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有一個非常美好的品德：「受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
中國人還有一個非常不好的品德，就是「是非不分，恩怨不明」。
據說，大明朝的抗清名將袁崇煥就是被北京是非不分的國人凌遲吃掉的，就連外國人都知道這件事。後來李鴻章韜光養晦，在皇權的狹縫中曲意奉承，堅持開展洋務運動，給極度黑暗落後的中國社會頑強留下了一些西學的種子，使蒙受落後屈辱後的中國在那以後終於有了可以開始生機勃勃的科學與民主之路的希望，可「五四」以來近百年的中國文人卻始終不忘對其挖墳鞭屍，口誅筆伐。
中國人這樣的品德，用簡單的一個「不明真相」其實是無法推脫責任的，根子上還是一個智慧問題，就是俗話說的「豬油蒙心」，沒有絲毫的分辨能力。
就比如天涯國觀的那些fen青朋友們吧，在不同政見者批評當局的種種過失和不好時，他們就會挺著肚子站起來點著別人的鼻子說：「中國人現在不是比三十年前活得好了嗎？是誰讓中國人吃飽了肚子？」
這就是典型的「豬油蒙心」、不明是非的表現。
何以見得呢，今天砍柴的就來好好解答一下這個問題：果真是GCD給中國人帶來了今天的「幸福」生活嗎？
我可以告訴大家一個簡單的真相：在中國人民創造輝煌的文明和經濟奇蹟的這個偉大浪潮中，GCD除了掣肘其實什麼也沒做。
自從公元1949年民主的國民政府敗退臺灣以後，自由的中國人就開始被當時的GCD一步一步捆住手腳、軀乾和頭腦，中國社會也被閉關鎖進了一個死寂的黑箱子裡。曾經生機勃勃的資本主義經濟被套上半死不活計畫經濟的籠頭；五四以來開放自由的思想文藝也被毫無智慧法制可言的一言堂專制主義所代替。
那時候，雖然整天喊無產階級專政，其實不獨資產階級，就算是真的無產階級也是被當局專政的對象，曾經作為領導階級的「無產階級」已經異化為「無產特權階級」；知識份子就更不用說了，GCD有本事把繩索困到你的靈魂裡，科學技術這種後來被鄧小平稱為第一生產力的東西也是被禁錮在地位比不可靠的農民階級還要低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腦殼裡的。
要知道，中華民族有五千年以上的文化積澱，中國有十幾億勤勞智慧的勞動人民，當這群人用刀叉和筷子干乾淨淨進食三千年後，英國女王還在用手指取用食物呢。如果放開手腳，中國人民所能創造的文明奇蹟應該不會輸於當今任何發達的國家和民族。
所以，對這樣一個偉大的民族，要生存，求發展，實在是件再簡單不過了的事情——只要放開對她的束縛，她就會自動創造輝煌。
鄧有智慧嗎？我的回答是既沒有也有。說沒有，是因為他除瞭解開繩索一能之外別無長處；說他有，是因為他是六七千萬中國「無產特權階級」中唯一明白這個簡單道理的人。
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GCD所做的一切僅僅就是放開，那個著名的口號——解放思想，開動機器——就是明證。
最早被放開的是知識份子。鄧小平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知識份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使知識份子連升三級，從曾經比農民階級還要低的被管制可以團結的地位一躍而成為中國社會領導階級的一個部分，這滑稽而匪夷所思。我至今還是不知道知識份子怎麼可以劃入工人階級的範疇。但DG放鬆了這麼一小步，中國的知識份子們從此就讓中國社會前進了一大步。
第二個被放開的是農民。一個「聯產承包責任制」，把被從土地上約束起來的農民放回了土地，什麼也不要管，勤勞樸實的中國農民很快就讓DG有了在聯合國誇口的資本，曾經餓殍遍野的中國，第一次有了可以浪費糧食的奢侈缺點。
第三個被放開的就是私營經濟。在私有財產被收歸國有數十年以後，中國人開始被允許擁有私有產業，回到了49年以前的光景，於是中國經濟的騰飛就從此來臨了……
所以說，「是GCD讓十三億中國人吃飽了肚子」的說法其實是一個荒謬的命題。七八年後的GCD只是一步一步解開了捆綁中國人手腳、身體和大腦的繩索而已，對中國社會進步的功勞不僅絲毫不能自居，而且還必須為中國社會經歷漫長苦難和至今無法快速進步的事實承擔責任！
一九七八年以來，三十多年的歷史告訴我們，GCD每解開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的一個小枷鎖，中國社會就前進一大步；每關閉一扇小門，中國社會就停滯徘徊良久。
懂得了這個道理以後，中國人就應該明白了，現在已經到它必須解開中國社會最後一個枷鎖——專制制度和信仰壟斷——的時候了。倘真如此，中國人民就將獲得最後的解放，那一天將是中國人民歡慶自由和發展的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