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臺灣大崛起
——在命運逼迫下走向時代榮耀之巔
一、引言
在歷史上留下過榮耀的族群必定都有自己的理想主義之夢，臺灣也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百年之夢——為命運不再被外在強權任意左右而獨立建國。現代，人類不再相信理想主義，而迷戀於物慾的誘惑，許多族群已經喪失了夢想的能力。沒有人生之夢的時代黑暗如沒有星月的長夜。但是，臺灣之夢的星辰依然在時代的夜空中晶瑩地閃爍。
自由是人類最神聖的精神事業；對自由作出具有獨特的時代風格的理解，乃是每個時代都應當承擔起的對人類歷史的責任。然而，當代人類卻由於物慾引誘而放棄了熱戀並理解自由的天職；一個仇恨自由的鐵血強權，中共暴政，卻成為物慾的燈塔，世界各個族群的命運航船都被那個燈塔引領，馳向人類大劫難——放棄理解自由的時代最墮落，而大劫難便是命運對那種放棄和墮落的懲罰。
就在理想主義黯淡而自由受到冷漠的時代背景下，臺灣的獨立建國之夢卻與臺灣的自由面臨的危險相遇了。為了衛護自由和尊嚴，臺灣必須獨立建國；最危險的時刻常意味著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這是我在本章將要表述的主要思想之一。
中共極權主義的全球擴張是對人類自由命運的挑戰，而挑戰的第一個鋒芒，已經直指臺灣的咽喉。那是臺灣避無可避的宿命，也是臺灣必須立刻回答的命運逼問：以投降換取苟活，還是以抗爭為自由事業作神聖的獻祭。
臺灣行政院長吳敦義為國民黨權貴的賣臺投共政策辯護時聲稱，只要兩岸保持目前這種關係狀態，再過八十年，一百年，中國總會變的。相信在歷史的回顧中，吳敦義應當為他的愚蠢而羞愧莫名，如果他還有知恥的能力的話——中共吞倂臺灣的現實危險已經向他臉上吹氣了，他依然在妄語百年之後的事，難道還不夠白痴嗎？當然，他也可能是有意裝傻，用謊言麻痺臺灣的警覺。
命運對臺灣的逼問並非只同臺灣的前途有關；這個逼問也和人類今後的百年命運相關。因為，中共擴張的戰靴如果從臺灣的軀體上踐踏而過，就會緊接著邁向下一個目標，征服全世界才是中共野心的終點。當年毛澤東曾對他的官員講：「將來我們還要成立世界管理委員會… … 。」現在這句話又在胡錦濤空洞得只剩下權力貪慾的生命中迴盪。
當前，極權與自由的生死之決的第一戰，已經宿命地選定臺灣作為戰場；時代的希望和未來人類的百年命運，都聚焦於臺灣。如果臺灣追隨國民黨權貴和馬英九政府選擇投降，也就選擇了卑微和恥辱的命運。對於人類，那意味著在中共極權全球擴張前倒下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對於臺灣，則意味著永遠的黑暗——自由的燈火被命運之風吹熄，歐洲中世紀的黑暗就會重新籠罩世界。如果臺灣選擇搏戰，選擇在命運的鋒刃上作一次流光溢彩的自由之舞；如果臺灣能從凶險至極的態勢中發現崛起的機遇，從中共暴政的強大中看到其致命的弱點，並果決地宣告《臺灣共和國》成立，臺灣就實現了四百年來最偉大的崛起，就為今後千年的自由奠定了國家主權的基石。
如果天祐人助之下，臺灣的抗爭引發中共內部危機大爆發，從而使中共的擴張戰略折戟沉沙，則臺灣便以人類自由捍衛者的雄姿，走上時代的榮耀之巔。在一個自由需要拯救的時代拯救了自由——還有什麼比這無尚的榮耀更值得被歷史記住。
上述的一系列「如果」的現實可能性，將從我在本章的討論中呈現出來。從來沒有那一個小族群像今天的臺灣一樣，與整個人類的命運如此息息相關。歷史和時代都在屏息注視臺灣的選擇。這種狀態或許會使庸人恐懼惶惑，卻一定會給勇敢高貴的生命以激情；他們定然會為臺灣作出不令人類失望的選擇。我堅信，臺灣將在最艱難的時刻選擇宣布獨立建國，並以此作為捍衛自由的大國策之本。
二、世界的墮落與臺灣的抉擇
——和中共一起腐爛，還是作人類自由價值的捍衛者
如果有誰當面問一個人：「你熱愛自由，還是更喜歡腐爛的物慾？」想必這個具有侮辱性的問題一定會使被提問者感到憤怒。但是，時代就曾在人類的耳邊輕輕地問過這個問題。人類不僅沒有憤怒，反而曖昧地眨了一下眼睛，並用實際行動作出回答——「更喜歡腐爛的物慾」。
