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勸那些正在「抑鬱」的官員們，不要心存幻想和僥倖，更不要讓自己的親人活在自殺的陰影中，甚至給家族留下遺傳性的自殺情結，而要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做點實實在在的推動。只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獨立才能保障官員的安全，才能為熱愛權力的人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和一種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讓自己的子孫後代活在一個有安全感和安全預期的社會。
「王立軍大戲」余熱不減，在這次「兩會」上又成為「熱點話題」。3月2日，全國政協會議新聞發言人趙啟正在新聞發布會上回答路透社記者提問時說：「王立軍事件發生後，一些媒體進行了報導，這些報導都是‘拼圖式’的……王立軍事件是一個孤立發生的事件，建議你不要做過多的想像。」儘管趙啟正沒有回答王立軍是否尋求過「政治庇護」，但不需要「拼圖」和「做過多的想像」，就可以看到一個明顯的事實：作為中共執政以來闖進外國使領館的最高級別幹部（重慶市副市長為副部級），如果不是遇到了很不安全的事，絕不會走「非正常上訪渠道」！一個紅得發紫的副部級官員，居然跑到美國領事館去「休假式治療」，這是一個奇蹟，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在「文革」中被「打到」的副部級以上幹部就有122人，全國被迫害致死的有2000萬人（董寶訓、丁龍嘉著《沉冤昭雪》），他們寧可選擇自殺，也沒有一個人跑到美國使領館。在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被鎮壓時，只有中國科技大學原副校長方勵之跑到美國大使館，並獲得政治庇護被成功轉移到美國。難道王立軍也是「憂鬱症」？在他的名片上有兩個體現「學者型」的職務——中國現場心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應用心理學二級學科帶頭人。作為一個心理學專家，比常人有足夠的心理承受能力，一般不會得抑鬱症或精神失常。那麼他為什麼要冒著「叛徒」的風險去「美帝」領事館「上訪」呢？筆者分析，只有一個理由可成立。公安局長都知道，有個別進京上訪者在走「正常上訪渠道」走投無路時，就去闖外國大使館，雖然闖不進去，但「外交無小事」，把影響造大了，就會引起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只有得到總書記和總理的批示才能解決問題。王立軍可能從中得到啟示，認為即使美國不給他「政治庇護」，也會把他直接交給北京，這樣至少可以保證自己的生命安全。
王立軍走到「休假式治療」這一步，是偶然中的必然。據民間傳說，當年的「打黑英雄」文強「黑打」張軍時，張軍臨死前對文強說「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輪到王立軍「黒打」文強時，文強臨死前對張軍說過同樣的話。張軍與文強之所以敢這樣斷言，並不是他們會算命，而是因為他們用自己的生命檢驗了一條定律——在中國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
在一個「官員自殺必定憂鬱症，平民上訪必定精神病」的國家裡，在一個權力必須以血腥的政治鬥爭方式來謀取的制度下，在一個生意人賺錢就必須與權力合謀的時代，每個社會群體都是「弱勢群體」，每種職業都是「高危職業」。其中，官員的高危主要來自以下三個方面：高危來自司法不能獨立。黨對司法機關具有絕對的領導權，黨的各級領導凌駕於法律之上，司法機關為了「講政治」可以不講法律程序，黨指到哪裡就要打到哪裡。2011年4月12日，著名法學家、北大教授賀衛方在《致重慶法律界的一封公開信》中單獨對王立軍說了一段語重心長的話：「儘管在現行體制上，公安機關具有超越司法的強勢，但是，你作為一個兼職法學博士生導師，我相信一定會理解，法治國家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警察權要受制於司法權；公安需要尊重司法權，要接受檢察機關獨立的監督和審查，要維護法院和法官的獨立性。其實，尊重獨立司法對於手握大權的人一樣重要。文強在炙手可熱的時候根本不會意識到這種獨立性的價值，但一旦淪為階下囚，他也許幡然醒悟，深刻地感受到，沒有獨立的司法，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僅隔了10個月，賀衛方的話音還沒有落地，就在王立軍的身上應驗了。
