐起當地的人口規模。尤其是西藏，沒有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地方政府的日常運作無法維持，公職人員當然也無法養活。
古話說「解鈴還需繫鈴人」。觀察三地的局勢，如今香港尚存有解鈴餘地，新疆問題則陷入無解之境：新疆現有維族人1007萬，漢人875萬，維漢共治，正是目前部分維人反對的格局；維族人要的那種「高度自治」，毫無疑問也會遭遇當地漢人強烈反對。但800餘萬移民及其後裔這隻「鈴鐺」，雖然是中共硬套上去的，但如今誰也沒有辦法讓漢人「回流」到人口與資源關係呈高度緊張狀態的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