以拜物主義哲學為靈魂的中共暴政，製造出前所未有的物慾誘惑的能量。它用毀滅性開發自然資源和利用自然環境，以及對三億中國農民工奴工般的勞動的剝奪，這兩個因素給了人類暴富的希望。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政客、商人、知識份子都淪為這個希望的奴隸；歷史喪失了屬於心靈的目標，迷失於喧囂的物慾；中共暴政則成為全世界物慾奴隸朝聖的「聖地」。
聖徒和智者意識到，人性的非道德化構成時代的危機——心靈在物慾中腐爛是人性非道德化的另一種表述。聖徒與智者重建一種比物慾化更好的人性的努力已經開始，但是人類非道德化的速度卻似乎更加迅猛。歷史彷彿走到了精神的盡頭。
上個世紀，柏林牆崩塌之後，經過短暫的狂歡，歐洲突然陷入精神的空虛；精神空虛是因為，目光越過柏林牆的廢墟，歐洲在自己的歷史地平線上再也找不到值得追求的理想。歐洲衰老了，除仰臥在「歐洲中心主義」的躺椅中晒晒太陽之外，不再會對亞洲的極權主義的興起承擔抗爭的道義責任，而其對中國的興趣則主要源於物慾。
由於恐怖主義對不特定的多數人，特別是對無辜婦女和兒童的殘殺，美國反恐戰爭被視為二十一世紀初葉開始的最具正義性的事業。然而，時至今日，雖然擊敗了薩達姆，美國的反恐戰爭卻不僅仍然遠離最後的勝利，而且處處露出敗相——本·拉登還是美國的噩夢，世界範疇內的恐怖襲擊並沒有受到真正的遏制；更重要的是，世界對美國的反恐戰爭的態度越來越冷漠。世界對正義的事業冷漠，或許是因為在物慾崇拜的時代，正義本就不是命運的主題。而美國在反恐過程中表現出的對私利的關切和對人類共同利益的忽視，則一定導致世界的冷漠。一個理想主義凋殘的美國，當然不可能視人類的共同利益高於私利。
今日之日本，早已喪失「明治維新」時代的蓬勃生機，退化成一個精神狹隘的經濟動物。其精神狹隘之處在於，除了本國的經濟利益和安全，日本沒有興趣關心任何問題，那是一個既沒有精神領域的雄心壯志，也不會為人類的自由事業承擔責任的國家。印度社會開放，行為自由。但是，懸殊的兩極分化使絕大部分印度人處於貧窮狀態——印度人貧窮、骯髒並自由著。那是自由的恥辱。在絕大部分人貧窮的背景下，發展核武器和建造航空母艦只能令人厭惡印度的政客群體。遍佈印度的乞丐棚戶區時時表述印度是一個失敗的國家，它的人文價值只能從日漸遠去的歷史中去尋找。
古埃及文明衰落之後，非洲從來沒有再次證明，它是一個有能力創造屬於人類的理想主義的大陸。阿拉伯世界則從近代史開始，就一直停滯在歷史的陰影中，原教旨主義的恐怖主義與其說在傷害美國，不如說在傷害伊斯蘭的整體榮譽。
世界在墮落，中國則是墮落的極致之處；人類普遍沉溺於物慾，中國人則正在物慾中腐爛——中國的墮落之最，在於中國民族人格的奴性化、謊言化、物慾化，在於中國人正按照中共暴政的意志，走上極權擴張之路。
中共暴政表述西方極權主義文化的復活。它統治中國六十餘年作的最徹底的一件事，就是滅絕中國文化的靈魂，把中國變成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中國在文化的意義上已經亡國六十餘年，並瀕臨滅種。一個民族，文化之魂被滅絕之後，就變成無魂的行屍走肉，不再相通道德和良知，而只在物質的意義上醜陋地活著。這正是十五億中國人的現狀。
利用當代中國奴性化、物慾化、謊言化的民族人格，中共暴政的宣傳機器培育出一種無魂的民族主義，為其全球擴張提供民族心理基礎。所謂「無魂」，是指這種民族主義沒有任何文化精神的追求或者理想主義的附麗，而只充斥著沸騰的私慾和陰鬱的貪慾。
作為無魂民族主義生命承載者的那部分中國人，基於入骨的奴性，他們對中共暴政，這個文化上的外來政權，每日每時都在製造的大量社會罪惡噤若寒蟬，諱莫如深，卻對歷史上異族的入侵義憤填膺，因為，他們明白，對身邊現實的罪惡進行抗議會受到官權的迫害，而對歷史的不公正作出聲討的姿態，不僅可以發泄虛偽的激情，而且還會得到暴政的讚賞；他們自己被中共暴政剝奪了思想言論自由權，甚至剝奪了決定自己政治命運的權利，反而渴望在中共舉起全球擴張的旗幟時去搶劫全世界；他們自己淪為暴政的政治奴隸，卻渴望踐踏臺灣的自由，以滿足黑暗的心理衝動。
當代中國無魂的民族主義是一個華麗的謊言。因為，它所張揚的「愛國激情」和「歷史義憤」都建立在奴性、物慾和謊言化的民族人格基礎之上，都在為中共暴政的極權擴張作政治宣傳——謊言人格支撐的激情必定是謊言；政治宣傳化的義憤必定虛假。然而，謊言也可能蘊涵巨大的能量；歷史就常在謊言引導下伸展，命運則常被謊言矇蔽。十餘億道德良知在物慾中腐爛的中國政治奴隸，以無魂的民族主義的名義，按照政治奴隸主中共暴政的意志，要求滅絕臺灣的主權，用極權專制控制自由的臺灣。在如此嚴酷的命運挑戰前，臺灣怎樣作出抉擇？「臺灣會投降並和中共一起腐爛，還是會為捍衛自由而戰？」——每次走入臺灣時，我都如是問自己。
