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擷圖)
【看中國2013年12月06日訊】汪曾祺先生的小說《異秉》，講了一個充滿悲憫的刻舟求劍的故事。
賣滷肉的王二一點點發達起來，他的攤子原本是擺在中藥店保全堂的屋檐下，後來生意越來越好，便租下了隔壁源昌煙店的半個鋪子。王二也終於脫了窮人相，每天有些閑暇時間喝喝茶、聽聽書。
藥店裡兩個處於職業低谷的人十分羨慕。陳相公是個學徒，看不到出頭的日子；陶先生一直處於被解雇的邊緣，日子過得戰戰兢兢。一天，幾個人談論到富貴者必有過人之處，問起王二，王二老實回答：自己大小解分開。當天晚上，陳陶二人就擁進廁所——他們也想擁有那「異秉」。成功就這麼被誤讀了。
前段時間，一個大學同寢室的同學給我打電話，他剛剛租了500畝土地，搞有機農業。他的舉動是夠大的，但老實說，我一點也不吃驚，哪天要是他告訴我，他已經身價過億，我也不納罕。
我這位同學是在鄉村中自由長大的，小學時，突然犯了牛脾氣，不願上學，家人也不阻攔。他自由自在地玩了一年多，突然覺得這不是個事兒，就重新去上三年級。初中時跟著親戚到城裡賣西瓜——這還算正常的；同樣是在初中，他能到筑路隊干一個夏天，就著實罕見。大學時，我們6人組團去推銷香菸，他是精神加肉體領袖，結果40天下來，每人賺了2000多元錢。
他的戀愛也頗多傳奇，我也有幸目睹了大半個過程，心裏嘀咕：他算個奇男子。
大學時，我就判定，他若沒考上大學，一定是村裡的能人，可以在自己的地頭呼風喚雨；若身在亂世，或可有更大成就。
畢業後，他去的報社沒有我去的好，可他幹得風生水起。那張報紙漸漸不能滿足他的雄心，後來他帶著老婆去了廣東，在一家身在地方、意在全國的報社工作。新聞做了四五年，也對得起讀了4年的新聞系，然後他就堅定地轉了行，做自己的事。其間，我們或多或少有聯繫，不管他做什麼，我的基本判斷一直是：一，他是對的；二，他能做好。
只是說到搞有機農業，他心裏還真有點兒敲鼓。這行當的水有點深，他反覆說，他從未做過這樣的選擇。最終讓他下定決心的，是大勢，大勢所趨，事在人為。
一個細節是，當他決定租地建農場時，身邊的朋友紛紛入股，沒什麼理由，只因為是他在做。
若說他有什麼特別之處，他最初讓我驚奇的地方是，他聽完一首歌就能用手風琴把調子拉出來。最初，我難以理解這個黑胖子怎麼還能幹這細活？我完全是樂盲，不敢確定是否稍通樂理之人都能如此。可即使如此，他的手風琴技術也全憑自己摸索而成。
除此之外，我還真說不出他有什麼特別之處。只能說他靠譜，非常之靠譜。是那種如果你有緊急情況，可以把妻兒托付與他的那種朋友。
說到能力，我更願意理解為：那一點點雄心。這點雄心或大或小、或多或少，可有沒有，區別就大了。
人或許可以分為兩類：有那麼一點雄心的和沒那麼一點雄心的。
對普通人而言，那一點雄心，是把自己拉出庸常生活的堅定動力；沒有那一點雄心的，只能無力甚至無知無覺地，慢慢被庸常的生活沒頂。
在變革時代，那一點雄心或許能導致波瀾壯闊的結果。編草鞋的劉備，從來沒忘記自己是皇叔，就憑這一點，他從兩手攥空拳，到三分天下有其一。才華什麼的，反而是小節。
我們總覺得，成功者之所以成功，是有異於常人的手段或辦法。其實，這手段和辦法，也大都不過是成功的一點結果，而非成功的原因。
在汪曾祺先生的小說《異秉》中，陳相公和陶先生，都是小可憐。他們是刻舟求劍，把結果當原因。這麼求，永遠也求不來成功。
好小說述而不作，只說事，不分析。你如果琢磨下賣滷肉的王二，就會發現，這個敦厚的做小生意的人，胸腔中也有令人尊敬的一點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