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物》雜誌火了，二月號最新一期刊登了一篇《厲害女士》的深度調查，這家雜誌的兩位記者同行魏玲和習宜豪憑藉與此前媒體報導完全相反的調查事實，披露出一個極度負面的袁厲害形象，在民眾中間引起軒然大波。
作為媒體同行，對這種新聞調查性質的報導是很有興趣的，何況袁厲害本身也是一個社會熱點，所以認真看完整篇新聞調查，感慨頗多。
1.記者立場太過明顯
從理論上說，任何媒體都不可能超然脫俗，秉持絕對客觀公正的立場，只可能是相對的。畢竟不同媒體都是不同利益群體的代表，對人對事的看法肯定不同，這很正常，也可以理解——《南方週末》和《環球時報》在諸多問題上看法都截然相反，因為他們都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觀點和立場。
但具體到這篇新聞調查，不得不說，記者的立場實在是太過於明顯了：從一開始就竭力從袁厲害身上揭露出一個偽善、狡詐、貪婪、蠻橫的負面形象。
而此後的字裡行間，無論是行文用語，還是言論引用，兩位記者那種對調查對象袁厲害負面定性的情緒表達都遠遠多於新聞調查的素材展現——如果這單純是一個評論文章，還可以讓人理解，但如果是新聞調查這麼操作，就太讓人惋惜了。
例如，在整個調查還沒開始的時候，記者就已經用一段話對調查對象袁厲害進行了定性：「她精明、警惕、狡猾、心思縝密，自我保護慾望強烈。她熟悉明裡暗裡的各種規則，甚至是掌控媒體心理的好手，多數時候都能取得採訪者信任，達成自身目的，並巧妙隱藏秘密。做到這一切，袁厲害靠的是催生她的社會土壤與時代特徵，是中國傳統農村的宗法人情社會裏翻滾半生的經驗，和她性子裡也許與生俱來的「厲害」。」
憑藉這一描述，記者已經把袁厲害應對媒體的能力提升到跟王立軍一樣的層次了——但後面奇怪的是，被本文定義為「對任何媒體都應對自如的袁厲害」，面對《人物》雜誌兩位記者卻又顯得「愚蠢無比全盤托出」。
在文中，有太多地方記者毫不掩飾自己使用各種情緒和立場非常明顯的描述來讓讀者相信：這個收養棄嬰的河南女人不簡單。
「袁厲害到底有多少錢？連與她最親密的長子杜鵬也說不清楚。」這種描述手法對於袁厲害幾乎是致命的，任何人看了的第一反應都是：不知道這個女人通過棄嬰獲得了多大的經濟財富。
「來人走後，她會費力弓起身子，讓兒媳婦從她屁股底下把錢摸出來，數數有多少。」在記者筆下，一個借棄嬰發財的貪財如命的農村婦女形象躍然紙上。
「採訪中，很多人見過他們說髒話，打架，或者搶東西。一名曾經送月餅給孩子的記者看到，為了一塊月餅，幾個孩子大打出手。」記者希望傳遞出這樣一個信息：袁厲害把這些孩子帶壞了。
2.新聞事實過少，春秋筆法過多
做新聞調查，第一要素是新聞證據，而不是單純的分析和判斷，或者第三方的言論引用。
比如做一個貪官房產調查，要調查的首先應該是這個貪官名下有哪些不明來源的房產，地址是什麼，價格是多少，何時何地購買的，戶主是誰，開發公司是誰，應該是這些實實在在的新聞調查數據，而不是具有過多的模糊性和不確切性的第三方言論和分析判斷。
儘管新聞調查的證據不可能如司法調查的證據那樣確切詳細，但至少應該儘可能減少模糊性，增強事實性，讓爭議相對較少，讓讀者一看就能夠一目瞭然。
在《厲害女士》一文中，最大的短板在於記者分析判斷過多，真正實質性的新聞調查結果過少。
比如被諸多網站轉載時最多關注的一點：袁厲害依靠收養乞嬰掙得20套房產。
在文中一開始就有明確表達：「事實是，據不完全統計，袁厲害為自己和家人在蘭考自建或購買多處房產，保守估算超過20套住宅。」
