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6月28日訊】近些年來凡關心中共歷史者，都會關注來自蘇聯的經費援助的問題。這是因為，以往的中共黨史研究幾乎不會提到這方面的情況。直到今天，在紀念中共誕生90週年之際，還是有一些文章或影視作品會刻意淡化這方面的情況。他們引用最多的，就是中共「一大」會議參加者包惠僧晚年的一些說法。中心意思就是強調說，陳獨秀自建黨之日始，就「堅決主張」「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不能受制於人」。由此演繹出來的更為誇張的說法是，不僅是陳獨秀，包括李達、李漢俊等，「一大」前後得知共產國際會派代表來參加中共的會議，都不能接受，甚至反對參加共產國際，要求和俄共（布）建立平等關係云云。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1979年5月，《「一大」前後》（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84頁。
很多年來，由於革命和戰爭等原因，涉及這方面情況的大量中共歷史資料未能有效保存下來，加上政治上的種種禁忌，這一問題的研究自然備受限制。即使是改革開放後，涉及這一問題的討論，還是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中共黨史學界中眾多堅持「獨立自主」論者的質疑和反對。在他們看來，至少從1935年遵義會議開始，亦即毛澤東在黨內開始取得領導地位之後，不能說莫斯科給過中共多少實質性的援助了。因為，毛澤東本人就講過，抗戰期間，共產國際只給了延安一些馬列書籍和少量藥品，大部分援助都給國民黨了。
歷史研究不僅要反對簡單化、概念化，而且要從常情常理和基本邏輯出發。筆者注意到這個問題，就是基於一個常識性的判斷。即中共建黨之後，多數共產黨人都按照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成為了 「職業革命家」。他們靠什麼租房辦公、發行雜誌、印宣傳品、召開會議、組織工會、舉辦夜校、去全國各地活動串聯……以及靠什麼維持自己作為職業革命家的日常生活呢？
還在1980年，國內就公開發表過共產國際代表馬林1921年7月11日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一份報告。同時，包括包惠僧在內，其1979年的回憶中，也不經意地透露了一些情況。這些微小的細節也加深了筆者的疑問。因為，馬林在報告中明確講到，1920年春天俄共（布）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代表維經斯基（又稱威金斯基，中文名吳廷康）來到上海之後，「中國共產主義者已在陳獨秀同志——他主編《新青年》雜誌多年——的領導下形成一個團體。這個團體在七八個城市有小組……但自威金斯基離華後，經費無著，不得不停止」《馬林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1921年7月11日，《「一大」前後》（一），第421頁。
包惠僧在回憶中也印證了這一情況。他談到，1921年上半年，因陳獨秀應廣東陳炯明之請去了廣州，維經斯基很快也離開了上海，代理書記的李漢俊馬上就無法開展工作了。他告訴包惠僧說：「人都走了，經費也沒了，沒辦法干了。」包惠僧想去廣州找陳獨秀，也因為籌不到區區十幾元的路費而不能成行。後來他還是靠了朋友的贊助，才走成的。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1979年5月，《「一大」前後》（二），第383頁。
應該瞭解的是，早期共產黨人中雖然大部分是青年學生或畢業不久沒有固定職業和收入者，但其中還是有一些人做著教授、編輯之類的工作，尚未全職從事黨的工作。個別人還有不菲的收入，如陳獨秀、李大釗。因為當時的教授收入較高，雜誌辦得好還能掙錢，因此，那個時候同仁共同出資合夥自辦雜誌的情況也很普遍，早期中共用來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的《新青年》雜誌，就是由陳獨秀、李大釗等一批教授創辦起來的。但問題是，隨著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越來越多的人成為黨的一分子，多數成了 「職業革命家」，旅行、開會、辦刊、辦外國語學校、辦工人夜校，包括印刷各種宣傳小冊子和傳單等，處處都需要錢。中共最初只有50多個黨員，其中只有陳獨秀、李大釗有些個人收入，這個黨如何能夠不要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而生存和活動呢？
1920年夏天中共上海發起組成立以後，我們很容易瞭解到的它的各種必須要花錢才能進行的活動，就可以列舉出如下若干項：
1發行《新青年》雜誌；
2發行黨的機關刊物《共產黨》月刊；
3發行勞動組織書記部機關刊物《勞動界》雜誌；
4創辦又新印刷所；
5成立人民出版社；
6出版《共產黨宣言》等十幾種小冊子；
7創立外國語學校；
8創辦工人夜校或勞動補習學校；
9舉行黨的全國代表會議；
10籌辦全國第一次勞動大會。
已知，召開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就需要經費1000元左右。因為不能向勞動者收費，舉辦一間小規模的工人夜校或勞動補習學校，一月必需的經費至少也要800元左右。大一些的這類學校，月費甚至要花到近千元的水平。參見中國革命博物館編：《北方地區工人運動資料選編（1921—1923）》，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59—60頁；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纂組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1年，第103—104頁。當時，陳獨秀已經被迫離開北大教職，沒有固定收入，只能靠編輯《新青年》雜誌維持生活。李大釗是當時組織裡面幾乎唯一在任的大學教授，每月收入不到200元，縱使可以捐出部分，對黨的工作所需也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其他成員多半或收入較低，或根本沒有穩定收入。再加上中共早期黨員人數很少，「一大」時只有50多人，「二大」時才190多人，「三大」時也不過400人左右，能交黨費者不多，即使大半都能按規定交納，總的數量也極其有限，根本不足以維持黨開展各方面工作的現實需要。已知到中共「三大」召開時，400名黨員中多數都沒有職業，能交納黨費者不足1/10。另以1924年上海為例，當時有黨員47人，接近四分之三有職業，商人、教員、編輯等固定職業者佔到近一半，全部交納黨費每月應可收入到130元左右，只夠開一次全國性會議的。而實際上多數黨員交不出黨費來，月收黨費只有30元左右。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區的情況更不難想像了。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256—257頁。
由於來自莫斯科的財政援助問題對中共歷史成長過程的影響極大，故筆者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即開始留心並搜尋這方面的史料。這一工作雖時有斬獲，所得始終十分零散而無法做全面系統的研究。好在，90年代最後幾年這方面的情況有了較大的改觀。不僅國內國外大批重要史料得以公開，甚至被結集出版，披露了許多歷史線索，而且相關討論也越來越多，這樣的研究再也不具什麼敏感性了。
當然，這種改觀也並不意味著事情就此有了根本性的轉變。事實上，近20年來陸續披露出來的史料，更多的只是滿足了我們想要將有關這一問題的歷史線索大致描繪出來的願望。要利用它們列出一張莫斯科在共產國際存續期間，在經費以及財政援助方面如何逐年幫助中共的一目瞭然的賬目表來，還不大容易實現。
