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情報人員中，袁殊是最神秘的傳奇人物之一，他是「五方特務」（中共、共產國際、國民黨中統、軍統和日寇），他一生參加過許多驚險的地下戰鬥，為中共奪取政權立下大功。近年有些報刊雖刊登了他的一些事跡，但有的文章泛泛而談未涉要害，有的文章戴著「左」的眼鏡，抹殺迴避了中共利用袁殊勾結日寇破壞抗戰的事實，因而不夠真實，不夠客觀公正。筆者的舅父惲逸群（曾任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社長，中共華東局政治秘書）是袁殊的結拜兄弟，是同一戰線的戰友，我與袁及其部下又有過接觸，為了反映歷史真相，我特寫此文作重要補充和糾正。
我初次見到袁是在1938年上海「孤島」時期，當時我在一所夜大學新聞系讀書，白天無事常到袁主持的《雜誌》社看報聊天。袁當時約近30歲，身材矮胖結實，神采弈弈，來看他的人很多，可見他交際廣寬，而一個20多歲的摩登女郎則是常客，她是女作家關露，後來才知道她是潘漢年手下的特工。漸漸地我瞭解到袁的身世和經歷。
從北伐戰士到文藝青年
袁殊本名袁學易，1911年出生於湖北蘄春縣，父親袁曉嵐是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員，雖是官宦卻家道衰落，獨自到浙江謀生，妻子帶著兩個兒子到上海投靠姐姐，後又遷到浦東棚戶區，以開「老虎灶」（流行江南專賣開水溫水的店）維持一家艱苦的生活，袁學易則到印刷廠當學徒工。後來父親到上海一家學校教書，就把12歲的學易送入立達學園讀書。立達學園不少教師思想激進，主張個性解放，信仰無政府主義，主張建立自由平等的新社會。袁雖年小，但生活的貧苦，又看到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軍閥統治下的社會黑暗，產生了改變舊社會的思想。1925年上海發生英日帝國主義殺害中國工人學生的五卅慘案，袁學易作為學生代表參加反帝愛國運動，結識了許多先進份子，不久就跟隨一位無政府主義者胡抱一去參加國民革命軍北伐，先後在多個部隊擔任副官、連指導員等職。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他的左傾思想逐漸成熟。1927年蔣介石發動412政變，國共分裂，中共黨員和進步青年遭屠殺迫害，袁憤而離開部隊，到上海參加風行一時的「狂飈運動「。
「狂飈運動」由多位進步青年組成的狂飈社發動，主張「與現實的黑暗勢力作戰鬥，承擔起對祖國和人民的責任」，除發行週刊和叢書，還成立演劇部。思想左傾又愛好文學的袁學易，滿懷興奮地加入該社劇團參加演劇活動，先後在上海、南京演出的《娜拉》《上海之夜》《從人間來》等多部話劇中擔任角色，還負責對外聯絡工作。在南京演出結束舉辦的答謝觀眾招待會上，他代表狂飈社致詞，竟在發言中借劇情把國民黨大罵一通。國民黨中央黨部獲悉後準備對他懲處，幸得他父親的同盟會老朋友的庇護才得無事。
回到上海，他與後來成為名作家的樓適夷、柯仲平等一起擠住在簡陋的房屋內，他們窮困潦倒，但都懷抱著美好的理想。這時他組織劇團，創作劇本，成為嶄露頭角的文學青年。但他感到戲劇事業不可能成為終身職業，他決心改變人生的方向了。
從新聞學家到名記者