中資直接或者間接控制的媒體為馬英九政府投共賣臺所作的辯護，已經如鐵幕遮掩了臺灣資訊自由的空間。這種狀況令人氣沮。但是，只要離開猥瑣的政客和只會為錢而瘋狂的奸商，走入臺灣的民眾中，生機勃勃的清新之氣便沛然入我胸懷。
在臺灣的大山碧水之間，花韻竹影之下，民間的藝術家、彫刻家、寫作者、園藝培育者和最普通的農民，都通過他們的生活過程，創造著與自然一致的美，創造著真實的人性，創造著有些古拙但卻善意深沉的道德原則。凝視林義雄、高成炎教授等千里苦行者的背影漸漸遠去；透過臺北之冬濛濛的雨絲，看到立法院外棚屋中的蔡丁貴教授和他的白髮蒼蒼的戰友們，我意識到，有一些高貴而頑強的生命，還在守護屬於臺灣的最後的理想主義，守護著臺灣的夢。
漫遊臺灣，一日沉醉之後，我豁然開朗，明白了詩人李敏勇說出「臺灣是一個小而美麗的國家」這句話時，聲音中為什麼會充滿動人的深情——深情中有百花怒放時濃郁的芳香，有紅日沉入大海時的萬里濤聲。登玉山之巔，環顧今日之世界，我看到，臺灣是少數幾個還珍藏著人類已經丟失的文化神韻的地方；是少數幾個還能夠同真實而美麗的人性對話的文化聖地。在理解李敏勇對臺灣的詩意縈繞的深情那一刻，我也得到一個刻在鐵石上的答案：臺灣一定會拒絕中共的利誘或者武力威脅——臺灣定然會拒絕和中共一起腐爛的命運，拒絕政治奴隸的命運，而將捍衛自由與獨立。因為，臺灣壯麗與秀美共存的山河孕育出的真實的文化精神，寧肯為自由和美而玉碎，也不會醜陋而卑賤地瓦全。
這是一個歷史因喪失精神目標而走入絕境的時代；這是一個人類由於對物慾的迷戀而可以背棄自由理想的時代，所以，這也是一個需要用理想主義感動的時代。只有在理想主義的感動中，歷史才會回歸精神的命運，人類才會重新把熱戀的凝注獻給自由的理想。我深知物慾追求常構成歷史的原動力，在心靈普遍腐爛於物慾的時代更是如此。但是，我也更清楚，在諸多命運的關鍵時刻，是理想主義，而不是物慾誘惑，引導人類走入偉大史詩的時代。究其原因，則在於誠如柏拉圖所言，「人是追求意義的動物」。
臺灣，蒼天般遼闊的太平洋中的一個美麗島，將要以她在鐵血強權前捍衛自由和獨立的意志，成為人類萬年歷史中堅守高貴精神原則的典範；這個意志中所蘊涵的史詩的悲壯和英雄人格之美，將感動歷史與命運。臺灣將因此走上人類榮耀之巔。
臺灣人是一個有質樸的真情而沒有野心的族群，甚至對榮耀也沒有野心；他們只願在平靜的勞作和休憩中，度過自然而真實的生活。然而，命運卻要逼迫臺灣走向榮耀，而且逼迫越冷峻殘酷，榮耀便越輝煌。在整個人類都自願走向墮落的時候，臺灣卻被迫走向榮耀，這也許意味著難得的幸運——似乎命運不允許臺灣墮落。
不相信理想主義的時代必定蔑視英雄人格；不理解生命價值的庸人俗物必定詛咒英雄。相反，敢於同艱險命運作生死之決的族群，則必定尊重屬於自己的歷史的英雄。值此臺灣與中共鐵血強權就要開始最後的意志對決的時刻，英雄鄭南榕雄烈的魂魄將在金焰中燦爛復活，並和英勇壯烈之士，慷慨悲歌之人一起，守護臺灣的自由。在凶險萬端的命運挑戰前，失去英雄氣吞萬里如虎的氣勢，就失去了一切；沒有英雄人格的勇武剛毅，就沒有一分凱旋的可能。
有人在竊竊私語中指責鄭南榕不珍惜生命。但是，這種指責是錯的。鄭南榕是以一個偉大理想主義者的方式，以一個高貴英雄的方式珍惜生命——在自由的理想還面臨被摧殘的危險時，他不允許自己的生命在庸俗中漸漸腐爛，他要讓生命升華為絢麗的意義，升華為自由的美麗祭品。鄭南榕的生命因此成為臺灣的精神聖物。
還有人公開把英雄與民主對立起來，以民主的名義否定英雄。但是，這種否定使民主蒙受恥辱。因為，它似乎在暗示民主是只屬於庸人的概念。民主確認每個人在法律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卻並不否定英雄人格的價值。現在，臺灣的民主制度處於中共強權覬覦的危險中，則更需要臺灣族群人格的英雄人格化。
國民黨權貴的小政客賣臺求榮，穢行昭彰；馬英九媚共投降，自以為得計；奸商滾滾，皆爭相對中共賣好輸誠，以求不義之財；小文人碌碌，盡見利忘義，向中共亂飛媚眼；更有怯懦庸眾，移財資於境外，準備一旦不測，便插翅遠颺，置臺灣命運於不顧。上述種種危像難道還不足以使人認識到，唯有臺灣族群整體上得到英雄人格的加持，才能鑄就同命運決死戰的意志，以挽狂瀾於即倒。