依據目前的資料情況，筆者在這裡所能夠做到的，僅僅是把那些看起來散佈於各種資料之中互不相關的史料稍加釐清考訂，並將其整合貫穿起來，從而讓讀者瞭解：（1）共產國際是不是曾經為中共提供了經費的以及財政的援助；（2）這些援助的由來與具體形式的變化；（3）這種援助的規模及其對中共成長的作用；（4）這種援助具體帶來了怎樣的問題或負面的影響。如此而已。
相關史料狀況概述
要具體釐清自1920年至1943年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經費和財政援助的情況，是一個頗為枯燥甚至是煩瑣的過程。為便於讀者把握整個過程，並瞭解以下種種史料整理考據的必要性，筆者相信有必要首先說明一下筆者將要據以討論的相關文獻檔案公開和發表出版的情況。
有關中共得到共產國際或蘇聯提供的經費或財政援助的說法由來已久，但卻極具爭議性。世人最早看到相關的文字材料，是來自中共工人出身的總書記向忠發在1931年被捕後的一份自供狀。中共總書記親口承認接受共產國際經費幫助，自然被當年敵視中共的臺灣學者所重視，故臺灣中共黨史專家王健民於1965年將其全文發表於《中國共產黨史稿》中。然而，因為這一資料的口供性質和僅為一孤證，因此長期以來似乎並沒有人試圖利用它來作為研究這一問題的憑據。
最早披露中共早期曾得到共產國際經費援助情況的，還是中共自己。1982年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中公開了陳獨秀1922年寫給共產國際的工作報告，其中即明確提到中共從共產國際那裡獲得活動經費的情況。《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第27頁。儘管這個時候出版的這套文件選集，標明「黨內發行」，事實上卻在國內許多書店中公開發售，因此不僅國內，包括國外的研究者，大都也能夠讀到它。不過，對於陳獨秀報告中透露的這一情況，絕大多數研究者幾乎未予重視。
1989年，「黨內發行」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改為公開發行，並增加了公開文獻的數量。其中新增加的陳獨秀在中共「三大」會議上的政治報告，更是清楚地說明瞭黨的活動經費的來源問題。《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第168頁。1989年和1991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合作編譯的《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以及由荷蘭學者托尼？塞奇編譯的《中國第一次統一戰線的起源》這兩部資料集的相繼出版，更是提供了一批有關共產國際在經費和財政上援助中共的非常具體的文獻史料。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編譯：《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
新一波相關文獻史料的公開和出版，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1994年和1996年分別出版的俄文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和《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進一步具體地披露了從1923—1927年間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或財政援助的一些情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3—4），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就在這兩部資料集被譯成中文，先後出版於1997年和1998年的時候，英文版的《中國法律與政府》雜誌也在其1997年第1、2期上，發表了一組從30年代中後期到40年代中後期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問題的檔案史料，其中部分史料也直接涉及共產國際財政援助的問題。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30，no1，January-February1997。這也是世人第一次看到1935年遵義會議以後，直至抗戰期間，共產國際仍在繼續援助中共的檔案文獻資料。
直到20世紀末為止，研究者們可以用來研究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和財政援助問題的檔案文獻史料，更多的仍只是集中在1921年以後至1927年以前。不僅1927年至1930年代中期存在著一段空白，而且30年代中期以後直至抗戰期間可資利用的資料也相當欠缺，很難據以勾勒出一個完整的歷史輪廓。這一缺憾的彌補，極大地得益於1997年在保加利亞和2000年在俄國相繼出版，2002年在中國被譯成中文的《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季米特洛夫著，馬細譜等譯：《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和《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7—10，13—15），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2007年。。前者通過1934—1943年間一直擔任著共產國際總書記的季米特洛夫的日記，記錄了經由共產國際提供的幾乎每一筆重要援款的申請和批准的情況；後者則提供了前所未見的涉及1927—1931年間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經費和財政援助的相當具體的資料。與此同時，俄國學者石克強2001年在中國發表的有關中共建黨過程中的幾份檔案，也從一個側面提供了瞭解1920—1921年俄共（布）和共產國際在資金上幫助中共建黨問題的一些線索。見《百年潮》2001年第12期。
當然，除了公開出版的文獻檔案資料之外，中國和俄國的檔案館保存並提供利用的相關檔案更值得重視。因為十分明顯的是，以上所介紹的相當部分的檔案資料，正是來自於中俄兩國的檔案館。儘管筆者目前的討論還無法真正建立在檔案查閱的基礎上，但筆者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曾經有機會前往保存有這方面檔案文獻的兩國檔案館查閱檔案，因此，部分地交代以下討論中可能涉及的檔案情況亦屬必要。
在中共中央檔案館裡，涉及這方面情況的檔案主要有三部分：
一部分是1957年蘇聯交還給中共中央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保存於莫斯科的近10萬件檔案資料。在這些檔案資料當中，除去數以萬件有關共產國際協助中共在東北開展工作的檔案資料以外，20年代的會議以及30年代的一些來往信件當中，都有少量涉及經費和財政援助問題的內容。
一部分是30年代中期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之間的來往電報。當年中央紅軍到達陝北，與莫斯科之間開始建立起直接的電台聯絡。在當時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與中共中央書記處相互往來的電報抄稿中，不難找到共產國際為中共和紅軍提供財政援助的記錄。