袁在1925年開始向報紙投稿，不斷被採用，特別是看了新聞學家任伯濤的《運用新聞學》後，對新聞事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一次在狂飈社的集會上遇見了任伯濤，就向這位老專家請教，並傾訴自己對上海報紙的不滿，認為這些報紙是買辦階級的工具，不為人民說話，決心將來自己辦一張站在人民立場上的報紙，用輿論來改造社會，得到任的讚許與鼓勵。為了實現理想，不久他赴日本進日本大學新聞系進修，一面刻苦學習，一面寫文章介紹各國的新聞事業狀況，寄回國內報刊發表。由於經濟困難，他在1930年回國。他在上海遍訪新聞文化界名人陳望道等，主張辦一張公正客觀的報紙，得到他們贊同，於是用他妻子從娘家借來的500元，在1931年創辦了《文藝新聞》。
《文藝新聞》以客觀公正的立場介紹中外文化動態，人民大眾關心的文化新聞，刊登各國的進步文學作品，很受讀者歡迎。當時日寇佔我東北，國難深重，該報又以大量報導鼓舞民眾參加抗日愛國運動。
有一件事使該報更加引人注目，就是柔石、胡也頻等五位左翼作家被國民黨逮捕殺害，由於國民黨嚴密封鎖消息，社會上一無所知。袁心生一計，請中共在滬代表馮雪峰用假名寫讀者來信給該報，詢問五作家下落，然後又以讀者來信方式透露五位作家已蒙難，接著又發表大量紀念遭難者的文章，既造成不利於國民黨的社會影響，又使國民黨找不到消息來源，保護了該報的安全。這就是魯迅先生在《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中說的，「只在《文藝新聞》上有一點隱約其辭的文章。」他的機智和膽略受到廣泛稱讚，該報也因此銷量大增，他這時改名袁霄逸，頓時成為新聞界的一顆新星。
他一面致力辦報，一面從事他愛好的新聞學理論的研究，他寫了大量新聞學作品，如《現代新聞學》《學校新聞講話》《新聞法制論》等，除在報刊發表，還由好友惲逸群編成《記者道》一書出版，他還雄心勃勃想編一部新聞學叢書，可惜未能實現。
他對新聞學還有兩個傑出的貢獻，一是把英文Journalism一詞譯成「集納主義」，並定義為：「報紙的新聞要有聞義錄，包羅萬象，為讀者喜聞樂見，引人入勝，又須立場公正，為人民大眾說話。」這個「集納主義」是他對中國新聞學的首創。二是他將英文Reportage譯為「報告文學」首先引入中國。他寫了《報告文學論》，對它做出定義：「報告文學是把心靈置於事實的基礎上，但不是像照相機般照錄原樣，它又須具備一定的目的傾向，把事實通過印象加以批判地寫出，這個目的就是社會主義。」根據袁首創的報告文學理論，他的好友夏衍寫出了燴炙人口的《包身工》，成為中國新聞文學史上第一篇報告文學作品，從此報告文學作品不斷出現在報刊上，劉賓雁成為後起之秀。
袁霄逸把這些理論用來實踐，他後來創辦的《雜誌》半月刊和《新中國報》成為別開生面的報刊，不僅信息量多，並且對重大新聞和事件都配以照片、背景資料、短評等，既有知識性又有可讀性，因而這些報刊廣受讀者歡迎，使他成為新聞事業家和名記者。
博學才子成為五方特工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位儒雅博學的文人後來竟成為「五方特務」，成為神秘的傳奇人物，事情的經過是——
袁創辦《文藝新聞》後，接觸了不少思想左傾的作家文人如馮雪峰、茅盾、夏衍、潘梓年等，思想越來越左傾，他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又成為中共領導的「中國文化同盟總會」（簡稱「文總」）的常務理事，於是他提出參加中共的要求。一天潘漢年王之春約他在咖啡館見面，通知他已被接納為中共黨員，同時根據他的機智和膽略，吸收他為「中共中央特科」的一員，擔負更多的秘密特殊工作，要求他逐漸退去左的色彩，變成灰色人物，打入國民黨上層，利用合法身份為中共收集戰略情報，於是他開始了第一個特工生涯。