情勢撲朔迷離，人心動盪難測，恐怕上帝都無能準確預言臺灣的前途。不過，我堅信，鄭南榕精神將以臺灣之魂的名義，召喚英雄的男女，為自由一戰。此戰如敗，則血漫臺灣，自由之夢破碎於寶島，中共極權全球擴張的人類大劫難勢將難免；此戰若勝，則自由屹立於臺灣，極權崩潰於大陸，人類將進入另一個時代。無論那個時代的主題是什麼，為自由而浴血的臺灣精神，都將成為時代晨光中一縷至美的朝霞；拯救了人類自由的臺灣英雄人格，都會贏得歷史的永久尊敬。
三、臺灣獨立建國的時機
——機不可失，失不再來
臺灣通過獨立建國，以衛護自由和民主制度——這是當代臺灣大國策的核心。何謂獨立建國？根據臺灣目前的情況，獨立建國的主要內容如下：廢止《中華民國》憲法、國名、國旗、國歌；頒布《臺灣共和國》憲法，宣布起用新的國名、國旗、國歌。
如果說走出歷史的陰影是臺灣大國策的第一步，獨立建國是臺灣大國策的靈魂，那麽，獨立建國的時機的選擇與確定，則是臺灣大國策最重要的策略原則之一。二十一世紀初葉，民進黨執政期間，臺灣已經喪失過一次獨立建國的機會。沒有勇氣與智慧果決地修憲法，改國名，易國旗，只簡單提出某些兩岸是兩個國家之類的口號，會使神聖的獨立建國事業淪為政客玩弄的政治議題。獨立建國，乃國之大事，關乎臺灣今後千年的歷史命運和當今臺灣人的生死榮辱，因此，選擇時機需要大智大勇。無謀無智的匹夫之勇適足以敗事；無勇無膽的庸人政客永遠只敢謀劃，不敢行動。
選擇獨立建國的時機，不僅應當知敵知我，洞燭情勢變化之先機，而且要有從絕境險地中發現機遇的能力。這種能力既是大智，又意味著大勇。認知中共的強大幾乎不需要智慧；中共在管轄人口、土地、資源，以及經濟規模和軍事能力諸方面比臺灣強大得多，乃是一個明顯的事實存在。所以，很多人憂心忡忡，一談獨立建國便氣沮色變，不敢捋中共之狼尾虎鬚。更有《中華民國》行政院長吳敦義浪聲放言，「白痴才搞獨立」——他似乎覺得自己能發現不需要智慧就可以看到的事實，便不是白痴了。行政院長的智商如此，可見馬英九政府官員之愚蠢顢頇。當前，能從中共的強大中看到其致命弱點者，才是大智之士，而能從中共的弱點中找到臺灣獨立建國的時機者，則是大智亦復大勇之士。
臺灣獨立建國的最佳時機在二零一二年；那也可能是臺灣獨立建國的最後時機。其實，二零一二是胡錦濤在時間上為臺灣劃定的宿命之線；他要在那一年用簽訂「和平協議「的方式，實現中共對臺灣的全面的政治控制，即實質上用極權專制統一臺灣，滅絕臺灣的民主政治。因此二零一二年對臺灣最危險。不過，這也是臺灣獨立建國的最後和最佳時機。之所以是最後的時機，就在於二零一二如果獨立建國不成，中共的鐵幕將在下一個歷史時期中遮蔽臺灣的命運；之所以是最佳時機，就在於臺灣一旦以果決剛毅之意志，在二零一二年行獨立建國之事，則極可能提前引爆中共內部大危機，從而使臺灣建國之夢成為現實。
如前所述，中國的兩極分化已經滿足了形成重大社會危機的基本條件，現在只等待中共黨內權力鬥爭激化，衝破宮廷鬥爭的範圍，從而扣動擊發社會大危機的扳機；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外在因素介入，只按其自身的邏輯發展，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五年中共「第五代「全面接掌最高權力之後，擊發社會大危機的扳機將被扣響。然而，如果能洞察臺灣問題與當前中共權力鬥爭之間的微妙聯繫，則會發現一個重大可能性，即在二零一二年胡錦濤準備消滅臺灣的自由和獨立的危險時刻，通過實施臺灣獨立建國大國策，則可能激化中共黨內矛盾，加速中國內部危機發展的邏輯過程，從而使對臺灣最危險的時刻，轉化成對中共最危險的時期。
目前，中共內部為權力而激烈角逐的基本派系是兩個，即胡錦濤的「團派」和江澤民的「上海幫」。另外，薄熙來在重慶實施的「唱紅色經典歌曲，打擊與腐敗官員勾結的黑社會勢力」的行為，則意味著「新左派」政治崛起的一次預演，而擔任導演的薄熙來也被認為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派別代表。國際間的媒體和「中國問題專家」廣泛炒作的所謂「太子黨」，並不構成中共黨內鬥爭的一個獨立派系，而只是一種政治出身的表述。「太子黨」成員內部利益矛盾深刻，四分五裂，小幫派林立，而且，無論「團派」還是「上海幫」，都包括許多出身「太子黨」的成員。
