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人窮人》的美國篇裡，我闡述了在美國這種相對公平合理的制度下，富人和中產階級大多為好人，窮人則多為有缺陷的人或懶人的看法。不過，同樣的結論並不適合中國。
聖人孔子有一句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以我的理解，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在公平合理的有道社會裏（比如美國），如果貧窮到連自己都養不活，那多半是自己不努力，應該為此羞恥；而在腐敗不公平的無道社會裏（比如當今中國），如果富貴到腰纏萬貫，那多半來路不正，不是件光榮的事。在當今中國，可以說，有相當比例的富人是通過來路不正的方法，以不公平優勢發財的。在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下，權錢相通，很多中共高官的子弟或家屬，因為與權力聯姻，擁有資源優先，能夠輕易成為商業巨頭；普通人也往往必須通過巴結權力賄賂權力來走上發財的道路；更有無數的人利用自己手裡大大小小的權力，以不正當手段為自己謀私財，實在是無道之邦之頂級。而中國的窮人，則大多是制度造成的，很多人在起跑線上因為受政府歧視而吃大虧，比如農村戶口。而中共的政策，往往是不扶弱反而扶強，比如居住在越是發達的大城市的人，從國家得到的優惠待遇就越多。與美國窮人多為懶人相反，中國窮人往往是中國社會裏幹活時間最長的人群（比如農民工）。在中共製度下，不是窮人懶，是富人偷懶，很多富人不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來創造財富，而是以不公平不正當手段，抄捷徑發財。
為中共製度辯護的宣傳員們，常常愛拿印度說事，說印度是民主制度，為什麼還遍地窮人？我沒有去過印度，對印度問題沒有切身瞭解，但據一位印度同事講，印度窮人大多是些成天祈禱不幹活的人，印度的窮人如果有中國農民工十分之一勤勞，印度就不會是今天的印度了。所以，我認為，很可能是印度的宗教文化，造就了印度問題，很多人信教信到走火入魔，過於熱衷於來世，而不再關心現世的上進。與之相比，中國文化則是造就上進人民的脫貧文化，在有道的發達國家裡，華人哪怕上一輩是偷渡客，第二代往往也能躍入中產階級的行列。我還注意到一個現象：來自中國最底層的偷渡客可以說是名聞天下，在當今世界各個角落，你都能找到成群的中國偷渡客，而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印度偷渡客。世界各地的印度移民大多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印度中上層階級，那些底層的印度窮人成天忙於祈禱，不求現世上進，根本不可能去冒死做偷渡的努力。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印度的窮人是文化造成的，不像中國，窮人大多由制度造成。
在中國這樣一個無道之邦，做富人不光榮，做窮人不羞恥，那麼，這是不是等於中國的窮人統統是好人，而中國的富人一律是壞人呢？答案沒有那麼簡單。
講一個朋友的真實故事。這位我青少年時代的朋友，來自普通工作人員家庭，是一個全面發展的好學生，學習成績好，體育好，人緣也好。他外形陽光，性格開朗，待人又很真誠，幾乎人人都喜歡他，以他的智商情商，放到任何一個正常社會裏，他都會是一個成功的人。在中國這個無道之邦，他混得也不差，他現在是我青少年時代朋友裡的首富。可是，他又是怎樣成為首富的呢？說出來就不太光榮了。他大學畢業後，進了一家中央部屬企業，幾年後被派駐深圳。不知怎麼，他手裡掌握了令人覷覦的進口汽車的分配權，其實這家企業與汽車業毫無關聯。具體事情是如何操作，說實話我也不懂，但正是由於這個進口汽車分配權，他淘到了第一桶金，一躍而成腰纏萬貫的富人。他自己也清楚自己發財有把柄可抓，所以早早地就把老婆孩子移民到西方，萬一國內情況不妙，他自有退路。像我這位朋友，你說他是好人還是壞人？以我對他年少時人品的瞭解，我知道他不是天生貪婪的人，本質上絕不是個壞人，但他發跡的方法，放到正常社會裏，就是十足的腐敗。說到底，是中共製度的邪惡，把許許多多的好人變成了壞人，類似這位朋友發財的故事，我知道的有好幾個。所以，中共抓貪官，抓得再多，只要不改制度，貪官就會像韭菜一樣，割了一茬，很快又接著長出一茬。
