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時期當過美國駐德記者的夏伊勒，在他的名著《第三帝國的興亡》中，曾惟妙惟肖地為我們描畫過納粹宣傳部當年對報紙進行嚴格管制的現場鏡頭：
「每天早晨，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它地方的報紙駐柏林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裡，由戈培爾博士或者他的一個助手告訴他們：什麼新聞該發布，什麼新聞要扣下，什麼新聞怎麼寫和怎麼擬標題，什麼運動該取消，什麼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麼樣的社論。為了防止誤解，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一篇書面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世界知識出版社《第三帝國的興亡》，347頁）
在希特勒掌權的納粹德國，新聞媒體一概都淪為了納粹黨的宣傳工具和喉舌，它們唯一的任務就是向民眾宣傳和解釋黨的政策與措施，並用納粹思想改造德國人民。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納粹當局始終堅持對新聞媒體實行全方位的嚴密控制，宣傳部長戈培爾甚至直接插手報紙每天的採編業務，控制其內容的具體安排。
舉個例子說，1940年5月10日，丘吉爾出任英國首相後，戈培爾特意對如何報導此事做了極為詳細的指示：「在口頭上和圖畫中，應該把邱吉爾介紹成是英國人民的典型：一個品行不端、齜牙咧嘴的傢伙，長著類人猿一樣的前額，是製造謊言的嗜酒狂，總是與有錢人、猶太人、布爾什維克人為伍，將工人踩在腳下」。
從那時到今天，足足大半個世紀過去了，德國的新聞媒體如今享受著廣泛而充分的自由，政府對新聞的箝制早已成為歷史陳蹟。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納粹當局箝制新聞的鬧劇卻在今天的中國繼續上演著，剛剛發生的南周事件便是典型的一幕。
據曾任《南方週末》常務副主編的香港大學中國傳媒研究計畫主任錢鋼撰文披露，在此次南周事件中，南方週末的新年特刊一連挨了廣東省委宣傳部「五刀」。
第一刀：2012年12月23日，南周總編黃燦將編輯部擬定的新年特刊的計畫大綱轉交宣傳部後，編輯部提出的主題被打回頭，不少事前規劃好的人物描寫統統都被撤去。第二刀：特刊的新年獻詞一共向宣傳部提交並被審查了兩次，文章的內容和標題都有較大刪改，其中標題由最早的《中國夢，憲政夢》被改為《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夢想》。第三刀：12月31日晚，版面製作已到了付印階段，黃燦又轉發宣傳部的指示，將一整頁2012年大事記刪去。之後宣傳部又下令撤去兩篇重要文章。第四刀：改版接近完成階段時，黃燦以手機拍下特刊的頭版大樣，第一時間傳給宣傳部。到了2013年1月1日凌晨，黃燦接到宣傳部最新指示，第一，用大禹治水的例子不好，太過灰暗，可能會被誤解，第二，「中國夢，夢之難」這些字眼不能在頭版出現。第五刀：這是最後，也是最嚴重的一刀。特刊的大樣簽名後，黃燦等南周領導又接到宣傳部的電話，要他們立刻改版，重點是新年獻詞的內容，獻詞上要加上一段據傳出自宣傳部長庹震之手的導言。之後，宣傳部又下令將特輯的主題改為《追夢》。
縱觀前後整個過程，中共對新聞箝制之嚴，干涉之細，恐怕身為前輩的戈培爾博士知道了都要甘拜下風，佩服得五體投地。
近年來，中共當局十分熱衷炒作「中國奇蹟」，比如GDP持續30多年高增長的「經濟奇蹟」等。那麼中國奇蹟到底有沒有？叫我說當然有。不信你就去找找，當今世界還能找到第二個類似於中國這樣的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經濟高增長國家？這樣的櫥窗式高增長不是奇蹟又是什麼？不過，我想補充的是，中國奇蹟絕不止於此。除了櫥窗式的經濟高增長，遠勝納粹時代的新聞箝制也是一樁地地道道的中國奇蹟！
在新聞自由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的時代，一個GDP位居世界第二的堂堂大國，不但不順應時勢，反而逆時代潮流而動，像當年的納粹當局一樣，百般對新聞媒體進行箝制，以至於新聞媒體報導什麼不報導什麼，一切都得聽命於黨的指令，不能越雷池一步，這還不是奇蹟嗎？
是新聞發言人還是職業撒謊人？
新年伊始，一向對《南方週末》指手畫腳的廣東省委宣傳部又對該報新年特刊橫加干涉，而且竟然在編輯簽訂版面後強行將「新年賀詞」刪改得面目全非。事件曝光後，臭名昭著的中國新聞檢查制度理所當然地遭到了海內外各方的再次炮轟。誰知在1月4日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當有媒體追問「南周事件」是否有悖新聞自由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竟大言不慚地反駁說，「中國不存在所謂新聞審查制度，中國政府依法保護新聞自由」。