一部分是20—30年代的中共中央會議記錄。當年保存得最完整的會議記錄主要集中在1927年至1932年，以及1935年下半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這兩個時間段。由於後一個時間段裡中共在經濟上已經基本上獨立自主，因此，雖早期仍有個別會議討論過向共產國際請求財政援助問題的內容，但數量極少。與此相反，在前一個時間段裡，無論是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還是中央常委會的會議記錄，涉及共產國際經費和財政援助問題的內容卻絕不是個別的現象。
在負責保存自十月革命後到斯大林逝世前黨務活動、包括共產國際工作的相關檔案的蘇共中央黨務檔案館，也保存有涉及這方面情況的檔案資料。尤其應當提及的是，上述中共中央檔案中保存的檔案資料，由於當年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存在著上下級關係，因此相當部分其實也可以在這裡查閱到。以筆者所見，相關檔案主要也有三部分：
一部分是季米特洛夫檔案，它主要是季米特洛夫擔任共產國際總書記期間的工作檔案。由於他自1935年起即親自負責中國事務，因此他處理的有關中國問題的各種文件當中，不可避免地存有向中共提供財政援助的相關資料。
一部分是共產國際聯絡局檔案，因為該機構具體負責與各國共產黨的聯絡工作，包括向各國黨撥發經費和援助款項，故其檔案中涉及這方面的內容自然相當可觀。但該檔案的開放程度似乎受到限制。
一部分則是中共提交給共產國際的各種會議記錄和工作報告。作為共產國際的下級支部之一，中共按照規定必須要將其工作記錄定期提交共產國際備案和審核，並隨時提交相關的工作報告。故20—30年代中共中央的幾乎所有會議記錄和從中央到地方的工作報告，大都在這裡存有備份。所不同的只是，保存在中國的會議記錄多半是會議召開時的記錄稿，而提交給莫斯科的其實已是謄清稿和翻譯稿，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後者時常會有一些增刪甚至修改，似難避免。
關於1920—1923年共產國際提供經費的情況
還在中共「一大」正式召開之前，即1921年7月23日以前，維經斯基就曾經為陳獨秀領導的中共上海發起組提供過經濟上的援助。關於這方面的情況，2001年第12期《百年潮》雜誌所刊載俄國學者石克強整理的一組檔案文獻，披露了其間的一些內幕。綜合指派維經斯基來華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1920年8月17日、9月30日、10月23日的電報，共產國際派駐遠東的代表舒米亞茨基1921年1月21日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科別茨基的信，遠東書記處主席團與中國支部1921年7月20日的聯席會議記錄，以及先前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一書中所發表的維經斯基1920年8月17日給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的信，加上該部1920年12月21日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等文獻，可以瞭解到以下情況：
（1）維經斯基這一階段是受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指派前往中國開展工作，其相關的活動經費亦由東方民族部提供。而東方民族部為籌措經費，曾派遣特使帶上價值10萬美元的鑽石到上海去賣，並不止一次地託人帶錢或匯款給維經斯基，已知其中一次帶去的確切的經費數目即為2萬美元。
（2）維經斯基利用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提供的活動經費，在中國上海成功地展開了工作。其報告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組成（4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三個部，即出版部、宣傳報導部和組織部。」「出版部現在有自己的印刷廠，印刷一些小冊子。」並將出版《勞動界》週報。「宣傳報導部成立了華俄通訊社，現在該社為中國31家報紙提供消息」，並在北京成立了分社。「組織部忙於在學生中間做宣傳工作，並派遣他們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聯繫。」同時還將召開有10個當地工會和行會代表參加的會議，以便成立勞動組合書記部。
（3）隨著共產國際成立遠東書記處，中國工作全部歸遠東書記處領導，維經斯基因此於1920年12月離開上海並返回了俄國，不僅工人學校等被迫停辦，「中國共產主義組織經費一度支絀，今年（指1921年）1月份後半個月，工作出現停滯。為使之重新啟動並得以改善，我（指共產國際全權代表舒米亞茨基——引者注）不得不採取大膽的辦法，舉借貸款和使用其他手段，這才挽回了局面，報紙和出版工作才得以維持下來（如布哈林和晉里奧勃拉任斯基的《共產主義ABC》用中文印行了兩萬冊）」。
（4）維經斯基改歸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領導後，「帶著文件和今後工作的經費」曾計畫重返中國，因「遇到了麻煩」而未能達到目的，這種情況又一度使「我們在中國的工作稍微有些停頓」。參見《百年潮》2001年第12期，第56—59頁；《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第31—33、56頁。包惠僧多次在回憶中提到，1922年底因維經斯基回國，中央經濟來源斷絕，很多事情都做不了。共產國際派馬林來上海後，1921年7月初發出舉行代表大會的通知，以地區為單位，每個地區派代表二人出席，每位代表發給路費百元。另馬林當年為營救陳獨秀，還交了5000元保證金和罰款。見《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368、428頁。
目前有關中共1920年開始建黨後得到蘇俄援助的資料還是零星的。比如，我們可以從一些研究成果中看到這樣的說法，即1920年夏，上海中共組織發起後，「每月接受宣傳費一千元，幹部等亦每月接受三十元報酬」。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前，各地代表每人都收到了作為旅費的100元匯款。轉見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建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162、254頁。所能見到最早的較為具體的中共取得共產國際經費援助數目的資料，仍舊是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以中共中央執委會書記的名義，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報告中明確提到：「黨費，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計國際協款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勞動運動約一萬元，整頓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刷印品三千元，勞動大會一千餘元，其他約二千餘元。」他同時函詢維經斯基稱：「今後國際協款究竟如何，也請示知，以便早日設定計畫。」《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致吳廷康的信》，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2），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303、304頁。