數年來，胡錦濤通過何勇，架空賀國強，實際控制了專職整肅官員風紀的「中共紀律檢查委員會」。所以，在以反腐敗為藉口進行的黨內權力鬥爭中，胡錦濤及其「團派」，攻城拔寨，斬獲甚多；江澤民及其「上海幫」一敗再敗，似乎已呈頹勢。但是，江澤民執掌黨軍政大權二十年，利用腐敗權力，培植了大量的利益死黨，其勢力可謂根深葉茂，現在雖不斷敗退，尚遠不致一潰千里。相反，江澤民的「上海幫」像受傷的狼，臥在草叢裡，一邊舔傷口，一邊緊張窺測反擊胡錦濤的機會。據「上海幫」的重要人物的家族成員透露，江澤民認為，在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之前，徹底擊敗胡錦濤的唯一機會，就在於二零一二年中共用統戰方式控制臺灣的戰略遭受嚴重挫敗。
胡錦濤全面掌握軍權之後，作出了一個重大的國策修正，就是把江澤民主持制定的「軍事鬥爭為主，統戰方法為輔」解決臺灣問題的戰略，改為「以統戰方式為主，以軍事鬥爭準備為輔」。胡錦濤作出這種國策修正，並非由於他「和平、理性」，厭惡戰爭，而完全是出於權力鬥爭的自私的考慮。
胡錦濤出任中共軍事委員會主席時間不久，如果對臺灣問題實施軍事解決，他尚沒有能力掌握全局，且會使江澤民長期在軍內培育的力量藉機進一步崛起。如果用統戰方式為主，解決臺灣問題的整個過程都將處於他的操縱之下；臺灣問題的解決也因此成為強化其權力地位的一個歷史性「功績」。
不過，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利弊得失靠天意，但更靠人謀。胡錦濤改變對臺灣的國策之舉，不僅令江澤民和「上海幫」憤懣不已，而且開罪於試圖通過台海作戰「建功立業」的軍內強硬派，如梁光烈、郭伯雄等，還被少壯派將領和軍官如朱成虎、羅援、戴旭等私下指斥為「誤國的書生之見」。薄熙來在二零一零年三月赴京開會時，曾在北京的家中宴請國防大學和軍委各總部的十幾位將軍和大校。席間，酒酣耳熱之後，薄熙來狂言道：「共青團系統出身的幹部，憑一張舌頭，巧言令色，就登大位掌重權。現在，他們又以為憑一張舌頭就能說得臺灣來歸，那是作夢。毛主席早說過，‘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我說，‘大軍不到，臺灣不會自動回歸。’我打賭，臺灣問題的解決必有一場血戰。現在的這一套統戰政策最後只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我們就等著吧，二零一二年看他胡錦濤怎麼收場。」
當前，臺灣問題已經演變成中共權力鬥爭的一個焦點問題；除「團派」外，中共內部各種勢力幾乎都對胡錦濤的統戰臺灣的戰略持樂觀其敗的態度。曾慶紅看過《臺灣大劫難》後，在好幾個場合，難以按捺幸災樂禍之意，對「上海幫」的人士說過同樣的話——「這本書出版的很及時，這可給胡總出了一個大難題，考驗胡總的智慧的時候到了。」曾慶紅的態度已經引起胡錦濤的重大顧慮；據「太子黨」間流傳的消息，胡海峰透露，胡錦濤甚至懷疑是曾慶紅指使人，故意把祕密文件泄露出去，才支持了《臺灣大劫難》的寫作。
上述諸種情況都標示出一個判斷：在臺灣問題上，胡錦濤只能進，無法退；他的統戰臺灣的戰略必須在二零一二年取得成功；他承受不了失敗的政治後果，因此，他必將把自己的政治能量發揮倒極致，以實現其戰略——他自己走在有進無退的不歸路上，他也必定要在二零一二年把臺灣逼上絕路。面對迫在眉睫的危局，吳敦義還要談論八十年、一百年後中共的變化對臺灣的影響，這才真是政治白痴。
處此困境絕路，如何解脫？臺灣只有行大智大勇之策，借力打力，促使中共變起肘腋，禍起蕭牆，慘烈內鬥，自宮自殘，無暇外顧，才能扭轉乾坤，擊破中共為臺灣設定的最後時間界限。以衛護臺灣自由的名義，行獨立建國事，宣布創立《臺灣共和國》，頒布《臺灣共和國憲法》——這是一舉改變命運，創造歷史之策。
《臺灣共和國》橫空出世，昂視闊步進入歷史，必產生下列震撼性效應。
首先，臺灣獨立建國表明胡錦濤用統戰方式控制臺灣的戰略在最後一刻徹底失敗，想使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成為統一臺灣的慶典的政治企圖瞬間化為泡影。胡錦濤的權力鬥爭的對手，早已環伺周圍，磨牙吮舌，此刻此時則定然藉機而起，以此發難，從而在中共十八大前引發江澤民勢力與胡錦濤勢力之間的權力鬥爭的決戰。這一決戰，事關雙方及其家族的存亡榮辱，因此，雙方必全力以赴，誓決生死。「新左派」摩拳擦掌，窺測時機已久，中共當權集團的大內亂，正是「新左派」崛起的政治機遇。而「新左派」崛起必以發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為號角，促使中共內部權鬥衝出宮廷鬥爭的範疇，演進為社會政治運動。在此情況下，中國已達極端的兩極分化所蘊涵的政治能量，就很可能被引爆，中國社會大變革將提前成為中國現實命運的主題。
