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大陸官媒一面倒地唱旺，其中有外國漢學家顧彬的迷途知返，也有龍應臺的雀躍盛讚。
顧彬迷途知返
諾貝爾文學獎公布當天，一直走紅大陸的德國漢學家顧彬出人意料地迎頭痛擊，說莫言作品沒思想、說他獲獎對中國文學影響很壞；聲音發在海外，通過德國之聲的採訪（德國之聲中文網，11.10.2012）。顧彬一直是受官方歡迎的漢學家，在大陸講學、出書、獲獎，莫言獲獎之時他便人在大陸。人們還清楚地記得， 2009年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上他響亮地唱合中國官方，對德國社會大眾宣稱中國作家完全享有寫作和出版的自由。果然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須要認真對待顧彬的轉變麼？要知道，這種批評態度是要以從大陸出局為代價的。人們還未走出驚詫，顧彬已經棄舊圖新：時不過一週，顧彬即稱要「重新思考」，公開唾棄先前的批評「老套」「過時」，轉而衷心地唱旺莫言了（顧彬、陳曉明談諾貝爾獎下的中國文學，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2-10/26/c_123872761.htm）。他及時地重歸自我。顧彬的翻雲覆雨雖略顯突兀卻不足為怪：因為合了官方的拍節他才得以在大陸走紅，與官方保持一致是這位漢學家聲名利益之所系，在大陸失寵出局對他乃不可承受之重。悔改對他已成必須，雖朝秦暮楚而不能辭。儘管幡然悔悟，顧彬還不免被大陸官媒譏為前倨後恭。他會感覺難堪嗎？也許。機會主義，看來不是政客與商家的專利，權與利之所在，雖「文人」「教授」亦不能免；難堪不過是一時的感覺，於利益不外一種必要的犧牲。學術的標準、人格的尊嚴早已在放棄，再來一次不過是五十步百步之別；尷尬與否，已無足輕重。
龍應臺尷尬不覺
那一邊是表白自己不喜歡臺灣、臺灣也不喜歡自己的德國人顧彬，這一邊是臺灣的文化部長與知名作家龍應臺女士。
她讚莫言獲獎「意義非凡」，使之成為「一個能讓所有的華人擁抱、也被全世界尊重的華人」， 希望他能 「讓中國的領導人認識到什麼是普世價值」。龍應臺的意見在大陸之所以受到歡迎、之所以得到重視，不必說是迎合了官方的口味，也在於言者臺灣文化官員的特殊身份；雖然大陸官媒迴避這個身份而予以「華人著名作家」的頭銜。作為臺灣的文化部長，對莫言獲獎理當表示祝賀，希望大陸領導人因此認識到普世價值，也不失為代表官方適度而積極的表態。
雙重身份不必一定產生困擾，問題出在定位不明。為官能說的有限，無論關於政治還是文學；作家可以自由談，只是要守文學談的規則而忌泛政治。拎得清就不會尷尬，當然也難渾水摸魚；拎不清可以渾水摸魚，自然難免尷尬。但是像對莫言「人民作家」定位這樣的文學化政治表達、對莫言「非政治」的強力申辯，就既逾官員的度又少文學的質。是純粹個人抒情呢還是迎合大陸官方，是以作家身份自由發言呢還是借官員身份發揮影響？
諾貝爾文學獎宣布第二天10月12日，自由亞洲電臺臺北專訪龍應臺，「他長得就很有喜感哪，他胖胖的一團哪，他常笑啊，你看看他的創作，他就是一個標桿，用方言給他的力量，使得他的文學那樣充滿著土地的元氣」（http://www.youtube.com/watch?v=ejxDxbeXHnk）聽到音頻才瞭解，聞其聲遠勝觀其言，原聲所傳達的信息要豐富得多。採訪中龍應臺女士興奮如青春期少女，聲音柔美動聽，只是那感性洋溢的表達並不提供多少可資討論的實質內容。