在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中共「一大」召開於1921年7月，而陳獨秀是1921年9月前後由廣州回到上海，擔任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的中央書記一職的。故陳獨秀報告的黨費收入與支出時間，是指他接手中央至中共「二大」召開，即從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的這一段時間。它並不意味著中共「一大」，即從1921年7月到10月之間中共沒有黨費收入與支出。而從陳獨秀的報告中可以瞭解到兩點：（1）這個時候中共的黨費收入與支出是包括黨的一般性活動經費和工運經費在內的。相比之下，一般性黨的活動經費的收支，僅為6600餘元。而工運經費，即勞動運動方面的花費，則佔去了這時黨的全部經費的近三分之二。（2）這時黨的全部經費當中，自籌款數僅不足6%，只夠開一次「勞動大會」，絕大部分活動經費都來自「國際協款」。《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22年6月30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2），第304頁。
從中共「二大」召開之後，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經費的方式發生了一定的變化，由於赤色職工國際這裡沿用當時通用的稱謂，新的譯文為「紅色工會國際」。也開始為中共提供一些財政援助，中共用於工運上的開支明顯減少了。這一點在中共「三大」陳獨秀的政治報告中和馬林檔案裡，都有明顯的反映。在馬林檔案中不僅可以看到張國燾、蔡和森、陳獨秀於1922年12月9日、1923年4月30日、5月17日、5月19日、5月20日分別簽收得到工作用款400美元、1000墨西哥元（即當年也在中國流通的所謂「鷹洋」）、2940港幣，及兩個3000中國元的收條，而且可以看到赤色職工國際在1923年5月即開始與共產國際一同向中共匯款3500美元，用於幫助中共、救濟受到中國政府抓捕的同志等。故陳獨秀在「三大」的政治報告中所提到的經費支出，沒有提到在黨的工作中佔據最大份額的勞動運動的開支，似非偶然。報告稱：「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一萬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這次代表會議上。經費是分發給各個小組的，同時還用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上，用在聯絡上和用在出版週刊上。」《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第168頁。在這裡可以清楚地瞭解到：（1）與上一年度的情況相比，黨費的支出中原先佔三分之二的勞動運動的開支幾乎不存在了。（2）即使加上上一年度少算的8、9兩個月的收入，在中共「一大」至「二大」期間，共產國際提供的黨的月活動經費也不超過740元。而在中共「二大」至「三大」期間，共產國際提供的黨的月活動經費實際上已經達到1250元，較上一年度有明顯的增長。
陳獨秀的報告沒有提到工運費開支的情況，並不意味著在「二大」至「三大」期間中共所從事的勞動運動已減少到無足輕重的地步，沒有單獨列項提及的必要。事實上，在1922年7月到1923年6月之間，中國的工人運動相當活躍，而北方的工人運動尤其受到中共的影響。像著名的「二七大罷工」（按：中共領導下，發動的大罷工。），就發生在這個時期。儘管目前找不到赤色職工國際提供援助的具體資料，但僅在並非赤色職工國際代表的馬林的檔案中，也還是可以看到一些在陳獨秀報告中沒有提到的俄國人援助工運費用的記載。這包括：（1）1922年11月，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全權代表越飛為唐山罷工工人提供的1000元和準備進一步籌集的400元；（2）1923年「二七大罷工」發生後，俄國鐵路工人捐贈給中國京漢鐵路工人受難者家屬3萬盧布；（3）1923年3月赤色職工國際為中國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提供了1000金盧布；（4）1923年5月莫斯科經由北京轉交中共278英鎊，要求三分之二用於組織中國的工人運動和即將召開的勞動大會；（5）1923年5月赤色職工國際交給中共中央2000金盧布用於幫助中國的工會組織；（6）1923年7月莫斯科匯款1840墨西哥元，說明用於撫恤「二七大罷工」罹難者家屬。參見《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98、151—154、168、169、173頁；Tony Saich，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p347。
綜合這一年度共產國際提供經費的已知的情況，可以瞭解的是：（1）共產國際提供經費的部門、途徑和方式都不固定，有時甚至會出現混亂。如共產國際執委會1922年底確定1923年給中共的預算僅為每月1000金盧布在薩發羅夫1922年底開列的1923年中共月支出預算中，只同意用210元支持一份《嚮導》週報；用40元支持一份《工人週刊》；用60元支持印刷各種傳單和宣傳品；為兩名中央委員提供差旅費100元；為兩名固定的宣傳演講員提供食宿差旅費120元；為漢口、上海、北京、湖南各提供三個人的生活費，每人20元；為山東提供兩人的生活費，每人15元；為香港和廣州各提供一人的生活費，每人40元。另外提供一筆100元的意外開支作為機動。月總支出不應超過1000元。《中國共產黨1923年支出預算》，1922年12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第184—185頁。，事實上共產國際的撥款大大超過了此限額。由於當時中共方面申請的部門和共產國際方面撥款的部門比較混亂，以致有時共產國際代表會弄不清楚莫斯科寄來的錢是做什麼用的，應該給中共多少。如1923年5月在上海負責經費的共產國際工作人員維爾德就緻密信給共產國際稱，不知道剛剛收到的9600元是誰匯來的和做什麼用的。共產國際在華全權代表利金也抱怨說：「國外工作的撥款無論在我以前還是我在（莫斯科）之時都沒有完全明確的計畫」，而且數額經常變動不定。「例如，朝鮮中央得到的是：9月份6000，11月和12月份4000，1月份2000，3月份1000。在中國工作的條件下，這種波動就會造成直接有害的影響。」《利金就在華工作情況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的報告》，1922年5月20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第85頁。（2）由於各地黨員工作境遇不同，得到生活費的情況不一，因而難免會在黨內引發矛盾。如湖南的黨組織「大約有一半開支靠當地財源，一直在爭取自給」，得到的援款自然很少，結果那裡的「一些同志指責其他一些同志，說什麼他們從莫斯科那裡拿了錢而且生活得不錯，但不關心別人，等等」《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薩發羅夫的信》，1923年7月3日，《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278頁；《斯列帕克給維經斯基的信》，1923年11月25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第318頁。。（3）由於人員增多，辦公、交通及生活開支明顯增加。根據保存在馬林檔案中的一項1922年下半年的中共月開支的預算表，即不難瞭解到這種情況。在總計660元的勞動運動月預算中，人員工資一項已達到370元。在總計1200元的出版宣傳費用月預算中，人員工資一項已達到610元，租房一項也達到110元。而在總計不過170元的辦公費用中，交通費一項就達到100元。由此不難看出，隨著中共組織的不斷發展壯大，其經費的需求也必然會相應地增長起來，從而不可避免地會與共產國際發生矛盾。馬林在中共「三大」結束之後，就表明瞭他的擔憂。他寫信告訴共產國際執委會說：「黨現有黨員420名，其中工人160名，但應指出以下情況：1繳納黨費的黨員不到十分之一；2因此，整個工作幾乎都是依靠外國經費；3黨內的財政管理狀況至今不明；4多數黨員沒有職業，所以黨同在職的工人、職員、教師等幾乎沒有聯繫。」《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3年6月20日，《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243頁。