其次，臺灣二零一二年行獨立建國事，將完全打破中共解決臺灣問題的戰略安排，使其陷於戰略被動。中共雖有對臺的軍事行動預案，然而，該預案是以統戰方式取得決定性成功為前提而設計，所以不可能適應統戰方式徹底失敗的局面。而國家戰略的轉化，絕非一朝一夕可成；舊戰略的失敗要求制定新戰略，新的國家戰略的制定，要求最高權力意志相對統一，在中共最高權力範疇內權鬥如火如荼的狀況下，這種最高的權力意志的相對統一顯然是奢望。因此，中共新的對臺戰略將在一定期間內難以形成，離進入實施階段就更遠。由此一來，臺灣會有比較充足的時間為臺灣宣布獨立建國善後，並為應對未來可能的種種挑戰作充分的準備。
有人或許擔心，內部權力鬥爭激化，會不會促使中共當局將矛盾外引，傾全力荼毒臺灣。這種擔心其實是對事態缺乏具體認知的結果。對歷史和現實作縱橫觀，凡極權專制，當社會矛盾難以在內部化解時，確實常有將矛盾外引，發動對外戰爭，以緩解內部危機之舉。在一定程度上，中共二十一世紀全球擴張戰略也是為了將中國人的注意力從國內危機引向對外擴張。不過，把內部危機轉化為對外的擴張需要一個基本條件，即極權體系的最高權力意志被一個鐵腕人物或者一個基本團結一致的寡頭集團所掌握。或者說，統一的最高權力意志是實施上述危機解決方案的前提。在最高權力意志分裂的情況下，極權專制需要作，也只能作的第一件事，便是通過血腥的權力鬥爭，重新形成統一的最高權力意志；如果不能形成，極權體系將趨向崩潰。
如曾經分析過的那樣，江澤民幫派與胡錦濤幫派之間的權力鬥爭是最高權力意志的分裂；「新左派」的崛起則更意味著，最高權力意志的分裂已經由幫派利益之爭，演化為政治意識形態之爭——那是極權體制靈魂撕裂的象徵。所以，《臺灣共和國》的建立一旦引發中共內部權力的一次決鬥，中共暴政根本就無暇他顧，只能專注於解決最高權力意志分裂的危機。而且，在權力決鬥開始之後，江澤民勢力和軍中堅硬派也不會允許胡錦濤臨時行險，冒然出兵臺灣——他們還要把解決臺灣問題的「榮耀」留給自己。更何況胡錦濤雖陰鷙狠毒，卻缺少行大險的膽魄。
綜上，擔心臺灣獨立建國會造成中共立即武力進犯，荼毒臺灣的擔心，基本上屬於杞人之憂。二零一二年，是臺灣實現其建國夢的最後時機，也是最有利的時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此機一失，遺恨萬古；扼住時機的咽喉，《臺灣共和國》就將崛起於時代之巔。
在此，討論的主題只限於臺灣獨立建國的時機。至於二零一二年獨立建國時具體會面臨怎樣的險境，以及如何為《臺灣共和國》贏得國際支持等問題，當容在下一章，即第十章中討論。
四、讓《臺灣共和國憲法》成為人類自由價值的集中表述
——一個既有利於中國民主化，又是保衛臺灣自由所必須的時代主題
如果說選擇實施的時機乃獨立建國首要的策略考慮，那麽，創製《臺灣共和國憲法》，則意味著為獨立建國鑄造國魂的事業。憲法是國家意志的最高法律表述，也是國家價值基礎的最高法律依據。歷史將以《臺灣共和國憲法》作為主要依據，判斷臺灣獨立建國運動的歷史意義；人類也將在相當程度上以《臺灣共和國憲法》作為主要依據，來決定對臺灣獨立建國運動的態度——同情，支持；還是冷漠，甚至反對。
中共鐵血強權近在咫尺，吞倂之意，急不可待；臺灣處境，凶險萬般。因此，獨立建國運動得到人類的同情和支持，得到歷史的肯定，乃是關乎臺灣生死存亡之大事。能夠有益於人類並感動人類者，才能得到人類的同情和支持；創造歷史價值者，才能得到歷史的肯定。因此，小邦立國，必有大國之志，方能成功。所謂大國之志，絕非指強權擴張，而是要有顧念天下蒼生的彿心，讓自己國家的立國價值與人類的整體和長遠利益的要求一致。憲法則是表述大國之志的最主要的法律方式。
在此，利益人類，主要指精神價值。《臺灣共和國憲法》要想為獨立建國運動奠定成功的精神價值基礎，其內容就不僅應當與臺灣命運攸關，而且應當以歷史的反思為基礎，成為人類對自由最新理解的集中表述——臺灣唯有靠對自由的熱戀和深刻的理解，來感動人類和歷史。