中國是否存在新聞審查制度？不用說這純粹是個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普通常識。堂堂一個世界大國的外交部發言人，居然置公認的事實於不顧，睜著眼睛說瞎話，這哪是什麼新聞發言人，分明就是職業撒謊人！
新聞發言人制度源於西方民主國家。在那裡，政府不但是民選的，而且還要受民眾的嚴格監督，這就決定了民主政權的新聞發言人輕易不敢面對公眾撒謊。不管政府對自己發布的消息持何種態度，做何種解釋，新聞發言人發布的信息首先必須是真實的。
獨裁國家就是另一回事了，那裡的政府既不是民選的，也不受民眾的監督，為了維護自身的臉面和統治，他們可以說是撒謊成性，總是想盡一切辦法歪曲事實掩蓋真相。歷史表明，獨裁政權的新聞發言人其實就是職業撒謊人，他們的職能就是專事編造謊言欺騙輿論，混淆視聽哄騙百姓，尤其是在重大事件和重要問題上更是如此。薩達姆與卡扎菲獨裁政權的新聞發言人薩哈夫和易卜拉欣就是他們的代表。
當年在全世界人民和媒體面前，薩哈夫曾臉不變色心不跳地反覆吹噓，說什麼薩達姆的軍隊堅不可摧，西方聯軍被打得丟盔棄甲，誰知巴格達一夜之間就變色易幟，成了美軍的天下。同樣，當年在全球眾目睽睽之下，易卜拉欣今天說反政府軍根本沒能力對抗卡扎菲部隊，儘管此時反政府軍已兵臨城下；明天說進軍首都的不過是一股小小的烏合之眾，已經被政府軍消滅，但一夜之間卡扎菲卻不知去向，這群所謂的烏合之眾竟然已控制了首都百分之九十五的地區。
中國政府的新聞發言人同樣以說謊臉不紅、心不跳著稱，他們的撒謊水平固然暫時比不上薩哈夫和易卜拉欣，但若論撒謊時的膽量之大和臉皮之厚，卻絕對不輸這兩人，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今不少四十歲以上的人都還清楚地記得「六四」時的國務院新聞發言人袁木，此公不僅是中國新聞發言人的元老，也是他們中最早出名的人物。「六四事件」兩天後，他就在新聞發布會上面不改色地宣稱，整個事件過程中「只有23名學生死亡」。那麼「六四事件」的死難者究竟有多少呢？截止2011年8月，僅「天安門母親」尋訪到的六四死難者就達202人，將近23人的10倍。可見袁木的謊言離譜到什麼程度。
外交部新聞發言人不但是出鏡率最高的中國政府新聞發言人，也是最敢於不顧事實公然說謊的中國政府新聞發言人。2001年，流亡美國的中國軍醫王國齊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說，中共有組織地摘取死囚器官，甚至活摘器官。他本人就參加過超過一百次從剛剛執行了死刑的囚犯屍體上摘取角膜和皮膚的行動，也曾目睹過他所在的天津市武警醫院的其他醫生從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但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卻矢口否認王國齊的證詞，說「中國嚴格禁止買賣器官，中國器官移植的主要器官來源是人們自願捐獻的」，王國齊的證詞是「惡意中傷」，是「聳人聽聞的謊言」。不料，在2012年3月6日舉行的中共政協小組討論會上，衛生部副部長、中國器官移植「掌門人」黃潔夫卻明確承認，「器官緊缺是我國器官移植發展的瓶頸。由於缺乏公民自願捐獻，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來源。」這一來，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謊言可謂不攻自破。
中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從那時到現在，類似於以上這種謊言在中國政府新聞發言人的嘴巴裡可以說是不計其數。其中著名者諸如：中國尊重和保護人權，一貫反對酷刑，認真履行《禁止酷刑公約》規定的義務，在反酷刑領域作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國的人權正在不斷地取得進步，中國共產黨自成立的第一天起就致力於改進人權，今後它仍將是我們追求的崇高目標；中國是法治國家，任何公民的合法權益都受憲法和法律保護；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政策舉措、行動力度和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
本來，中國政府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目地是為了維護和改善自身的形象，但結果卻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滿口謊言的新聞發言人不但沒能給中國政府增添任何光彩，反倒讓民眾更加看清了它的流氓嘴臉和邪惡本性。就此而論，這幫職業撒謊人倒不失為一批具有特殊價值的反面教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