馬林的擔心一時難以找到解決的辦法。儘管馬林就此專門在中共「三大」上提出過批評，並與陳獨秀等人進行過談話，但是現實的狀況一時難以改變。出於開展工作的現實需要，陳獨秀依舊不能不致信赤色職工國際，要求赤色職工國際提供固定的工作經費。根據他在「三大」後開列的工人運動每月預算表，中共為幫助京漢鐵路工會、漢口湖北聯合會、上海和廣州的工人俱樂部，北京、上海和廣州的《工人週刊》，以及勞動組合書記部等，每月至少需要1630墨西哥元。他在信中寫道：「望每月支援我們1000金盧布，其餘630元我黨自籌。」另外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因故延期，中共雖已得到1000金盧布用於開會，但所需費用非2000墨西哥元不可，亦「望支援1000墨西哥元，其餘部分擬請國民黨予以幫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紅色工會國際的信》，1923年7月1日，《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273頁。與此同時，陳獨秀亦明確要求共產國際每月提供黨費1000—1400金盧布。明確不贊成依靠外國經費開展工作的馬林，也深知中共中央的要求與現實的需要相比，已經是相當克制了。因此，他也不能不分別緻信赤色職工國際和共產國際執委會，要求前者務必定期為中共中央提供經費，同時增加對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的財政支持；要求後者同意中共中央的預算。他寫道：「罷工的失敗確實使這個小黨處境艱難，我想支持中央委員會的請求，建議你們批准至少從7月到今年年底這個期間每月資助1400盧布。以後再要求估算黨可以從中國的財源方面拿出多少錢用於工作。」《馬林致紅色工會國際書記處赫勒爾的信》，1923年5月30日；《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薩發羅夫的信》，《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181、278—279頁。
但是，自中共「三大」之後，由於蘇聯與國民黨之間的合作取得了重大進展，蘇聯顧問鮑羅廷等到達廣州，國民黨即將改組，整個聯共（布）中央注意的重心發生了某種程度的轉移，儘管共產黨人因為被要求加入國民黨而使自身的工作負擔明顯加重，來自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卻發生了問題。《工人週刊》因缺錢而拖期，《前鋒》乾脆無法繼續出版。就連共產國際來華的工作人員都注意到了這種不正常的現象，他們特別提醒莫斯科注意：「經費對中國共產黨起著巨大的作用」，中共中央「在10月、11月、12月都沒有從共產國際執委會那裡得到錢，而有整整6個月沒有從紅色工會國際那裡得到錢了」。這種情況給中共造成的財政困難會引起嚴重後果，因此他們呼籲共產國際，務必「要盡快採取措施把這些錢立即匯出來」。《斯列帕克給維經斯基的信》，1923年11月25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第316頁。
關於1924—1926年共產國際提供經費的情況
1924年度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經費數額，陳獨秀在1925年4月9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有過具體的說明。這應該是迄今為止筆者所見到最詳盡的一個年度收入與支出報告。故將其主要內容摘錄如下：
1924年1月至6月的預算：
（一）收入總額：800美元和1017493元。A由維爾德同志經手的有59261元和400美元。B由維經斯基經手的有用於中央擴大全會的400美元，6月至11月的每月生活費補貼24095元。C由鮑羅廷同志經手的有用於鐵路工人總工會的500元，用於民族運動的500元（借款）。D紅色工會國際匯來的500元。E其他28933元。在這裡總收入額與單項收入之和不完全相符，以下內容中也有類似的情況。
（二）支出總額：300美元和9341366元。A中央委員會一共收入3335026元。（1）機關開支和各種開支：639099元；（2）工作人員生活費：364元；（3）印刷、郵寄和電報：337012元；（4）交通運輸：1161元；（5）專項開支及中央全會開支833415元。B地方黨組織共收入297384元。（1）山東：30684元；（2）湖北：540元；（3）鐵路工人總工會：1310元；（4）上海：265元；（5）湖南：240元；（6）北京：100元；（7）秘書處：170元；（8）唐山：42元。C共產主義青年團借款50美元，共產主義青年團湖南地區委員會和上海委員會向黨借款共1833元。D償還債款250美元和1200元。收支相抵尚餘520美元和833064多元。
1924年7月至10月的預算：
（一）收入總額：145100164元。A每月生活費共4000元；B紅色工會國際提供了7、8、9月的一半經費1575元；C向鮑羅廷同志借款2550元，民族運動經費3200元；D前幾個月結余833064元和500美元；E各地上交13986元。
（二）支出總額：12053234元。A中央委員會（一共收入）：580287元。（1）機關開支和各種開支：121854元；（2）郵件和電報：14861元；（3）工作人員生活費：2203元；（4）印刷：388元；（5）專項支出：79972元；（6）交通運輸：10455元。B地方黨組織共收入4259元。（1）安徽（用於民族運動）：195元；（2）上海（用於民族運動）：1200元；（3）湖南（用於民族運動）：400元；（4）香港：100元；（5）鐵路總工會：820元；（6）湖南：305元；（7）武昌和漢口：330元；（8）濟南：375元；（9）唐山：142元；（10）北京：180元；（11）天津：212元。C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上海委員會、上海店員工會、全國學聯等共借款1991364元。收支相抵尚餘245693多元。
1924年11月至12月預算：
（一）收入總額：740美元和8242225元。A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共提供2687795元和740美元；B共產國際給第四次代表大會的援款870元；C向鮑羅廷同志借款1000元；D過去結余245693元；E各地上交2276元。
