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1月23日訊】小時候曾經在旺角彌敦道生活過一段日子。那時的戰前樓，一梯兩夥，每個單位，都再分成許多間梗房；不同的家庭，共用廚廁，有另一種互動。同屋主盧先生和盧太太，是土生土長香港人；盧先生是退伍軍人，盧太太則很愛貓，久不久會到市場買點小魚，招呼周圍的流浪貓。街貓知道這裡有吃的，漸漸在天井聚集，後來有貓在盧先生和盧太太那邊住下。我愛和貓玩，經常走到盧先生和盧太太的地方；他倆的子女已出身，所以也不介意有個小朋友陪他們過過時日。這段日子正值中英談判香港前途，記得盧先生表現很厭惡「左仔」。當時我年紀小，他也沒有跟我講太多究竟他為什麼對共產中國完全沒有好感。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香港人，仍然對六十年代的暴動記憶猶新；也聽新聞界的前輩講過，文革的日子，後海灣經常發現大陸逃難的人的浮屍。作為一個曾經為香港服務的退伍軍人，對「左仔」沒有好感，自然不過。但也在這個年代，稍有點學識的年輕人，正在發酵民族情緒；他們未必真心擁護中國共產黨，否則早就跑回大陸去建設新中國，但可以肯定，戰後社會棟樑要趕時髦，就要高舉反帝反殖的標語，他們也要裝出痛恨洋人和殖民主義的態度。這群身在福中心愛國的青年知識份子，可能自己也沒有想過最終成為權貴：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等。當然，成功上位的「左仔」，更少不了特首梁振英。
主流想法覺得，這群人信北京，所以北京也信任他們。實情真的如此簡單嗎？事實上，香港的民族主義分子，從一開始只是北京用來牽制殖民政治的棋子，要是香港回到一國一制，他們再也沒有利用價值，管治香港的實權，直接交到北京指派的官員手上就是。不過，要是香港完全自主運作，他們的實力，卻又不如殖民地政府留下的公務員和專業人士。今天香港的建制派，境況其實仍然非常尷尬，也難怪他們只可以靠地區的網路，建立一個選舉機器。有理由相信，支持新建制派的選民，價值觀與盧先生那種老香港的信念，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假如盧先生今天要選一個政黨，傳統民主派應該仍然是沒有選擇中的選擇吧！可是，他對於現在的本土派又有什麼感覺呢？當年，他就算厭惡「左仔」，但對我們這一家從大陸來港的新移民，不但沒有歧視，而且更有不少關照。分清政權和人民是獨立存在，人與人之間才可以和諧共處。曾幾何時，香港人雖然政治冷感，但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也更太平。新獅子山下，身份的意識愈趨向集體，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也愈明顯，說到底，民族意識不是什麼好東西，個人就是個人，這都是我從盧先生那兒學會的舊香港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