按照中共指示，他停辦了已出60期的《文藝新聞》，在他表兄賈伯濤（黃浦軍校一期生）介紹下結識了湖北同鄉、上海社會局長、國民黨中統頭子吳醒亞，參加了吳手下的特工小組和更秘密的「干社」。經吳醒亞介紹，他進入中國最大的經濟新聞通訊社「新聲通訊社」當記者，得以參加各種招待會和進行個別採訪，從此袁結識了許多國民黨和社會上層人士，獲得不少重要情報不斷送給潘漢年。在採訪活動中，他結識了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副領事（日本外務省特務）岩井英一，兩人關係逐漸密切，建立了情報交換關係，岩井為鼓勵他多給國民黨情報，每月付他200元活動費，從此袁成為日寇的情報員。當時國民黨政府正和日本談判貨幣匯率和關稅問題，引起各方關注，袁從岩井處獲得最新消息，及時報導，使袁因消息靈通而在新聞界聲譽鵲起。為了擴大情報來源，他和新聲通訊社編輯惲逸群（中共黨員和中共「特科」人員）發起舉辦每半月一次的「記者座談」，議論國事，交流信息，各報的立場左中右的記者包括夏衍、石西民、範長江等百多人紛紛參加，社會影響越來越大。後來「記者座談」擴大為「中國青年記者協會」，袁當選為五位總幹事之一，又被選為國民黨領導的上海記者公會執行委員，袁霄逸成了新聞界的名人。
為了增添更多的保護色，經中共批准，他和惲逸群等10位新聞記者「桃園結義」成為結拜兄弟。十兄弟中的老大叫杭石君，是《新聞報》記者又是青幫首領黃金榮的親信秘書，袁又經杭介紹成為青幫的一份子。惲逸群則成為被稱為「商界狀元」的聞蘭亭幫派的「門生」，聞派勢力比青幫小，但也有5千「門生」，大多是工商界骨幹和各界專業人士。幫會不從事政治活動，當時不少中共黨員和經濟界人士加入青幫和其他幫會，動機是想在遭到國民黨迫害和歹徒綁票敲詐時得到幫會的保護。有的文章說袁殊是青幫間諜，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參加幫會的人是沒有向幫會提供情報的義務的。
可是出人意料，他在1935年忽然被國民黨逮捕了。原來共產國際遠東局代局長名華爾托的德國人，在上海與中共一起從事反對國民黨的活動，被國民黨偵悉而逮捕，此人在受審時始終一言不發，連姓名年齡國籍都不回答，此案被當時報紙稱為「怪西人案」。從此人的通訊簿中發現有袁霄逸的電話號碼，就把袁抓捕，得知袁是共產國際的情報員。後來華爾托判刑10年，袁判刑2年半，押送武漢監獄，隨後又轉送湖北反省院服刑。在反省院關了8個月，經袁父的國民黨老朋友保釋出來了。
袁雖出獄，並無自由，仍有特務監視，難以公開活動。他擺脫特務逃回上海找到馮雪峰，要求再去日本躲藏一段時間，得到中共同意後偕妻子再去日本，進早稻田大學歷史系當研究生。1937年日本掀起排華高潮，袁和不少留學生被驅逐回國了。
回到上海，袁由夏衍安排在時事新聞社編輯日本問題的書刊。七七抗戰開始，國民黨軍統頭子戴笠急於找一些日本通瞭解日本的軍政動態，得青幫另一頭目杜月笙推薦，戴笠親赴袁寓，敦請袁參加軍統從事對日工作，袁請示潘漢年，潘認為可以多一個情報來源而表示同意。
袁從此改名袁殊，和他的名記者身份告別了。他除了收集日本方面情報提供軍統，還為軍統組織了兩次特別行動。原來當時日軍軍艦停留上海黃浦江中，威脅中國人，人民無不懷恨。而汪精衛一夥漢奸逃來上海後，遭到上海人民唾罵，很少有人附和，為此汪偽一夥惱羞成怒，在極司斐而路76號成立特工總部，由丁默村（原國民黨C、C人員）和李士群（原中共留蘇黨員，後又參加軍統）主持，手下有幾百個武裝特務，每天佩帶武器，暗殺抗日人士，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婦女界領袖茅麗英，退入租界的國軍八百壯士謝晉元團長等均遭殺害，連中國銀行因不接受偽儲備銀行鈔票，四五十個職員被綁架，並被槍殺了七八人。