10月18龍應臺女士接受BBC中文部採訪話莫言（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multimedia/2012/10/121018_vid_long_yingtai_intv1.shtml），經過時間的沉澱，語氣已稍收斂，話題無非政治與文學。言及政治龍應臺認為，莫言一得獎就「問他的政治立場，以及在政治上他做過什麼事情」，「就說他的政治態度如何」，不僅「奇怪」而且也「不應當」。理由是「作家和政治的關係」是「個人的選擇」，而「一個真正寬容的社會」應當「 允許」並「尊重」作家個人選擇如何「面對他的政府、他的國家、他的社會」。
這話是對誰說呢？大陸不是一個寬容而自由的國度會尊重和保護個人的政治選擇自由，尤其是那些與國家和政府立場不同的選擇。莫言獲獎，批評的意見—無論是政治的還是文學的，在大陸官媒概被屏蔽，除非當作反面教材用來批判，便是外國人顧彬也不能外。對此，龍應臺女士當不會一無所知。那麼要求尊重個人選擇的自由是對誰喊話呢，—莫言的批評者？在大陸，他們還不享有選擇批評的自由，無「寬容」可奉送。這一番超然的反政治高調，對大陸官方卻是一可遇而不可求的姿態。
在批評之聲沉寂的大陸，龍應臺莫言得獎「太棒了」、「意義非凡」那不避誇張的盛讚充斥網站。得官方捧場、對官方有用，也是一種承認；龍應臺可能不覺得尷尬。莫言官方「作協」副主席的顯赫頭銜、抄寫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當代百位中國作家之一、還有官方舉國體制對他獲獎大張旗鼓的歡慶，莫言耀眼的政治光環無可以迴避，怎麼能要人避而不談呢。那種「非政治」的貌似超然、那種為莫言力爭政治自由的高調，龍應臺女士真不覺得有些牽強、有些奇怪、有些可笑、有些尷尬嗎？！
龍應臺女士呼籲「回到文學的初衷」，要求「單純」地看莫言的文學。那麼純文學地，她看到了什麼？擇要例舉如下：
1.莫言是人民的文學家，從生長著紅高粱的泥土裡、從中國土地長出來的文學家。
2.通過他的文學作品，能感受到莫言擁有一個率真的開放的心靈。
3.莫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方言，使得他的文學充滿了土地的元氣。
4.以他的鄉村經驗和擁有的方言，能夠產生偉大的文學作品，「最泥土的人就最國際」，最民族的也才是最國際的。
5.通常我們會認為，在一個約束很多的社會裏成長的人，創造出來的東西也會受約束，可是莫言的想像力，既泥土又狂野，既荒誕又現實。
這些言論中，有多少是實質的文學相關呢？幾乎沒有。貌似文學的大話不過是或政治或宣傳的蹩腳的裝飾。
龍應臺的「人民文學家」為大陸官媒援引之最，當然不奇怪，「為人民創作」是共產黨文藝路線的核心；奇怪的是龍應臺女士怎麼就命中了這個靶心？如此思維輔以她的文采，給莫言獲獎寫賀信，比負責思想宣傳工作的共產黨中央常委李長春龍應臺必更勝一籌。而「人民的」、「泥土的」不成其為文學品質的「標桿」，龍應臺女士自然是明白的。她的文學背景難道就是為了適時地屈尊文學為政治的工具？！她的從政是幸還是不幸呢？
談到方言，接近文學了。至於「最泥土的就最國際」，那不過是特定時空下的宣傳而已；對文學國際化，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另有主張，「沒有翻譯就沒有世界文學」；兩者言說的位置不同而已。要是莫言沒有中獎，則這些話毫無意義，儘管文學、莫言的文學、世界的文學繼續存在。像是感受到莫言 「率真的開放的心靈」、他的文學「充滿了土地的元氣」這類議論，感性充溢，卻不必是文學批評。
作為政治人物，言政是龍應臺的職業；談論大陸的事情，臺灣有它的跼促。不便說的，龍應臺女士並非不可以沉默，然而她太不甘寂寞。對莫言獲獎，龍應臺會言不由衷、逢迎甚至阿諛；這些也或可理解或可接受，但總有一個界限；但是龍應臺發言表態不設限。在敏於事的興奮中，她忘了，過猶不及。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