中國的窮人是不平等制度造成的，貧窮不是他們自己的過錯。可是，我們能因此說中國的窮人都是好人嗎？在中國，弱勢的人一般做人比較夾著尾巴，似乎更善良。不過，我認為，一個社會連強者都善良，才是真正的善良，弱勢者的無奈的善良是不可靠的。事實上，沒有制度的保證，弱勢者一旦變成強勢，一點都不會比過去的強勢者更善良。不是有這麼個說法：在中國，人人都痛恨貪腐，但只要有機會，人人都會貪腐。在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下，把無產階級提拔到黨的領導崗位上去，給窮人不透明不受監督不受法律制約的權力，給他們資源優先，無產階級很快就會變成權貴資產階級，「善良」的窮人必然成為「邪惡」的富人。
再說，什麼叫好人，一個對惡忍氣吞聲，默默服從的人，能叫好人嗎？一個很可能缺乏教育，沒有什麼能力辨別是非好壞的人，能叫好人嗎？依我看，中國的窮人與富人相比，本質上不會更好，只能說是一樣，都有著人與生俱來的善惡兩重性。所以，不需要像毛時代那樣把窮人捧上天，第一，嘴上把窮人捧上天，對改善他們的地位沒有實際意義，幫助他們的最好方法是給他們平等的起跑線；第二，幫助窮人是為了提高社會整體水平，為了擺脫貧窮，而不是要向貧窮看齊；第三，大多數窮人也沒有為社會做過什麼特別的好事，值得被捧上天。對中國來講，最重要的不是富人與窮人之間誰好誰壞誰上誰下的階級鬥爭，而是改革政治制度，建立符合人性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給普通人窮人以及所有人以天賦人權，讓他們在自己的國家裡站起來，讓人人有一個平等的起跑線，人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過上體面有尊嚴的日子，讓權力受監督受制約，讓有德的能人聰明的好人通過公平透明的競爭成為富人強人，成為社會的好榜樣，社會的領頭人，從而帶來整個社會的良性循環。
另外，中國人常把出身窮苦的人被黨提拔為「人民代表」，誤當成是窮人的代表，這是中共偷換概念的誤導結果。一個人是否代表窮人或普通人，並不是以他本身是不是窮人或普通人來衡量，而是以他是不是被窮人或普通人選為代表來衡量。就算他原來是大學教授，是精英，如果他被普通人民投票選為總統，他就是普通人民的總統。反過來，就算他是窮人出身，如果是被黨提拔來做代表，那他代表的就是黨，而不是窮人。比如中國人大代表申紀蘭，一個沒有什麼文化沒有什麼頭腦的農村婦女，從1954年就開始做「人民代表」，幾十年如一日，不管黨要幹什麼，她都投票贊成，大躍進她贊成，文化大革命她贊成，改革開放她也贊成。她的職責就是聽黨的話，為黨服務，黨叫幹啥就幹啥，跟人民利益根本不沾邊。仔細想，也不奇怪，這個所謂「人民代表」，實際上是黨選拔出來的，「人民代表」只不過是個虛名，本質上應該是黨代表，維護的當然是黨的利益，否則黨幹什麼要選她做代表？而黨最喜歡的就是這種沒文化沒思想的農婦，利用起來易如反掌，弄個有思想的大學教授，利用起來恐怕還有點困難。記得一句從伊能靜那裡聽來的話：「沉默的好人會變成邪惡的同盟」，就是說，面對邪惡，不發聲，不對抗，那你無意當中也就成了邪惡的幫凶。不過，說好人沉默，那至少意味著好人還有分辨對錯的能力。我想要加一句的是：比沉默的好人更容易成為邪惡同盟的，是缺乏教育沒有頭腦的人，這種人不僅不對抗，而且黨叫幹啥就幹啥，很容易成為邪惡的得力助手。所以，中共過去那種以根正苗紅是否窮得響噹噹，來確定是不是好人能不能做領導的方法，既荒唐可笑，對社會來講也非常危險。而中共培養愚民的洗腦式教育制度，更為邪惡提供一代又一代得力助手立下了汗馬功勞。
還有人認為，腐敗是改革開放以後才有的問題，是資本主義金錢帶來的問題，毛澤東時代就不存在腐敗。說資本主義金錢帶來腐敗，是站不住腳的，看看西方發達國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遠比中國進行得長久徹底，個人財富也遠比中國豐裕，卻政府廉潔，腐敗程度相對較低。至於說毛澤東時代不存在腐敗，也不符合事實，實際上，當今中國社會的腐敗，是毛澤東時代腐敗的延續，只不過腐敗的形式不同而已。在毛澤東時代，不同級別的幹部，享受不同的待遇；高幹子弟和家屬擁有特別的地位特別的機會；不管幹什麼事，從買緊俏物質，到子女分配工作，都有後門可走，有一點小權都能派上用場；大城市人待遇比小地方人好，城市戶口比農村戶口好，不公平優勢比比皆是。而很多中國人，根本不懂以不公平優勢佔便宜不是件光榮的事，往往會以自己擁有特別的地位享受特別的待遇而自豪，到今天都是這樣。我近年回中國時，就曾碰到一位女士，自豪地告訴我，她父親是離休高幹，她家八十年代就有一百多平米的「大房子」住。當時我心想，這人的老爸沒準也就是個土匪水平的人，靠槍桿子掌權享受特別待遇，還好意思炫耀，真慶幸我不再生活在那個國家。再看看毛澤東時代的當代活化石-北朝鮮，普通人民連飯都吃不飽，金家卻能送金正恩去瑞士留學。所以，腐敗不是資本主義造成的，不是財富帶來的，而是不合理政治制度的結果，是不透明不受制約的權力下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