上海人民對「76號魔窟」恨之入骨，為此軍統成立特別小組進行反擊，袁殊也參加這個小組，進行了兩次危險的特別行動。一次是派人炸毀上海虹口日本海軍的軍火倉庫，事成後受軍統記大功獎勵。另一次是組織工人挖地道，到汪偽的特工總部下，企圖把特工總部炸毀，不料被軍統叛徒向特工總部告密而失敗，隨即被捕。特工總部頭目丁默村主張把袁殺掉，李士群則主張留著他以供利用，正在殺與不殺的千鈞一髮之際，袁妻向潘漢年求救，潘早知袁與上海日本特務頭子岩井英一有情報交換關係，就囑她快去向岩井求救。岩井得知後立即趕到汪偽特工總部要人，奴才怎敢違主子之命，只得把袁釋放。為了感謝岩井救命之恩，袁參加了日寇的特別調查組和後來的日本特務機關「岩井公館」，公開漢奸身份，這個昔日的天才演員，終於演成了世界少有的「五方特工」的反派角色。
不為人知的秘密活動
（1）幫助日寇鎮壓抗日報人——抗戰開始後江浙等省淪陷，上海的外國租界成為被日軍包圍的「孤島」，堅持留守上海的國共兩黨抗日報人，為抵制日寇新聞檢查的要求，紛紛聘請外國人當掛名老闆，出現了10多家「洋商報」。國民黨方面有申報、新聞報、大美晚報、正言報、大中通訊社等，民辦的文匯報，中共方面的導報、譯報，它們大量刊登抗日新聞和言論，大大鼓舞了上海和淪陷區人民的抗日意志。汪精衛等叛逃到上海後，也出版《中華日報》等漢奸報刊，加上日寇出版的中文報，大肆宣傳抗戰必敗，中日和平等漢奸論調，雙方展開了激烈的宣傳戰，結果汪偽和日寇的報刊一敗塗地，竟然無人購閱。氣急敗壞的汪偽日寇決定用恐怖手段來對付抗日報刊和報人，於是派出大批特務身挂手槍手榴彈，公然白日行凶，暗殺和綁架抗日報人，爆炸抗日報社，槍聲炸彈聲幾乎天天不絕於耳，先後有近40位報紙總編輯、經理、主筆、記者、編輯遭到殺害和綁架，大多數報社遭炸彈襲擊，恐怖氣氛瀰漫上海。後來人們發現，遭難的報人全是國民黨報紙的人，被炸的報社也都是國民黨方面的報社，而中共的報社和報人卻都安然無恙，這是什麼原因？人們懷疑肯定有熟悉國民黨報人的「內鬼」在指使，人們的懷疑對象漸漸集中在袁殊身上，因為日偽特務是不瞭解報界情況的，而落水的名記者袁殊是中共黨員，很可能是他向日偽提供了施暴的黑名單。這事雖無證據，但人們言之鑿鑿，也言之有理，因為袁在企圖炸毀汪偽特工總部失敗後被捕，對日偽的不殺之恩，他不能不以行動來報答。此事說明，作為中共黨員的袁殊，為實現黨性而不惜泯滅人性，殘害抗日的昔日的朋友們，這充分反映了中共的黨性要求是多麼殘忍和惡毒！同時也說明，這時儘管毛澤東在高唱抗日論調，他卻已在指使潘漢年袁殊等在暗中進行破壞抗戰的勾當了。
（2）參與中共與日寇的和平談判——1955年潘漢年被捕，官方公布的罪狀是：「瞞著黨私自會見汪精衛，違反黨紀，造成不良影響。」以後不少報刊大做潘汪會談的文章。其實這些說法都是扯淡，是掩蓋歪曲了事實真相。汪精衛是日寇的傀儡，並無實權，他的一切行動都要得到「太上皇」—汪偽政府最高顧問影佐幀昭少將的同意，潘與汪會談是不可能解決任何問題的。實際情況與官方公報大不相同———
抗戰開始後，毛澤東深感與日軍作戰只會吃虧消耗實力，難以實現推翻國民政府而統治天下的夢想，就決定借鑒三國時代蜀國吳國聯合反魏的計謀，制定了「聯日反蔣」的《三國誌》謀略。1941年他緻密電給新四軍政委饒漱石：「望派人代表我與日汪商談‘聯日反蔣’，並立即停止部隊與日軍的戰爭行動」（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的回憶錄）。饒把這個任務交給情報部長潘漢年，潘隨即赴上海「岩井公館」找他的搭檔袁殊，再會見日本特務頭子岩井，然後他們三人再去見日寇派駐中國的最高特務機關「梅機關」首腦影佐幀昭少將。