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的《波蘭尼<大轉型>與中國的大轉型》是一份通識教育講稿，這個叢書系列的主編是一直推行通識教育的甘陽。他在叢書的總序中提及說，通識教育的開展應該著重建設「核心課程」，尤其是「中外經典文本研讀」核心課程，具體就是開設講習班，以文本細讀的方式請各位專業領域的學者講解經典文本。王紹光就是結合中國近幾十年的發展現狀解讀了波蘭尼的《大轉型》。
波蘭尼的《大轉型》一書最早的中文譯本出版於2007年，但據王紹光在講稿中提及，他早在1984年就把這本書帶到國內，但是發現沒有人感興趣，「因為這本書與中國沒有什麼相關性，因此沒有什麼價值」。退回到那個年代，剛剛經歷過十年浩劫，改革開放也才剛剛起步，計畫經濟以及相對應的任何國家管制的形式都遭到了遺棄，《大轉型》中主張市場經濟需要管制的觀點自然沒人感興趣。等到2007年中譯本出版時，我們的時代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市場經濟觀念無論從學理層面還是從現實實踐都遭到了質疑和反思，經濟至上，貧富差距，道德滑坡、經濟危機等各種問題也隨之出，。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問題並不是孤立的，甚至在全球開始蔓延，日益普遍化。於是反思市場經濟成為了全球化實踐中最為現實的關切。
很有意思的是，無論是王紹光在講稿中，還是其他學者提及市場經濟的危害，總是會找到一個合適敵人，這就是哈耶克。在他們看來，哈耶克以及他所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的勝利帶來了更為嚴重的災難，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新保守主義的勝利，是這種災難的起源。我們時代所有的弊病，就是源於這種自發性的市場經濟觀念。而在波蘭尼看來，自發性的市場概念其實就是一個烏托邦，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市場行為都需要國家作為強有力的後盾與支撐，同樣也會從屬於政治、宗教和社會關係。現如今這種觀念已經是一種常識：每個人都意識到市場的力量，也遵從於它的侷限性。任何市場的交易都有賴於信任、相互理解和法律對契約的強制執行。
波蘭尼在《大轉型》中的一個創見是區分了真實與虛擬的商品。真實的商品是可以用來買賣的，而虛擬的商品比如土地、勞動力和貨幣，它們不能在市場上作為商品買賣。他認為正是把人類和自然當作商品的觀念摧毀了我們數百年來堅守的統治原則，違背了人性和自然神性的一面。就這一點已經應對了我們千瘡百孔的現實，對人性、對傳統、對信任和對契約的背棄，讓我們陷入了沉痾遍地的危機。這本寫於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的《大轉型》在新世紀裡受到如此多的重視，正是因為波蘭尼預見到了現如今生活的全面淪陷。而且這種對謬誤的共識正在形成，正如歷史學家托尼·朱特在《沉痾遍地》中的觀察，我們把追求物質上的自我利益變成了一種美德，這種對自我利益的追求構成了我們所唯一倖存的集體目的意識：「迷戀創造財富，對私有化和私營部門的頂禮膜拜，貧富愈加分化，更重要的是，伴隨著這些現象的那些聒噪的說辭：對不受約束的市場的毫無批判的崇拜，對公共部門的蔑視，對無限增長的幻想。」我們的生活在一系列數字的飛速發展中，陷入了日益的貧困。
但是，這裡有一個很怪異的轉變。王紹光在講稿中分析了這些現象，並結合中國的現實進行對比分析，他力圖表明的觀點卻是，相對於全球化過程其他國家日益的陷入的危機，中國的經濟市場過過程，因為一直有著強大國家的調控和管理，所以並沒有陷入一種類似的危機。他似乎是再說，中國改革開放的幾十年，雖然有著很多的問題，但是大體的發展方向是符合波蘭尼《大轉型》中所預測的發展方向。他把中國的轉型分為了幾個階段：1949-1984年，稱之為倫理經濟階段，即是說靠計畫經濟來安排生活，他認為這個時期雖然貧困，但是各個方面發展很好；從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中期，中國慢慢從倫理經濟轉向了市場社會轉變才逐漸出現了效率優先，經濟發展速度優先，隨之出現了不平等，社會保障體系崩潰，人與人之間信任缺失等等的問題；1992年南巡講話後，市場經濟開始侵入了非市場領域，倫理經濟徹底崩潰，人與人之間徹底不平等，矛盾更加說的激化。但是正在這裡——他話鋒一轉——開始強調說，近些年這情況開始發生了變化，出現了強大的「反向運動」，中國正在逐漸地從「市場社會退出，向社會市場邁進」。
這種論調突然變得如此熟悉，以至於我們差點在《大轉型》的話語映照忽略掉它的存在。換句話說，王紹光用一種文本的細讀來遮掩了陳舊的論調，即，我們的成績是主要的，我們的問題是存在，但是這種問題已經有瞭解決的希望。他用《大轉型》的理論印證了我們發展方向的正確，就如同在他在提問中被問及汶川地震以及日益嚴重的腐敗問題的時候，用這種熟悉而荒唐的方式回答問題：腐敗是存在的，但是希望是有的；國外同樣有腐敗……
當然，這份講稿對波蘭尼的《大轉型》還有一個最大的誤讀——也許根本不是誤讀，而是有選擇性的忽略——他根本沒有提及波蘭尼在最後一章中對自由的強調：「在一個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裏，不服從的權利必須被制度化地保護起來。個體必須能夠自由地遵從自己的良心行事，而不必畏懼社會生活某些領域中那些受行政委託的權力。科學與藝術應該永遠處在文學藝術界的保護之下。強制永遠不應該是絕對的；‘反對者’應該有一個適當的位置頤養天年，有一個得以維生的‘次優’選擇。這樣就能保證作為一個自由社會標誌的不服從的權利。」
在一個民主社會裏，波蘭尼再次強調說，市場經濟的逝去可以成為一個新時代的開始，這個時代擁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公正。對照一下我們千瘡百孔的現實，一切都變得不言而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