（二）支出總額：A中央委員會（一共收入）255417元。（1）機關開支和各種開支：43282元；（2）工作人員生活費：1903元；（3）郵件、電報：12865元；（4）交通運輸：202元；（5）專項開支：162元；（6）印刷：5987元。B地方組織（一共收入）：2548元。（1）北京：550元；（2）鐵路總工會：200元；（3）山東：233元；（4）湖南：100元；（5）唐山：90元；（6）武昌和漢口：275元；（7）上海：1100元。C各地民族運動總開支：1850元。D償還借款：740美元和698元。E學生聯合會借款：20元。收支相抵尚餘552055多元。《陳獨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5年4月9日。
陳獨秀在1925年3月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曾經提到，共產國際此前批准的黨費為每月2250元。《陳獨秀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第2號報告》，1925年3月20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第593頁。相比之下，可知1924年度共產國際實際提供的經費要大大超過預算的數字。因為計算1924年1月至12月中共總收入情況，可以很清楚地瞭解到，中共這一年度每月的平均收入應當在2960元上下。但與上述報告中頗為樂觀的「收支相抵尚餘」有相當距離的是，根據1924年黨員增長的數量，和中共在國共黨內合作的情況下所擔負的工作量，無論是陳獨秀，還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顯然都對莫斯科提供的經費數額不十分滿意。不僅如此，共產國際的經費提供仍舊時常出現延誤數月的情況，中共中央1—6月收到的月平均經費數額與11—12月收到的月平均經費數額，相差了將近一倍。故1924年9月上旬陳獨秀在給維經斯基信中就曾對此頗多抱怨，說：「我們黨的經濟狀況很嚴重。由於經費不足許多方面工作處於荒廢狀態。我們希望您立即從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給我們寄7、8、9、10月份的錢來。」《陳獨秀給維經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第529頁。在他看來：「由於我們黨做工作，職工運動和國民運動在日益發展，因此我們黨的組織工作也在不斷發展。但由於工作人員和物質力量不足，我們失去了許多有利的發展機會。」共產國際不僅不應再拖欠經費，而且應當增加原有的預算，將月費2250元提高到月費3650元的水平。《陳獨秀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第2號報告》，1925年3月20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第592—593頁。對此，1924年底前來中國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也有同感。他的建議是：「請從國民黨經費中撥給我們一定的數額用來為實現國共兩黨提出的口號開展強大的宣傳運動。」他明確提出：如果堅持要中共在原有的預算範圍內進行工作，「那會是個大的錯誤」。莫斯科有必要從給國民黨的巨額援助中撥出一定的數額給共產黨，用來增加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週報和《民國日報》的印數，出版幾萬幾十萬呼籲書、傳單和通俗小冊子。《維經斯基給加拉罕的信》，1924年12月7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第558—559頁。
中共「四大」召開於1925年1月。在「四大」之後的一段時間裏，共產國際批准的中共經費預算一時間並沒有加以調整，但隨著赤色職工國際從1月份正式開始提供援助，從2月份開始工運費已單獨預算，因此整體上黨的活動經費明顯增加了。據陳獨秀4月9日的報告稱：
1925年1月預算：
（一）收入總額：5297元。A紅色工會國際和共產國際4700元；B過去結余552055元。
（二）支出總額：552086元。A中央委員會：149186元。（1）機關開支、工作人員生活費以及中央組織部各種開支：1905元；（2）工農部：3446元；（3）宣傳鼓動部：250元；（4）出版部：399元。B地方組織（一共收入）：3056元。（1）上海：875元；（2）天津：170元；（3）山東：306元；（4）武昌和漢口：560元；（5）香港：100元；（6）湖南：565元；（7）北京：150元；（8）唐山：30元。C第四次代表大會開支：897元。（1）代表們的零雜開支：103元；（2）代表們的路費：490元；（3）膳食費及各種開支：310元。D民族團結促進委員會借款：76元。收支相抵尚餘51195多元。
1925年2月預算：
（一）收入：1998065元。A過去結余：51195元；B共產國際提供：194686元。
（二）支出：196165元。A中央委員會：100665元。（1）組織部：34365元；（2）工農部：19001元；（3）宣傳鼓動部：4079元；（4）婦女部：65元。B地方組織：885元。（1）上海：200元；（2）湖北：180元；（3）北京：255元；（4）山東：110元；（5）湖南：115元；（6）北京：20元。C民族團結促進委員會借款：70元。收支相抵尚餘36315多元。
1925年2月工人運動開支的預算：
（一）由共產國際提供的收入總額：1280033。
（二）支出：105802元。（1）上海：350元；（2）湖北：179元；（3）湖南：210元；（4）山東：130元；（5）北京：50元；（6）天津：130元；（7）郵資：902元。收支相抵尚餘22231元。《陳獨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5年4月9日。
由上不難看出，從1925年1月起，赤色職工國際已經開始和共產國際一同向中共中央提供經費援助；從2月起，黨費和工運費已開始分開單獨預算了。即以2月兩項經費之和3226元計算，也可以看出中共所得月經費額已超過上一年度月經費的平均額了。
1925年，是中共組織發展發生重大飛躍的一年。由於中共成功領導了「五卅」運動，其影響前所未有地擴大起來，以至於黨員的數量從中共「四大」召開時的不足千人，到1926年竟達到了上萬人，到1927年5月中共「五大」召開時，更達到了近57萬人的規模。從一個數百人的小組織，發展到上萬人的革命黨，共產國際原有的預算無論如何都跟不上形勢了。因此，進入1926年以後，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經費預算，已經達到每月6000元的水平了。即便如此，也仍然無法滿足中共組織發展的需要。1926年「三二〇」事變的發生，使得加大對中共資金援助的力度問題變得更加迫切和重要起來了。5月20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甚至通過了要「想方設法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人員和資金援助」的正式決定。《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27號（特字第21號）記錄》，1926年5月20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3），第267頁。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對此更是再三呼籲。他指出：「中國的同志不僅具有良好的意願，而且具有堅強的意志、堅韌不拔的精神和巨大的工作熱情，只是需要給他們以幫助。」中共現有的經費完全不足以在全國範圍內擴展自己的工作和影響，「我想再一次提醒並堅決請求，根據中央的要求給中國黨增加預算，即從每月6000盧布增加到14000盧布」。「這個問題不能拖延了」，必須盡快履行政治局的決定，「因為工作確實廣泛地開展起來了，在這裡感覺到非常需要經費。不應讓我們的工作由於缺少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必要幫助而被迫收縮」。《維經斯基給皮亞特尼茨基和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成員的信》，1926年6月7日、11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3），第300、303—304頁。