岩井和影佐早就與潘漢年有「交換情報」的親密關係，互相熟悉，現在知道潘已不是一般情報員而是「毛澤東特使」，就優禮有加（給他特別通行證，讓他以「胡越明」假名按月在「岩井公館」領取大量活動費，在最高檔的滙中飯店開了房間給他居住），在舉辦歡迎盛宴後會談3天，達成了重要默契，寫了會談紀要，主要內容是：日軍與中共部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互相和平共處；中共負責保護鐵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壞；中共可到日佔區採購戰略物資；對中共開放長江封鎖線，中共人員物資可順利在長江兩岸通行等。這些默契使雙方獲得極大好處：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隊威脅，得以抽調大量兵力通過鐵路進攻僻處西南的國軍和東南亞盟國軍隊；中共則不再擔心日寇掃蕩，開始在日佔區後方攻佔所有國民黨抗日根據地，使中共大大擴張了地盤和軍力，為後來推翻國民黨政府奠定了基礎。
潘漢年代表毛澤東與日寇的和平談判，袁殊既是翻譯，又是潘的助手，所以袁殊也是中共代表之一，袁是這次談判的參與者和見證人，這是不該被歷史忽略掉的。
談判結束後，潘經影佐批准，並由影佐指派偽江蘇省長兼汪偽政府警政部長的特工頭目李士群陪同潘赴南京會見汪精衛，（影佐為防潘與汪密謀反日活動，才派李士群同去以進行監視）其實潘漢年此行不過是把他與日寇商定的事向汪通報一下，並代表毛澤東向毛的恩師汪精衛作禮節性的拜訪而已（早年汪任國民黨宣傳部長時曾提拔毛任副部長），這次會見並無實質性內容。潘的這些活動，全都受命於毛澤東，潘漢年和袁殊都是為毛澤東的賣國行為揹黑鍋的。
（3）「岩井公館」內幕——袁殊以對日情報的貢獻，懂日文日語，又在中國社會有廣泛的聯繫而為日寇信任，把特務機關全權交他管理。「岩井公館」一開張，「中共中央特科」領導人周恩來就囑咐潘漢年把惲逸群派去協助袁殊，（據惲逸群向筆者透露：潘漢年還傳達周恩來指示：「叫惲逸群在政治上多幫助袁殊」，意思是要惲監督袁不要把漢奸角色演得太過份，對中共造成不利影響，可見周恩來處理問題的細心週到。）光有袁惲兩人還不夠，還缺少主管經濟的人，潘漢年立即緻密電給「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主任李克農要求派人，李克農就商於在桂林出版的《救亡日報》社長夏衍，為了黨的需要，夏衍割愛把該報經理翁從六派去，翁既是可靠的共產黨員，又是袁的老朋友，於是袁殊、惲逸群、翁從六「三駕馬車」開動了，這事反映了「岩井公館」實際是中共與日寇合作創辦的機構。
以岩井英一的姓氏命名的「岩井公館」，是上海最大的公開的日本特務機關。令人奇怪的是，它怎麼會以袁殊為首，惲逸群、翁從六為副手的中國人當領導，它有幾百個工作人員也全是中國人，沒有一個日本人，這是什麼原因？知情人會告訴你：「岩井公館」實際上是中共設在日佔區的代表辦事處（誇張點說等於是大使館）。潘漢年作為中共代表，經常往來於延安、淮南和上海，通過秘密電臺或直接指揮袁殊。日寇明知袁、惲、翁三人是中共黨員，為什麼還會如此重用？原因是毛澤東既然「聯日反蔣」，就是日寇的合作夥伴（幫凶），日寇的意圖是，先與中共聯合消滅堅決抗日的國民黨政府，然後再來收拾實力較弱的中共，因此才把中共人員當作自己人，支持他們積極開展賣國活動。
惲逸群曾告訴筆者：日寇雖信任袁殊，但仍存戒心，對袁監視和防範，因此袁和他不能在「岩井公館」內商談機密的事，到外面去談，袁外出總有日本特務跟著，為了安全，袁和他常到福州路「紅燈區」會樂裡的「長三堂子」（高等妓院）去，妓院管事人見他們兩個熟客來，就會高喊「袁先生惲先生來了」，就派當紅妓女招待。他們兩人走進房間，關上房門，在床上併肩躺下，假裝抽鴉片，在吞雲吐霧中，商討如何執行黨的指示和其它機密事。岩井等見他們兩人經常出入妓院，認為他們生活糜爛，思想墮落，不會懷反日的異志，就對他們更加信任了。
