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產階級專政對象的演變
1949年之後，對敵對分子、敵對階級的認定，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對象的確認，隨著中共革命和建設的政治環境的變化，不斷更新、演變。這裡，我引用我的同事丁明清（化名）同志在《關於專政對象的演變》一文中的論述：
中共無產階級專政的專政對象，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定群體，它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不斷顯現和更新。對於專政對象的界定，從來沒有履行過嚴格的法律程序，沒有進行科學論證，沒有徵得大多數民意認可，而是國家領導人（主要是毛澤東）根據政治需要的隨意施為。所以，這是一個不確定的、隨時可以發生變化的、命運難卜的人群。
專政對象，隨著革命形勢的演變，不斷扮演著進入、退出的角色。演變的脈絡，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四個歷史階段。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949∼1953）
專政對象被統稱為「反革命分子」。
第一次鎮壓反革命運動，官方對反革命分子界定為「五個方面的敵人」：
土匪頭子，中隊長以上，慣匪；
特務；
惡霸；
反動黨、團、軍、政、警、憲骨幹：黨，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區分部委員以上；團，三青團分隊以上；軍，1946年國民黨發動內戰軍隊連長以上；政，政府科長、鄉長以上；警察，警長以上；憲兵，排長以上；
反動會道門頭子：點傳師以上或相當於點傳師和職業辦道人員。
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1953∼1966）
對專政對象的稱謂，簡稱為「五類分子」。
第一類：地主。1955年，第二次鎮反運動中，把不法地主列為打擊（專政）對象。以後的工作實踐中，取消了「不法」二字，守法地主也是專政對象。
第二類：富農。和地主同等政治待遇。
第三類：反革命分子。這是一個涵蓋廣泛的政治術語，它像一個「筐」，凡是當局認為對政權構成危害或可能構成危害的人，都可以往「筐」裡裝。例如，除了第一次鎮反中界定的「五個方面敵人」外，凡歷史上擔任過反動職務、有過反動行為的人（敵偽軍政警憲骨幹、托派、漢奸、叛徒、帝國主義分子、買辦、洋奴等），以及雖無反動歷史問題，但具有現實危害的人（現行破壞活動，反黨分子，階級異己分子等），則分別稱為歷史反革命、新生反革命，歸於這一類。
第四類：壞分子。毛澤東對壞分子有個籠統的界定，他說：「社會上流氓、阿飛、盜竊、凶殺、強姦犯、貪污犯、破壞公共秩序、嚴重違法亂紀等嚴重罪犯以及公眾公認為壞人的人，必須懲辦。」（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
第五類：右派份子。1957年「陽謀」論的受害者。
1959年，廬山會議後，劃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享有右派份子的同等政治待遇。只是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風雲變幻，他們中一部分人退出了牢籠，一部分人仍受煎熬。
三、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1976）
這個時期，劃定專政對象的工作，是混亂、無序的，為所欲為的。專政對象的通俗稱謂，叫「牛鬼蛇神」。淪為此類者，遭到法西斯式專政手段的非人折磨與摧殘。
對專政對象的具體稱謂，除了沿襲舊的名稱外，新的花樣有：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三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分子；
資產階級分子；
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
保皇派；
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分子的家屬、子女）；
臭老九（獨立思考的知識份子）；
在湖南省的邵陽地區，當地的造反派在駐軍的支持下，劃定21種人為專政對象，大肆殺戮，致資江漂屍月餘。他們的身份是：
地（地主）、富（富農）、反（反革命）、壞（壞分子）、右（右派）、叛（叛徒）、特（特務）、走（走資派）、臭（知識份子）、黨（國民黨）、團（三青團）、民（民社黨）、青（青年黨）、軍（國民黨和汪偽軍人）、政（國民政府和汪偽政府工作人員，含保長、甲長）、警（國民政府警察）、憲（憲兵）、會（會道門分子）、卜（算卦先生）、巫（巫婆）、神（神漢、迷信職業者）。