據我觀察，臺灣獨立建國的立憲活動要切忌下述兩種傾向。
第一，試圖通過強調種族生理特徵，把種族的特殊性作為獨立建國的一項價值基礎。這種傾向的危險性，可以歷數如左：首先，獨立建國本質是一項屬於精神領域的事業，而不是生理範疇的問題。把種族生理特徴作為基礎，將極大削減獨立建國的政治意義和精神價值。而能夠感動人類的是精神價值與政治的正義性，不是生理特徴。其次，依照現代法的精神，種族生理因素的獨特性，不足以構成獨立建國的合法性基礎；一個簡單的事實在於，同一種族的人可以分屬不同國家，同一個國家也可以有諸多不同種族。另外，種族生理特徴是一個十分狹隘的有種族主義嫌疑的平臺，如果把獨立建國置於這個平台上，則很難得到世界的道義理解；沒有世界的道義理解，當然不會有廣泛的支持。
第二，把獨立建國視為臺灣內部某一族群的專利，以至於特權。我們已經討論過，臺灣的族群撕裂是國民黨權威統治時期，留給臺灣命運的一個毒咒；臺灣至今還沒有走出這個歷史的陰影。把獨立建國視為某一族群專利的傾向，則是這個毒咒的另一種表現方式，其極端者甚至把是否講源自閩南語的臺灣語，作為判斷對獨立建國事業忠誠度的指標。我們知道，戒嚴時期國民黨強迫推行所謂國語，禁講臺灣語。國民黨的這種作法不僅傷透許多臺灣人的心，而且是一種文化性的種族滅絕的罪錯。但是，如果為報復歷史，而在今日的獨立建國運動中引進另一種語言歧視，乃至族群歧視，則是深刻傷害獨立建國事業的大荒謬。因為，臺灣是屬於所有臺灣人的——無論其屬於那個族群，有哪種宗教信仰，使用哪種語言；只有獨立建國成為絕大部分臺灣人的共識，《臺灣共和國》，這個臺灣之夢才能實現。從現代法的精神的角度審視，語言也沒有資格構成獨立建國的基礎——使用同一種語言的人可以分屬不同的國家；使用不同語言的人，也可以共處於同一個國家。
只有超越族群撕裂和語言歧視，獨立建國事業才能有大成。在此，我願向某些臺灣朋友進一言：「你真得忠誠於獨立建國運動嗎？你真得渴望創建《臺灣共和國》嗎？如果是，那麽就剖開你的胸膛，把你的心捧給所有的臺灣人，而無論他屬於那個族群，講哪種語言，並告訴他們——臺灣獨立建國是衛護臺灣自由的唯一之途；臺灣是現在所有生活在臺灣的人群的唯一祖國和安身立命的地方。」
《臺灣共和國憲法》要想成為人類自由價值的時代結晶，就必須具備滿足時代精神要求的素質。哲人曾有言：「當代，東方需要自由的拯救，西方則需要拯救自由。」此一言，道出時代的基本精神要求。希望獨立建國運動創製出體現自由的拯救和拯救自由的時代精神的憲法，與希望《臺灣共和國》的創立得到歷史肯定和人類支持乃是同一回事。
根據上述希望，為實現「東方需要自由拯救」的時代精神，《臺灣共和國憲法》應當再次確認人類實踐自由理念數百年來所積累的普世價值。其最重要者包括：「主權在民」原則；法的天職在於對公民權利的肯定和國家權力的限制的原則；權力分立制衡的原則；法治與司法獨立原則；公民財產個人所有權不可侵犯原則；思想自由及精神形態多樣化原則，等等。
值此中共暴政的宣傳機器和數百萬御用文人每日每時都在大言滔滔，論證共產黨極權的合理性的荒謬時代，再次確認自由民主的真理性乃是創造歷史的行動。以《臺灣共和國憲法》的名義重申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對於中共專制鐵幕後十五億政治奴隸，意味著時代的啟示和自由人的政治示範。因此，在自由民主的意義上，臺灣的獨立建國運動與中國人擺脫政治奴隸命運的追求，利益相合，價值取向一致。
事實上，在中共的逼迫下，創立《臺灣共和國》已經成為為保衛臺灣自由的唯一方法。如果任由中共用暴政「統一」臺灣；如果任由臺灣，這盞東亞自由民主的明燈，被極權專制吹滅，那麽，不僅世界將因此而更加黑暗，中國人也因此失去一個自由的希望，中國的民主化的前景則會由於中共暴政的勝利而變得黯淡。因此，臺灣的獨立建國運動和中國的民主化並行不悖；《臺灣共和國憲法》不僅是衛護臺灣自由的法律堅盾，也是中國十五億政治奴隸追求民主的過程中可以借鑒的他山之石。
為實現「西方需要拯救自由」的時代精神，就不能不對西方民主國家的精神和社會危機進行全面的瞭解和法哲學的總結。就目前最突出的危機表徵而言，《臺灣共和國憲法》至少應當具備下列內容，才能符合「拯救自由」的時代要求。
其一，強化對金錢轉化為政治和社會特權的的法律防範與糾正機制。