「岩井公館」設在上海閘北的一個大院內，有四幢獨立的小樓，所有辦公室都掛著袁殊手書的「忠誠」兩字標牌，忠誠於日寇嗎？忠誠於中共嗎？其實心照不宣，反正是一樣的。
其中一幢小樓是「興亞建國運動本部」，袁殊任總幹事，他用「嚴軍光」的假名發表了「興亞建國運動」宣言和不少文章，大肆宣傳「中日和平」「共存共榮」，還號召亞洲各國要在日本領導下建設「大東亞共榮圈」。它的活動很受日寇讚賞，日外務省邀請袁組織代表團赴日訪問，受到日方隆重接待。其實這個「興亞建國運動」還有一個隱秘的目的，就是與汪精衛一派唱對臺戲，因為日寇雖利用汪精衛，又擔心汪派勢力坐大，難以控制，才設立「興亞建國運動」的對立面，對汪派進行監視和壓制，「以華制華」，必要時廢掉汪而扶植袁殊或別人代替之。
有一幢屋是「上海編譯社」社址，社長惲逸群，副社長袁殊，有眾多編輯和社內外作家，專為袁殊主持的《新中國報》《雜誌》《政治月刊》提供各種專稿，還創辦了自修大學等。它們當然是宣傳漢奸親日言論的，但惲逸群發揮他擅長的「曲筆」，經常在文章中透露抗戰信息和反日言論，為此被日寇懷疑他有反日活動而遭逮捕，關進日寇憲兵隊蘇州監獄半年，遭受酷刑，後因查無實據而獲保釋。
還有一幢小樓是幾十名武裝特務的駐地，他們是袁殊用來自衛和抗衡汪精衛勢力的。
有一幢小樓的頂層設著秘密電臺。中共派駐香港重慶的特務，把國民黨和英美的情報發往延安，由延安發到「岩井公館」再轉送給日寇，並把潘漢年、袁殊、惲逸群收集的情報，發往延安和蘇北新四軍。這個電臺的工作人員都是從延安派來的黨員，十分可靠。這個電臺除袁、惲、翁三人外，是任何人不能進去，對外也是絕對保密的。袁通過這個電臺，為中共提供了不少重要的戰略情報，如：德國即將進攻蘇聯；日寇決定放棄北進攻蘇聯的計畫，而改為南進攻英美；日偽的兵力部署、內部情況及掃蕩新四軍的計畫……這些情報中，有一些受蘇聯和延安的的表揚，有的則為新四軍擺脫被圍剿的危局……
袁殊的種種努力，很受日寇讚賞，於是安排他在汪偽政府中擔任許多重要偽職，如清鄉政工團團長、教育廳長、宣傳部長、保安司令等，他成為僅次於汪精衛的大漢奸了。
「岩井公館」對中共的幫助是很大的。除了情報和政治上的幫助外，袁還從日寇手中解救了魯迅夫人許廣平，鄒韜奮患癌症從蘇北到上海就醫，範長江和中共黨員赴上海，上海地下黨領導赴蘇北，過長江封鎖線時都得到袁派人保護。對中共在經濟上也有很大幫助。如夏衍在桂林創辦《救亡日報》面臨經濟困難，「岩井公館」立即撥巨款去資助；太平洋戰爭爆髮香港淪陷後，「岩井公館」派人出錢，把大批左翼和中共人員安全撤退到上海和新四軍地區去；上海地下黨經費困難，有時也得到資助……為什麼日寇如此慷慨？因為它無限制地濫印「軍票」，又可向汪偽銀行予取予求，反正是剝削中國人民的血汗，對它毫髮無損。1945年抗戰勝利，「岩井公館」解散，袁惲翁三人把「岩井公館」的所有土地房屋金銀證券物資等價值約一億多元（如今的幾十億）全部交給中共，用來在上海開辦了一家小銀行，為中共內戰提供資金。所以說，「岩井公館」又是中共的小金庫和輸血管！
「干情報工作的沒有一個有好下場」
抗戰勝利，廣大人民都知道袁殊是大漢奸，袁自知在國統區呆不下去，就帶了一船槍械投奔蘇北新四軍去了。戴笠原準備給袁陞官派大用場，獲悉他已經投共，下令通緝卻無濟於事了。袁殊在解放區成為李克農情報部門人員，從此他又改名曾達齋，在山東、東北、大連等地從事策反和在遣返日本軍人僑民中收集情報，和在日本人中選聘專業人員為解放軍服務。惲逸群和翁從六也撤往蘇北，惲接替範長江任華中《新華日報》社長，後又任華東局政治秘書兼山東《大眾日報》社長，他們又都變臉為中共幹部了。
