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期的利益博弈中，他們已經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危機意識和共同維護集團利益的意識。（Getty Images）
我對習近平的改革既抱期待，又不樂觀。中國需要改革，尤其是需要根本性的政治變革，這是毫無疑義的。經濟不斷增長，但是由於政治改革沒有進展，社會矛盾積累的越來越多。事到如今，似乎中國人已經有了一個共識，中國的問題，政治層面大於經濟層面。這種對政治改革的期待，實際上為習近平提供了一個推動政治變革的契機。
習近平的經歷給了他一個相對透徹瞭解中國各類矛盾的絕好機會。他從下到上，然後又從上到下，前前後後在京城之外呆了三十多年。尤其是他三十年前主動要求離開京畿要位，顯然是要為將來的政治前途作紮實準備。他的經歷既不同於那些下去短暫鍍金的太子和團派官僚們，也不同於那些從基層一步一步辛辛苦苦爬上來的官員。
前者們的投機氣息太重，鍍的那層金太薄，並沒有從基層學到真東西；後者們則是長期處於社會底層，「受苦受難」太深重，一生只以進入精英層改變個人和家庭的命運為目的，一旦達到這個目的，便不擇手段地追求豐厚的回報。他們不會改革，也不願意改革。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的不平凡經歷，也給了他觀察集權社會的政治黑暗提供了一個有著切膚之痛的角度。他的父親有功於執政黨，但是在黨內的派系鬥爭中遭殃，一下子沉冤十多年。好不容易在文革後返回政壇，卻又因為支持胡耀邦的改革路線而成為決策層中的少數派。
與此同時，他的父親在黨內始終屬於勢單力薄的少數派，長期眼睜睜地看著黨內勢力雄厚的政治集團鮮廉寡恥地瓜分政治權力。這種經歷使得這位老人在生命的最後幾年鬱鬱寡歡。相信父子之間對這個政治體制的弊端應該有所交流。除非習近平完全喪失了人性，這些不可能不引起習近平對這個體制的反思。
從另一方面看，作為執政黨的一員，這個黨的那些荒謬教條和黨內生活的惡習很難不對習近平潛移默化地產生影響。經過如此長期官宦生涯的浸淫，他究竟還保留了多少人性的真誠，多少合乎常識的判斷力，多少對人民和對民族（而不是對一個黨）的責任，這些都有待歷史來檢驗。這也是為什麼我對他報有期待，但是並不盲目樂觀的一個原因。
更重要的是，這個黨的精英們已經完完全全地淪落為一個個貪婪無比的利益集團。這個集團的絕大部分成員沒有理想，沒有前途；他們是世界上最腐敗、最缺乏制約的個人利益的攫取者。在長期的利益博弈中，在與社會底層民眾尖銳的社會衝突中，他們已經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危機意識和共同維護集團利益的意識。
任何改革，不可能不觸動這個集團的利益。由於中國的執政集團的遴選過程是一個自上而下指定的過程，而不是一個競爭的過程，因此習近平在接班的時候不可能有自己的班底。如果習近平真地要在中國推行改革，他首先必須面對這個利益集團的抵制和反抗。
在這種與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對峙中，任何處於少數派的改革者都會面臨著巨大的風險。且不說能否實行改革大業，他們自身的政治生涯也難以預料。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悲劇性下場就是例證。如果習近平真心改革，如何克服這道難關？這個問題也不能不讓人擔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