關於1927年共產國際提供經費的情況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決定和維經斯基等人的呼籲發生了作用。在1927年初的賬單上我們可以發現，共產國際批准的中共經費預算已經達到了12萬元。赤色職工國際和青年國際還有單獨的預算幫助中國的工人運動和青年團組織。但是，隨著1926年7月北伐戰爭的開始，中共組織的發展和工作推進的需要，變得更加迅速和難以預測了。於是不僅赤色職工國際、青年國際要向中共提供工運費和青運費，農民國際和濟難國際全稱應為國際革命戰士濟難會，是用於援助各國因革命受難者及其家屬的一個國際性組織。也一度開始專項提供農運費和濟難費。再加上軍事工作的全面展開，聯共（布）還不得不委託蘇聯軍事當局設法提供兵運費。而為應付頻繁出現的意外事件，共產國際還通過專項撥款給在華的共產國際代表一筆特別費。進入到1927年以後，隨著上海工人武裝暴動的舉行、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國共關係全面破裂後中共轉入地下並在全國範圍進行武裝暴動，大小事件頻繁演出，整個經費援助的情況自然也就成了一筆糊塗賬。
下面僅據已有的資料說明共產國際為幾次重大事件提供資金的情況：
（1）上海工人武裝暴動。據上海區委檢討第二次（2月22日）武裝暴動的情況時談到，此次暴動經費約支出2470元，實際花掉1789元，余671元。據特委會報告稱，為第二次武裝暴動，曾準備用3000元活動海軍，僅花掉1000元。在準備第三次武裝暴動的過程中，據上海區委報告，曾向俄國人要求援助6500元，俄國人同意提供7000元；又向國民黨人提出援款要求，國民黨人則同意給罷工工人5000元。3月5日下午已得款13萬元。
（2）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第93號秘密會議決定，以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的名義，從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的款項中，給上海工會理事會匯10萬盧布，以便上海工會理事會將這筆款項用於救濟南京事件中的中國受害者。《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93號（特字第71號）記錄》，1927年3月31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169頁。
（3）開辦黨校。經莫斯科批准，決定在漢口辦黨校，開辦費497萬元，月費預算為142萬元。
（4）湖南農運。7月5日，共產國際代表同意為復興湖南農運撥款395萬元。
（5）轉入地下。8月9日，鑒於白色恐怖嚴重，中共中央決定政治局委員要單獨租房居住，不可兩人同住，以免發生危險。國際代表為此撥款1000元。
（6）秋收暴動。8月10日，經中共中央批准，並經國際代表同意，決定秋收暴動預算「至多不可超過滬鈔一萬元」。
（7）建立軍隊。8月1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批准軍事總顧問加倫關於組織南昌暴動，然後南下佔領廣東汕頭，接運蘇聯武器，以便裝備一個軍的提議。為此，在已向蘇聯駐武漢總領事伯納和軍事顧問加倫送款30萬美元之後，會議決定：還應「為此目的撥給15000支步槍、1000萬發子彈（算在庫倫儲備物資賬上）、30挺機關鎗和4門山炮，帶2000發炮彈，總金額110萬盧布」。
（8）為將已經送去庫倫的41名接受過軍事或政治工作訓練的中國學生送往廣東，加強南昌暴動部隊的骨幹隊伍，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為把他們送回國去撥款4000美元。
（9）京漢粵漢鐵路罷工。9月，經中共中央批准，並經國際代表同意，決定由林育南帶去給岳州以南至安源的罷工基金1500元，岳州及其以北（漢口）的罷工基金由中央直接接濟。初步計畫：平均一個工人6元，堅持一個月。
（10）北方暴動。10月，共產國際代表未經中央同志，單獨匯給北方局3000美元用於組織暴動，後又寄出4500美元。
（11）緊急會議。11月，為召開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共產國際代表同意中共中央所提2000元的預算。
（12）廣州暴動。據中共中央1928年1月16日報告稱，從1927年11月至1928年1月，總計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已為廣州暴動用去了近10萬元。參見《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19號（特字第97號）記錄》，1927年8月1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20號（特字第98號）記錄》，1927年8月18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24號（特字第102號）記錄》，1927年9月15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7），第16—19、20、71頁；《中央常委會速記錄》，1927年9月6日；《中央常委會速記錄》，1928年1月16日。
除上述重要事件的專項撥款以外，已知1927年的經費援助情況亦可扼要列舉如下：
（1）5月26日，青年團中央書記報告稱：共產國際原定每年24萬元的預算已取消，青年共產國際決定每三個月提供經費7000元。中共中央書記報告稱：黨的預算，連同特別費，只能有15萬元。
（2）5月26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05號秘密會議決定，每月從中國委員會的經費中撥出1000美元用於在幫助中國同志組織軍事工作。《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05號（特字第83號）記錄》，1927年5月26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275頁。
（3）6月23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12號秘密會議決定致電鮑羅廷、陳獨秀等，說明已給通過領事館武漢政府寄去200萬盧布，但強調說：這筆經費「對於和陳獨秀一起組建可靠的革命軍部隊是特別需要的。必須瞭解實際上為此在做什麼工作，隨著這項工作的開展，我們將按確定的貸款數額（進一步）寄出經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12號（特字第90號）記錄》，1927年6月23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345、349頁。。
（4）8月，鑒於國共關係破裂，蘇聯對國民黨的援助全面停止，中共中央反覆開會討論以後的預算問題。從最初提出總的預算每月82萬元，後減至4萬到5萬元，強調一定要細細地與共產國際代表核算。同時也要求黨員要自己謀生活，組織部要切實收黨費。據組織部長報告稱，自籌黨費估計或可有3000元。
（5）9月6日，共產國際為中共撥款17128美元。
