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份因加拿大白求恩紀念館新館落成和投資建設遊客服務中心的爭議, 引爆了長期以來加拿大人對歷史人物白求恩褒貶譭譽的口水戰。7月21日, 加拿大保守派報紙《多倫多太陽報》刊登該報創辦人彼得•沃辛頓（Peter Worthington）撰寫的專欄文章，認為白求恩在加拿大是一場由中國共產黨引發的鬧劇，現在可以終場了。
這篇題為《白求恩鬧劇的終結》的文章首先剖析了加拿大現任國庫委員會主席克萊門特（Tony Clement）的話：「中國的孩子們在學校學習什麼是幫助人時，學的是白求恩的故事。」白求恩出生在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丘陵小鎮，朝聖的中國人打破了這裡的寂靜，加拿大政府把他出生的房子定為文化遺產，前總督伍冰枝為他揭幕了一尊雕像，當地的旅遊廣告詞更定為：「英雄之家！」然而白求恩畢生與各種爭議相伴。他脾氣暴躁令人生厭，長期酗酒，作為醫生又超脫於時代，走的是社會化醫療的路子。1935年，白求恩加入共產黨，36年參加西班牙內戰，他發明的流動獻血車減少了因失血而造成的死亡。
白求恩真正成名在中國，作為共產黨軍隊的救護醫生，他因外科手術割傷手指並感染上敗血症，臨終前給加拿大共產黨總書記蒂姆•巴克留下遺囑。後來，在加拿大名不見經傳的他被毛澤東放大成國家英雄。到1960年代中期，加拿大政府突然意識到白求恩的名字可以用來促進對華小麥出口，那個時期簽下了兩國間第一單數十億美元的合同。
沃辛頓認為「白求恩的故事教育中國人人們應該如何互助」的說法值得商榷，因為行事利己的中國人為世界所作的貢獻實在微不足道。他說「利己是中國現政權的行為動機，如出售被處決者、甚至是持不同政見者的器官，向外國人出售被遺棄的女嬰，從鄰國綁架和囚禁境外的政治活動人士」等。這些行為何談助人？他認為「白求恩在中國不是幫助人類，而是幫助毛澤東的共產黨，幫助的不是患病的人民，而是共產黨戰士」。
到了1970年，中國人發現神化白求恩可以幫他們在與加拿大人打交道時贏得商業和心理上的優勢。於是每個訪華的加拿大政界或商界代表團，都會受到白求恩式的禮遇，就連普通的加拿大遊客也不例外。幾十年來，加拿大人和中國人一樣在利用這種白求恩崇拜帶給他們在交往上的便利。
已故駐華大使米歇爾高文（Michel Gauvin）1982年在北京告訴彼得•沃辛頓他首次出席中國官方宴會的故事，當時中國外長建議為白求恩乾杯，宴會結束時，個性爽直的高文叫住中國外長，請他「在我任職北京期間，不要再以白求恩的名義乾杯，因為我不認為白求恩是加拿大的愛國者，恰恰相反，他違背了加拿大人的價值觀。」中國外長盯著他看了一會兒後，用大笑表示理解。此後中國官員在他面前再也沒有提及白求恩的名字。
這表明中國人十分清楚利用白求恩的動機，這與現在加拿大打白求恩牌一樣，都是為了做生意。不同的是，白求恩這一次是被資本主義利用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果白求恩活著，他會為自己一再被人利用而暴怒：共產黨人利用他來與資本主義打交道，資本家又利用他來獲得共產黨人的親睞。
沃辛頓的文章發表後，加拿大左右翼讀者展開了激烈的論戰。左派指責「右派報紙讓人感覺到冷戰從未結束，它變成了一種歇斯底里和對黃禍恐懼的綜合症，因為反對中國從來都很時髦」；「中國也為加拿大燕麥之父布羅斯(Vernon Douglas Burrows)樹立了雕像，試問作者何時把他也滅了？」右派讀者強調白求恩的共產黨員身份，因為「很少有不是大屠殺者的共產黨人，共產黨不允許人民有自由選擇的權力，為什麼加拿大要把共產黨員白求恩視為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