記者如此著筆，無非是通過「20套住宅」這個敏感詞彙，將袁厲害同時下火爆的「房姐」「房叔」聯繫起來，讓讀者認同文章所披露的袁厲害的負面形象，讓大家相信袁厲害是通過收養棄嬰所獲得的經濟利益來擁有如此龐大的房產。
但接下來整個文章裡面，關於這20套住宅的調查內容卻很少，到底是怎樣的房子，是豪宅嗎？是普通居民樓？面積多大，具體位置分別是哪裡？
須知道跟城市不一樣，農村居民一般都擁有兩到三套以上的住宅，兒女分家之後一般也會自建樓房，何況袁厲害是典型的河南農村大家庭，家裡兒女眾多，而且大都成家了，20套住宅到底算不算很離譜？值得商榷。
如果是農民自建房和普通住房，那麼跟陝西神木「房姐」那種動輒在北京擁有上億元的高檔住宅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整個報導在袁厲害所擁有住宅的具體調查上的缺失，使得新聞報導本身的說服力就大幅度下降。
文中另一個焦點就是「袁厲害將乞嬰分級，將情況不好的嬰兒拋棄，保留情況良好的嬰兒以此獲得特定利益」。
如果關於住宅調查的內容缺失還屬於新聞調查側重點不同的話，對於「袁厲害分級棄嬰」這個話題，就顯得記者過於牽強附會，有些春秋筆法的味道了。
「在袁厲害眼中，收養的孩子們被分為幾個等級……對那些被袁厲害分入「孬」類的孩子來說，生活的全部內容就是「活著」……袁厲害的分層管理日漸秩序井然，她恩威並施，孩子們要麼因為愛她而擁護她，要麼因為生存而追隨她。」
記者之所以強調「分級」，無非是想表達：袁厲害對收養孩子不能一視同仁，故意拋棄情況糟糕的孩子，利用情況良好的孩子來牟利。
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將孩子分類，不過是袁厲害管理孩子的一種方式，也許這種管理方式有不妥的地方，也許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將這種一個教育管理方式上升到對袁厲害本人的質疑和否定上面，實在太過於文化大革命「上綱上線」的味道了。
不要說袁厲害，就是我們自己，如果家裡有兩個或者三個孩子，都不可能做到真正絕對的一視同仁，更何況是情況複雜的收養家庭。
所以這一點上，記者調查的結論實在過於牽強，甚至有些為了爆料而誇大其詞的味道。
至於利用棄嬰牟利，文中很明顯地表達出記者的觀點：袁厲害利用棄嬰牟利獲得房產：「如今很多時候，收養的孩子成為袁厲害用來辦事或牟利的工具。聽說哪兒有無主土地，她就率領「童子軍」前往佔領，搭個鐵皮屋棚「火線入主」，以造成土地歸其所有的既成事實。」
本來這段應該是一個重點調查的地方，比如袁厲害是如何將無主土地通過自己收養的小孩子來達到霸佔獲取的目的，整個過程是如何操作的，而袁厲害名下的哪一套住宅或者地皮是通過這種方式非法獲得的，以此讓讀者瞭解袁厲害這種違法亂紀的行為是否真的存在。但文中並沒有進一步詳細敘述，轉而去爆出袁厲害的下一條猛料。
「為了應對這場（與福利院）曠日持久的戰事，她不得不事先做出判斷：最好的孩子藏起來，最孬的孩子可以隨時送走，不好不孬的孩子最好能夠留下，實在沒辦法的情況下也只好送走。袁厲害「藏好留中放任孬」的分層管理日漸秩序井然，她恩威並施，孩子們要麼因為愛她而擁護她，要麼因為生存而追隨她。」
我不知道記者為什麼要在這裡專門挑一個「恩威並施」這種貶義味道較濃的詞彙，是為了表現袁厲害的嚴酷和無情嗎？而且記者在這個詞彙後面想當然地就得出一個結論：「孩子們要麼因為愛她而擁護她，要麼因為生存而追隨她。」很刻意地將袁厲害和她所收養的孩子對立起來，讓讀者看到這裡，腦海中浮現出的第一個詞彙不是「家庭」，而是「監獄」。
「記者隨機採訪路人，對袁厲害三個字大多諱莫如深，有知情人提醒，當地人已被封口。」