那個時候，有人把這「二十一種人」，編了一首順口溜。即：
地富反壞右，叛特走，
後面跟上一個臭老九。
牛鬼蛇神沒個完，
還有軍政警憲民青和黨團。
會道門，算卦仙，
巫婆神漢站兩邊。
四、改革開放時期（1978∼ ）
毛澤東從「神壇」上走了下來。列為「禍國殃民的餘孽們」悉數「歸位」。接著，黨內的一代人傑胡耀邦，連續動了幾次大的手筆：真理標準的討論，批判兩個「凡是」，平反冤假錯案，右派改正，地富資本家摘帽，一律釋放在押國民黨軍政人員等，中國發生了歷史性的大變革。那種隨意劃定專政對象，限人以罪的恐怖勾當，已成歷史陳蹟，就連「反革命」這個人人恐懼的「罪名」，也從法律條文中刪除了，成為一種政治術語。
那個時代所劃定的「反革命階級基礎」，後改為「反革命社會基礎」，丁明清同志在《反革命基礎》一文中寫道：
反革命基礎，這是中國公安工作的專用名詞。它的全稱，叫做反革命分子賴以生存與活動的社會基礎，或叫反革命社會基礎，也有稱反革命階級基礎的。這個稱謂指的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特定的社會群體。
名稱的由來
1954年，中國第一次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的群眾運動宣布結束。同年6月30日，召開的第六次全國公安工作會議，會議確定，中國公安工作將由群眾運動轉入經常鬥爭，重點加強隱蔽鬥爭中的偵察工作，打擊隱蔽較深的反革命分子和特務、間諜。為此，調查、監控他們賴以生存和行動的社會基礎的工作，便被提上了日程。
涵蓋的社會群體：
反動階級的人們：那時的反動階級，是指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
反革命分子的家屬子女。特別是被處決和關押者的家屬子女；
敵（國民黨）、偽（汪偽）、軍、政、警、憲人員；
知識界的反動分子；
社會游離階層。乞丐、妓女、藝人、卜巫之類；
民主黨派、宗教、民族上層中的反動分子。
並不是上列特定社會群體中的每個人都是反革命社會基礎，統通被列為調查和監控的對象，而是有選擇的。凡選擇列為調查、監控對象的人，還要履行嚴格的審批程序。一般地說，在城市，由公安分局審批；在農村，由縣一級公安局審批。如果把有影響的高級人物列為反革命基礎進行監控，還要由更高一級的公安機關批准。
實施監控的執行人員，一般由公安派出所的戶籍民警承擔。
1966年3月20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說：「學術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在那裡掌握著……大、中、小學大部分都是被小資產階級、地主、富農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壟斷了。」「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將來出修正主義的就是這一批人」。「這一批人實際上是國民黨」。他把階級鬥爭的對象已經由地、富、反、壞、右擴展到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甚至是出身這些階級的知識份子。尤其令人震驚的是，毛澤東把這些人定性為「國民黨」。
「文革」的第二年，1967年春，公安部長謝富治視察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分局東華門派出所，要求公安機關以實際行動支持造反派，支持紅衛兵，允許向造反派、紅衛兵提供公安機關掌握的「牛鬼蛇神」，包括反革命社會基礎名單。
各地效仿北京。造反派、紅衛兵手持公安機關提供的名單，私設公堂，隨意確定、升級、擴大專政對象的範圍，打砸搶燒殺，掀起「紅色恐怖風暴」，全國大亂。湖南零陵地區、邵陽地區的造反派成立的「貧下中農最高法庭」，各殺戮地、富、反、壞、右分子及其家屬、子女數萬人（吳清濂《難忘196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廣西《聯指》造反派，成立「貧下中農最高法庭」，採用槍決、木決、石決，推下山岩摔死，推下水淹死等殺戮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及其家屬、子女數萬人的慘劇（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處理「文革」遺留問題領導小組調查組報告，1983年12月）。
可以說，在1949年之後的30年裡，是人們不斷受到各種政治運動「革命洗禮」的時代，是人們不能自己掌握自己命運的時代。在這樣的政治生活環境中，「鬥爭哲學」大行其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