官員高危來自「黑社會化」的執政方式。一個好的政府應該只是負責提供公共服務產品，擔當社會的裁判者、服務者、監督者，政府不能成為經濟活動中的競爭者，也不能隨意進入公民的私人領域，即使調解社會矛盾也要放權於非營利的民間組織。然而，在中國唯有政府沒有社會，所謂的社會民間組織都是帶有官方背景的營利組織，政府是「公司化經營」，既是裁判者又是運動員。當政府與民爭利時，當既得利益集團的慾望得不到滿足時，政府公開干預不利於「維穩」,民間組織又因官方背景而沒有公信力，因此使用黑社會這類高效的特殊組織進行暗中操縱成為最佳的選擇。強佔農民土地時，需要黑社會去談判壓價；強拆居民住宅時，需要黑社會去敲門砸窗；壟斷市場時，需要黑社會去趕走老業主；攔截上訪人進京時，需要黑社會提供「黑監獄」……如果地方政權在社會管理上不依靠黑社會的力量補充,一天也維持不下去，必須以黑養黑、以黑吃黑、以黑治黑。但政府又害怕黑社會向政權滲透會危險到自己的「黑老大」地位，擔心黑社會壟斷市場會侵佔自己收「保護費」的地盤，所以要不斷「打黑除惡」。作為政府官員，既要通過「打黑除惡」來贏得民心，又要「養魚執法」培養新的經濟增長點。作為公安局長的王立軍，既要當「打黑英雄」，又有當「保護傘」，紅道黑道集一身，一不小心就會掉進無間道。
官員高危來自「成王敗寇」。中國的強權政治帶有濃厚的封建特色——權力交接靠指襲，權力更替靠政變，權力分配靠買賣，權力運行靠暴力。這樣的制度必然產生「宮廷鬥爭」，形成高牆之內神秘莫測，派系林立，分出你的人我的人，最後你死我活。而這一切蓋因「成者王侯敗者賊」：成者不僅自己偉大光榮正確，本派系也會雞犬升天，成為「先富起來」的利益集團，即使觸犯國法也是「刑不上大夫」；而敗者呢，不僅自己被精神病、被處決、被軟禁，本派系的人還會深受「連坐」和「族誅」之苦……作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被紅衛兵批鬥時，即使手舉憲法也無人理會，他與妻子王光美向毛澤東求情「回老家種地」，但這樣的最低要求也是非分之想，最後被迫害致死。受到劉少奇牽連的鄧小平「三起三落」，而當上「皇帝」的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又敗於鄧小平發動的政變，被「人間蒸發」。
官員高危來自選擇性執法。一個無恥的時代總是要把所有人都拖下水，讓大家都不乾淨，然後大家就乖乖跟著走了，成為罪孽的幫凶。我們都知道，黑社會吸收新成員時首先就要求他去幹一件犯罪的事，否則別人就要把他趕走，甚至還要加害於他。中共明知道自己的幹部絕大多數是壞的，但為了「顯示中央反腐決心」，就要選擇性地執法，就要抓典型，抓誰呢？當然是抓那些後臺不硬、根子不深、平時不聽話的幹部。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都亭辦事處黨委書記、主任冉建新（曾任利川市檢察院副檢察長、司法局局長），因為多次在市領導面前為被「強拆」的市民說同情話，某市領導懷恨在心，多次揚言「要收拾冉建新」，冉得到信息後，多次向這名市領導「賠禮道歉」，但沒有得到原諒。2010年11月13日，冉被「雙規」。2011年1月3日，巴東縣檢察院立案偵查。2011年5月26日，市檢察院批准對冉逮捕。9天後，冉突然死亡。冉死後，天涯等多家網站發出屍體圖片，發帖人描述「死者七竅流血、全身瘀血、多處外傷、背部還有多處被燒燙傷痕，其狀慘不忍睹。」冉的妻子游小玲公開了冉寫在衛生紙上的「絕筆信」，其中揭露了市領導對他進行打擊報復的詳細過程，求助於中紀委和省紀委還其清白。2012年1月，鶴峰縣法院對這起刑訊逼供案作出一審判決，以刑訊逼供罪分別判處原巴東縣檢察院反貪局教導員任中海、法警大隊教導員譚發明三年和一年的有期徒刑。而對市領導的責任，至今沒有追究。
正因為官場險惡，中國的官員們時刻準備移民國外，已經完成原始資本積累的官員把兒女和妻子都送到了國外，自己當「裸官」，但其中一些官員仍然不能實現「安全著陸」，他們在政治鬥爭中失敗後，往往選擇自殺，這樣能保護其他官員及家人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王立軍沒有選擇自殺，他想為中國官員探索一條以「叛變」求生的路子，但他不懂得「政治庇護」是專門為那些因反抗專制而受到迫害的政治異見者提供的，而他從來沒表示過對專制政治的異見，反而是中共鎮壓政治異見者的工具，他背叛中共是因為內部權力分贓不均。如果美國給了他政治庇護，就等於用政治庇護這種方式獎勵那些貪官污吏們，這是違反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的，在道理和道義上都是說不過去的。
中國官員到哪裡去尋找安全？投資移民門檻太高，投靠兒女申請綠卡的時間太長，潛逃國外很容易被引渡，尋求政治庇護已被王立軍證明此路不通，難道只有患抑鬱症而自殺這一條路嗎？就在我寫這篇文章時，又有一名中國官員自殺，韶關市武江區委書記蘇力在其住宅內自縊身亡。其前任鄔學新於2010年10月16日由政府辦公樓七樓墜下身亡，警方稱鄔學新因遭好友實名舉報其違紀違法而輕生。誰能拯救中國官員？中國不是一個法制國家，而是一個人治的國家，對所有人都沒有一個安全的預期。我奉勸那些正在「抑鬱」的官員們，不要心存幻想和僥倖，更不要讓自己的親人活在自殺的陰影中，甚至給家族留下遺傳性的自殺情結，而要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做點實實在在的推動。只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獨立才能保障官員的安全，才能為熱愛權力的人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和一種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讓自己的子孫後代活在一個有安全感和安全預期的社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