看到這一段，作為新聞同行的我，真的覺得又好氣又好笑，估計是記者看官場小說看多了：一個農村婦女袁厲害能有多大能量，居然還能讓整個地方的民眾都諱莫如深？薄熙來的事情算大吧，他出事之後重慶人都沒達到諱莫如深這個程度，我還真不相信袁厲害能比薄熙來的政治衝擊力還大？
春秋筆法任何媒體都有，同樣是熱點人物調查，《南都》前段時間的《起底王立軍》同樣有一些春秋筆法存在，但至少那篇文章裡面獲取了大量重慶公安局的內部材料，列舉了諸多實實在在的跟王立軍有關的案例和真實人物。
而在這篇關於袁厲害的調查報導裡面，案例和人物都太少太少，更多的是簡單化描述的調查內容。
3.調查手法不但單薄，而且矛盾
在此文開篇有這樣一段話交代記者的調查手法：「經過《人物》記者7天的實地觀察和調查，我們得到許多與此前描述互相矛盾甚至完全相反的事實。」
首先這個7天就存在很大的不足。
一般來說，一個熱點的，而且爭議性比較大的新聞調查，光是單純的人物接觸和交流就會佔到一週時間，更不要說各種暗訪和蹲點觀察。
對於袁厲害這樣一個相對具有爭議的熱點事件，7天時間的採訪，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何況這裡面還有很多暗訪，7天時間是遠遠不夠的。
正是因為採訪時間相對較少，文中中有很多地方顯得語焉不詳，缺乏許多實實在在的採訪，比如對周圍民眾的採訪，對當地官員的採訪，對收養孩子的採訪，對袁厲害本人的採訪，文中大量引用第三方言論，甚至是單純的網上言論。
本文說是暗訪，但是看完整個調查，感覺這哪裡是對袁厲害的暗訪，而是袁厲害本人親自撰寫的一份「罪行坦白書」：記者幾乎不需要費什麼力氣，袁厲害都全部向記者毫無保留非常豪爽地「坦白」了很多事實真相——而全文開頭處記者還將袁厲害定性為一個「精明、警惕、狡猾、心思縝密，自我保護慾望強烈」的農村婦女——「精明狡猾」的袁厲害一碰到記者就變得豪爽大方了？
在文中，袁厲害向記者承認某某不合理行為的行文一共出現了3處，都是承認自己買了多少套房子，自己有多大能力當「中間人」收錢，自己把多少病患棄嬰送給外人這些爭議性很大的事實。這一刻感覺記者簡直比袁厲害的親兒子還親，能讓袁厲害對著記者說這些「掏心窩子」的話。
「推諉幾句後，她收下了其中的一部分，並熟練地讓在旁記者記下好人名字，「多宣傳宣傳」。來人走後，她會費力弓起身子，讓兒媳婦從她屁股底下把錢摸出來，數數有多少。」我真不知道記者把這一段寫出來是什麼用意，是為了表現袁厲害貪財如命，還是為了表現袁厲害善於表演？
而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無論是收錢表演，還是讓人數錢，被文中定性為「狡猾精明」的袁厲害都不會背著記者，而是非常大方地在記者前面做出這一系列行為，讓記者站在她的床邊完成暗訪任務。
至於對袁厲害家人那一段描述，記者更是如同一個上帝一樣，將袁厲害弟弟和弟媳妄圖對袁厲害進行控制的場面描寫得栩栩如生：
「除了偶爾出門吃便飯，袁厲害的弟弟袁九星一刻不離開病床。他微蹙眉頭，語氣愣而急，對一切外人表現出警惕。現在，他更像袁厲害的官方發言人，除了雞毛蒜皮的家常問題，都要代表袁厲害回答。很多時候，袁厲害有話想說，被弟弟噎了回去。好不容易趁袁九星不在，袁厲害剛開口，兒媳又自動取代了弟弟的職務——她坐在病床邊，抱著孩子的胳膊肘始終抵在袁厲害腰間，隨時準備在袁厲害說錯話時捅一下——‘媽，都說了，現在不是說這事兒的時候！’」
媒體可不可以發出質疑的聲音？當然可以，否則這個社會無法進步。但《人物》雜誌這篇質疑文章，存在太多硬傷，作為新聞同行，為他們感到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