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到減稅,我就想起我們財富的分配,財富的去向。GDP就是全國人民一年創造的財富總量,財富總量那來幹什麼用了呢?干了三個方面:第一、消費了,家庭吃的,穿的,用的,玩的消費掉了。第二、政府收取做公共服務的成本。第三、形成了固定資產。蓋樓房了,修地鐵了,最後有一點留到國外去了。
這個比例是什麼樣一個情況呢?我們用掉的財富中間最大的比例是投資,形成固定資產,差不多是50%,確切點講49%。然後居民的消費34%,政府的消費13%,跑到外國去,出口減掉進口4%,佔GDP總量的4%。這樣的分配比例是很扭曲的,我們自己不覺得,如果跟國際比較就看出來了,我們投資比例太高,而且更要命的就是我們的投資不是為了將來的消費,而是為了把GDP把它花掉,或者交換投資拉動GDP,因為我們的總需求不足。所以,政府來購買變成了政府的基礎設施,地下鐵。而且政府的消費佔了13%-14%。從政府消費掉的這部分,和他給我們提供的服務,這個不成比例。服務太少,消費的太多了,這就是從GDP的用上來看。
今天要提減稅問題,那就是要減少政府的消費,這個任務我覺得挺難的,因為我們雖然這回「兩會」會有點表示,但是這個決策不在「兩會」,這我們都知道。決策最後能不能減稅,減稅的事兒,我們經濟學界已經講了好幾年了,因為我們GDP的分配給政府分配的不斷的上升,他拿的部分比GDP的增量9%加一倍還多,20%多,所以這個是一個,我希望我們今天有「兩會」不少委員代表在這兒,能夠起到作用。
從企業家的角度來看,他們最需要的恐怕除了減稅,更需要的是什麼呢?更需要的是得到保障。他們的財產,他們的人生要很好的保證,他們的財產的利用要得到自由。我覺得這個是當前企業家心裏頭最犯愁的一件事兒。我們的企業家在中國跟外國的企業家做比較,風險非常的大,因為我們還不算是一個法治國家,你的財產,甚至你的人生搞不好就被政府侵犯了。所以,這兩年好多企業家往外跑。我寫過幾篇文章,講的是要替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因為這些文章挨了好多的罵,我現在還堅持這個看法。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這兩個都不能少,你不為富人說話,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國家沒有富人,全都是窮人,也就是說,窮人本身有希望變富,你打倒了富人,全國都是窮人。
所以,今天我們開這樣一個會,能夠有機會表達我們企業家的願望,我不是企業家,但是我有很多企業家朋友。我理解他們的需要,而且從我們改革30多年,成功的地方就是發展了民營企業,不是我們堅持公有制。對於我們引進了私有制,才有今天的大好天地,所以對於私有制部分,不好好的保護他,這個將來要出事兒。近兩年發生的國進民退的現象也是值得我們非常注意的,現在搞得企業的投資方向都難,因為賺錢的路都給政府壟斷了,你進不去,這個跟世界的發展潮流也不符合。
所以,要保護財產,保護人生,給他充分的自由,給財產充分的自由,讓你的資金都有自由流動的機會,自由流動就能夠找到最佳的配置。為什麼世界上發達國家都是自由國家?不管是土地,是資本,是人都能夠自由。我們改變成功也是因為擴大了自由,原來農民不能進城,現在不但可以進城,還可以創業,還可以出國,有了這些自由,我們效益就改善了,所以自由與一系列的其他法治有關係,這是我講的跟人的生命的保障,財產的保障,也就是人權的保障。我們國家已經把保護人權寫到《憲法》裡頭去了,實施上面還不夠,方向已經有了。今天借這個機會,我說這麼幾句。
改革成功的三十年後,中國的內外條件都大不一樣了。沿著原來的改革道路很難繼續前進,何況原來的道路也逐漸走了樣。嚴峻的形勢迫使我們認真地思考下一步的方向。
現在國內外的矛盾一大堆,一個個去解決抓不住主線,事倍功半。這些矛盾歸結為一點,就是共產黨的權力慾望得不到限制,侵蝕了市場,甚至侵蝕了個人的基本權利。而且慾望模糊了判斷力,在國際國內一些重要的是非,顯而易見的正確和錯誤被權力慾望所扭曲。
千頭萬緒的矛盾,返本歸宗要還權於民。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都和中央集權有關。官民衝突,土地糾紛,國進民退,貪污腐化,貧富分化,都與權利過分集中有關,更何況這個權力是一個缺乏監督的權力。如果不加限制,繼續朝這個方向發展下去,中國的前途堪憂。
舉一個例子。中央把解決百姓的住房問題放在保障性住房政策上。聽起來很好,這個政策覆蓋了中低收入者,只有高收入者不在內。全國人民都寄希望於保障性住房能為自己買上房。可是大家想一想,政府一點也不創造財富。所有建房的物資都是老百姓自己生產出來的。原來是由市場分配,現在改由政府分配。百姓把自己原有的在市場上選擇的自由交給了政府,變為由政府分配。以為這樣能更多地解決住房問題。其實是政府在集中他的權力。
過去一年國進民退也是政府集中權力的一個方面。這和改革初期放權正好相反。這是改革前景的主要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