1955年潘漢年被捕，判刑15年，袁判刑12年，惲逸群判刑10年，文革中又都加刑和管制勞動，潘病死在湖南勞改茶場，袁坐牢20多年才釋放，與潘和袁有關係的2千人受牽連，或入獄或管制，造成中共又一個大冤案。為什麼潘和袁這樣的中共大功臣反成了大罪犯呢？原因不難明白：潘和袁掌握了毛澤東勾結日寇破壞抗戰的賣國罪證，如果泄密，毛將作為漢奸賣國賊而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毛為了維護他虛假的名聲，就狠心地把他們長期關押滅口噤聲（惲逸群告訴筆者，他出獄時判決書被收繳，還警告他今後不准向任何人講案情），這正是毛一貫殺功臣的陰險惡毒作風。
1981年袁殊恢復自由後，住在北京西郊中央調查部宿舍內，這個大院有二三十幢小樓，住戶全是中共離休的老特工。我為撰寫《惲逸群傳》，以小輩身份去拜訪袁，袁住在約20多平方米的房間內，傢俱簡陋，年逾古稀的他衰邁多病。他向我講了惲老的往事後，我請求他說：「你能否把你的經歷告訴我，也為你寫本傳記？」他搖搖手說：「不行啊！我的經歷都是黨的秘密，是不能外傳的。我們干情報工作的人，只能默默無聞地生，默默無聞地死。」我看他孑然一身，孤苦無依（妻子離婚後再嫁，文革中不堪批鬥而自殺，兩個兒子與他劃清界線），就問：「你為何不和關露女士同居，互相照顧呢？」他答：「我最近向她求婚，她不同意。」（不久後我得悉，關露因受潘案牽連，入獄批鬥20多年，精神崩潰自殺了。）
辭別袁老，我又來到另一幢小樓找惲逸群的老戰友張建良老人，他對我說：「袁殊出力為日本人工作，是真漢奸。我們多位情報工作人員最近上書中央，反對給他平反。」我後來得知，中共認為袁對黨有功，仍給平反了，並給他分配了較好的住宅和發還部分財產，他也從此恢復了袁殊的姓名。但儘管他對黨有功，他作為大漢奸，對國家民族造成多大危害啊！古時有句成語：「卿本佳人，奈何作賊」，這個賊字不僅指竊賊，更泛指一切做壞事的人，套用到袁殊身上就是：「你本是個博學多才的聰明人，怎麼去做害國害民的事呢？」袁多才多藝，除寫過不少新聞學專著，還寫了不少文藝作品（散文、小說、詩、劇本），散見各地報刊，不久前他的學生和兒子編輯出版了《袁殊文集》，他原可作為名作家和新聞學家和新聞事業家而聞名於世的。袁的有些不瞭解內情的朋友為袁惋惜，其實他們不知道：袁殊和潘漢年、惲逸群，都是為毛澤東「聯日反蔣」的賣國行為充當馬前卒，而成為毛的替罪羊和犧牲品的！
作為五方特務，他不斷變臉，變來變去，變得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了，精神不能不受到刺激而產生心理變態。據惲逸群回憶：「有一年春節，袁照例邀請多位老友到他家吃飯慶賀新歲，大家坐在他家客廳裡等他，袁從樓上臥室走下來，走到樓梯一半時停下，突然嚎啕大哭起來，等一會走下與大家見面，又談笑如常，好像沒有發生過這一幕，大家也不問他，因為大家明白，經常變臉使他心理扭曲，變得悲喜無常了。」特別是到晚年，他回憶幾十年曲折多變的經歷，幾十年的坎坷苦難，精神時時受到折磨，最後竟像瘋子一樣大叫大喊，大哭大鬧，狂燥不安，他為自己的命運掙扎，為不能過正常人的生活而呼冤，終於在1987年冬在精神和疾病的雙重折磨下去世，結束了傳奇般的一生，享年76歲。1955年潘漢年被捕前，袁在北京訪晤潘，潘似有預感，傷心地對袁說：「干情報工作的沒有一個有好下場」，這句話成了他們共同的讖語了。
（作者為91歲老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