（6）9月15日，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報告，已與濟難國際代表商定：濟難國際每月提供兩湖地區1500元，江蘇2000元，廣東1000元，北京700元，由中央轉交各地。中共中央提出，應請濟難國際每月再增加1500美元的援助。濟難國際1928年初為1927年後三個月實際撥款19萬美元。
（7）11月17日，因與共產國際代表交涉困難，中共中央決定黨費月預算仍維持12萬元，中央7000元，各省5000元，工運費和特別費單列。
（8）1927年12月，中共中央又提出1928年月預算為55萬元。但與共產國際代表交涉談判未果。
（9）除非正常性開支外，共產國際在1927年預算內的撥款總數為187674元。《阿布拉莫夫給諾羅夫的電報》，1927年9月6日；《皮亞特尼茨基給阿爾布列赫特的信》，1928年4月3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7），第35、396頁；《中央常委會速記錄》，1927年5月26日；《中央常委會速記錄》，1927年9月15日，等。
由上可以瞭解到以下幾點：
（1）1927年共產國際提供的黨費一項，每月平均當不超過12萬元。連同特別費，中共中央每月從共產國際執委會得到的款項平均在15萬元左右。但加上濟難費等，特別是到8月以後，每月經共產國際聯絡局提供給中共的費用，平均應在2萬元左右。
（2）1927年幾乎整整一年中國革命的急劇動盪，造成了共產國際臨時性開支大幅增長，中共依照正常預算開支也全無可能，再加上赤色職工國際、青年共產國際、濟難國際、農民國際，以及蘇聯工農紅軍參謀部第四局等相繼介入，因此這一階段的財政收支已難有確切的統計。
（3）由於這一年重大事件頻出，受難者眾多，故濟難國際的援助力度極大，且已形成定期撥款。
（4）自8月以後，因國共關係破裂，中共轉入地下，形勢艱危，並成為聯共（布）和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唯一援助對象，因此，中共中央對共產國際經費援助的要求也明顯提高，以致與掌控金錢的共產國際代表多次發生意見分歧。為此，雙方均對現狀表示強烈不滿。中共中央領導人明確批評說：「他們不相信中國黨」，「管錢管得非常糟」。共產國際援助中共的經費，中共中央應有權自己進行分配，而不應採取交給共產國際代表掌握，中共中央反而要向其申請批准這種做法。共產國際如果放心不下，可以派一個懂財務的人來擔任會計。但共產國際主管向中共發放款項的代表卻嚴厲批評中共中央不斷要錢的做法。他在給共產國際聯絡局局長的信中寫道：現在的情況非常不好，由於共產國際的撥款不是從一個渠道進行的，因此在中共黨內造成了極不健康的現象。「迄今為止，黨通過國際聯絡局每月收到大約2萬墨西哥元。但這項預算被認為是不完全的。中央以各種理由請求我們為這樣或那樣的事情撥給或多或少的款項。而且幾乎為每件小事都提出請求。什麼樣的要求沒有提出啊！只是建議散發個傳單或宣言，需要調人到某地去，中央派個書記到省裡去，就連某某人生了病，中央都會立即向我們提出撥給追加經費的要求。他們利用經費來源不同（國際聯絡局、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軍事組織）這一情況，得以弄到這些經費，因為這一個來源不知道另一個來源已經撥出。」結果，「所有從地方上來的同志都要舉行報告會，以款待俄國同志。例如，如果俄國同志對暴動特別感興趣，那麼在每次報告會中都會十分詳細地敘述暴動的準備情況，幾乎所有報告都千篇一律地這樣做。如果對必須立即舉行暴動的情緒已經消失，而方針是進行組織工作，那麼所有同志就立即開始敘述他們省裡這方面工作的光輝前景。有趣的是，前來的同志總是不僅十分清楚地瞭解俄國同志的情緒，而且甚至瞭解應該怎樣區別對待與這項或那項撥款相關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數同志相信不能通過正式途徑弄到，就開始逃避（同上海省委書記鄧中夏）的事務性會見。然後採取最粗暴的敲詐手段，如散佈謠言，說什麼基層工作人員似乎責備蘇聯，把錢給了軍閥，而不給中央。還開始濫用感情，每天跑來要求經費以救援被捕同志出獄，歇斯底里地責備我們，說我們為救援這些同志沒有做任何事」。《阿爾布列赫特給皮亞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2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7），第360—361頁。
（5）共產國際方面的撥款仍舊存在著嚴重不足和拖欠的現象，對危機中的中國革命影響甚大。這一方面是因為雙方對救助激進工人的態度有所不同，中共中央沒有任何資金可以救助那些因為投身中共的事業而失業的人員，不得不從自己的預算中撥款，而共產國際代表相信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拒絕為此增加預算；另一方面是因為共產國際方面對中國形勢的變動往往難以迅速反應，做事拖拉。對此，青年共產國際代表即曾表示過很強烈的不滿。他在給青年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信中寫道：「為什麼你們一次也不給我寄來薪水？光靠空氣是難以為生的，只好東借西湊靠別人恩施。總之，錢的事情令人難以置信地混亂：昨天和前天我們才收到一部分錢，這是四個多月來第一次。你們自己可以想像，沒有錢會對團的工作產生什麼影響。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儘可能地藉著、拖著。各省在這段時期裡幾乎沒有得到一個戈比，有些團委簡直是四處逃散，大概是由於飢荒。」《希塔羅夫給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7年8月26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7），第30頁。即使是主持對中共撥款並嚴厲批評中共中央的共產國際代表，也明確認為：「現在給中共的預算，即大約2萬墨西哥元是不夠的。如果考慮到困難的工作條件，黨所擔負的諸多職能，如在農民中、工會和軍事組織中的工作，以及必須建立經常的聯繫，路途又很遙遠等等，那麼黨用這些錢是不能完成任務的。我建議撥給黨的總預算為35萬墨西哥元。應該責成它放棄任何慈善活動，通過國際工人階級聲援的辦法幫助它來做這件事（指救助失業人員——引者注）。責成它按時撥款給五個大省——上海、湖北、湖南、廣東和北方省委各3000墨西哥元。責成它撥給其他省各500墨西哥元，最後責成各地將全部預算的2/3用於報刊。責成黨為工人和農民出版一份通俗的報紙。」「如果黨同意這些條件，那麼預算必須增加到35萬元。」《阿爾布列赫特給皮亞特尼茨尼的信》，1928年2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7），第362—363頁。
當然，莫斯科在國共關係破裂後對中共暴動的支持態度和力度都是很大的，其數目肯定要比上述資料中透露的要大得多。已知莫斯科1927年7月下旬就曾明確電告當時還在中國的蘇聯軍事總顧問加侖（即布留赫爾）稱：「我們不憐惜錢，我們已經給您寄去了，但是在上海被截留了。糟就糟在沒有寄送的渠道。請告訴我們渠道，一切就會就緒。我們將盡一切可能去辦。」同時，斯大林也曾指示加拉罕，要他馬上設法從海參崴派一名可靠的特工人員送30萬美元到中國來。中共發動南昌暴動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馬上就決定撥出1。5萬支步槍，1000萬發子彈，30挺機關鎗和4門山炮，2000發炮彈，緊急海運廣州附近以援助南昌暴動南下的軍隊。這一年10月，共產國際派去中國指導中共發動廣州暴動的是德籍軍事專家諾曼。他的妻子後來回憶稱，諾曼乘船到中國來的時候，就帶了一大筆錢轉交當時在廣州準備暴動的中共領導人。光是這筆錢在途中遺失的數字，就超過好幾千美元。轉見徐元宮：《1927，廣州暴動中的蘇聯因素》，《同舟共進》2011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