「文藝復興」過程中，基於對中世紀政治專制的深刻認知，法律把確認與保護公民基本人權和嚴格制約國家權力，作為最重要的事項加以關注，但是，卻忽略了對另一個具有強大社會能量的因素，即金錢的制約。幾百年的實踐證明，民主制度確實成功地把國家權力這個猛獸關進了法治之籠，但是，金錢轉化為政治和社會特權的現象則由於缺少法律制約，對公民在法律前一律平等之原則，造成嚴重傷害。這種傷害已經以精神危機的方式對人類提出警告。即使在臺灣，通過金錢在選舉中所發揮的超出合理性範圍的作用，人們也明確感到了金錢轉化為政治和社會特權對選舉公平的侵蝕。《臺灣共和國憲法》如果能在總結全人類數百年經驗的基礎上，提出限制金錢轉化為政治和社會特權的法律原則體系，那將是對「拯救自由」事業的重要貢獻。
其二，確立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憲法原則。
「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限」——這是近代以來，限制自由權的最基本的憲法原則之一，而限制實質上意味著保障。不過，「文藝復興」後的那些偉大的立法者對於人與自然的關係，卻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以致於物性貪慾鼓動下的經濟發展對自然生態環境造成的嚴重破壞，相當程度上已經威脅到人類的未來生存與發展。儘管各國都制訂了為數不少的環保法應對危機，但是卻少有憲法原則的規範。這表明各國對處理同自然的關係還缺乏最高法律範疇內的法哲學理解，而這種理解能否及時表現為憲法原則，關係到人類生存環境的安全。
顯然不應該用法律限制貪慾，因為，法律的效力只以束縛社會行為為限度。不過，法律可以在社會行為的層次上規範人與自然的關係。鑒於自然環境所處的危機狀態，急需確立「人的自由以不侵害自然生態平衡為限」的憲法原則，並圍繞這一原則，設置對自由權進行相關限制的法律體系。如果《臺灣共和國憲法》承擔起創製上述憲法原則的時代任務，也就意味著臺灣獨立建國運動從又一個角度承擔起「拯救自由」的責任。就如同「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限」原則實質上在保障自由一樣，「人的自由以不侵害自然生態平衡為限」原則，則是從保護人類根本生存條件的角度，來保障人的自由。
其三，確立不能以自由之名否定人的社會公共責任的原則。
中世紀是人的自由權被神權徹底否定的時代。人類走出中世紀黑暗之後，法律便合乎歷史邏輯地把確認和保障人的自由權利作為第一定律。不過，人的生命具有個體性，人的生存卻又是社會性的：生命的個體性確認個體自由，生存的社會性則確認共生共存的共和精神和社會公共責任。近現代法的精神以強調個人自由作為起點，乃是歷史邏輯的要求，但是，對社會共和精神和公共責任的忽略所造成的法律權利與義務的失衡，經過數百年的積累，已經通過精神危機的形式，對社會正義的價值基礎提出質疑。確立不能以自由之名否定社會公共責任的憲法原則，或者說確立「自由以不得違背社會正義為限」的憲法原則，乃是走出精神和社會危機所必須；唯有如此，才能使自由趨近理性、良知，趨近曾令康德心靈震撼的道德準則。《臺灣共和國憲法》如果體現出個人自由與社會共和精神、公共責任之間的合理平衡，就是在從事使自由理念高貴化的事業。雖說絕不可以用法律的強制性迫使人高貴與美，不過，法律卻可以通過對自由界定，來表達對高貴與美的神往和對自由的拯救。
我對《臺灣共和國憲法》懷有強烈法哲學的期待。這種期待是以我對臺灣的文化底蘊的瞭解為基礎。從鄭南榕先生為公開發表一部臺灣憲法草案而乘烈焰長風逝去時起，臺灣憲法的創製就宿命地成為壯烈、悲愴的過程，同時也是充滿智慧的過程。李酉潭教授的「綠色自由主義」的理念，則顯示出臺灣智慧對當前人類精神危機的某種程度的準確解讀。
讓《臺灣共和國憲法》成為當代人類自由理想的經典表述，臺灣獨立建國運動就獲得了同人類利益一致的價值基礎。因為，唯有自由才是人類共同的事業。除了自由之外，任何其它理念都不應當被奉為臺灣獨立建國的價值根據。自由，才配作《臺灣共和國》，這個海洋國家的立邦之本，建國之魂；也只有自由，才是能夠得到人類承認的臺灣大崛起的精神象徵。鑄造自由的意志，是臺灣獨立建國運動超越臺灣本身的命運，升華為人類保衛自由的世紀之戰的關鍵所在——此乃臺灣的生死之道，勝敗之機，臺灣的有識之士不可不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