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設南市安全區的法國獨臂神父饒家駒與駐滬英國防軍司令麥克奈頓准將合影（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中國抗戰時期，法國神父饒家駒(1878—1946)（R.P.Jaejuinot）在上海南市區倡導建立了南市難民區，前後收容了近二十五萬名戰爭難民。這段歷史國人知之甚少，生活在海外的華人更是前所未聞。9月10日是饒家駒神父去世65週年紀念日，謹以此文紀念這位在中國人民危難時刻挺身而出的國際友人。
饒家駒(R.P.jacpuinot)，1878年生，字軼才，生於法國洛林地區。父親是著名工程師，母親為美國籍。他1913年來上海，在虹口天主教聖心堂和租界商團的僑民當中傳教。饒家駒熱心中國慈善事業，離法來華時，曾發誓「要以中國作我的家，盡力為中國工作，並且死後即埋葬在中國國土上」，所以被稱為「中國難民之友」，「人道的戰士」。1932年，日軍侵略上海，「一•二八」淞滬戰火起來的時候，他擔任「華洋義賑會」會長，開始了震動全世界的難民救濟事業。為救出幾天來在閘北區和虹口區因為戰火不能撤出的難民和傷兵，饒家駒冒險深入戰區，以中立的宗教身份籲請交戰的中日軍隊停火4小時，以便撤出戰區內的傷兵和難民。經過他的努力，獲得成功，因此名聲大振，成為上海報紙上的明星人物。在閘北，他被彈片擊中右臂，不得已鋸掉，從此上海人稱他「獨臂神父」。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後，隨著戰區逐漸擴大到昆山、嘉定、太倉等縣，大批群眾家破業毀，流為難民。逃亡的人們以為租界安全，紛紛湧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千上萬的難民無家可歸，無親可投，流浪街頭巷尾，就地坐臥露宿，每天凍餓而死者成人超一百人，兒童死亡率每日達二百多。面對越來越多的難民，租界當局恐難民滋事，也恐懼因此日軍趁機尋釁進入租界，8月15日，法租界公董局決定，在租界與華界交界口安裝鐵柵門，架設鐵絲網，建構圍牆，以阻止難民大量湧入。當時，南市居民大多已避入租界，不少房屋空關，更兼公共場所甚多，都可作為收容難民之用。饒家駒時年五十八歲，他此時是法國天主教耶穌會神父、震旦大學教授、華洋義賑會會長、國際救濟基金委員會委員、上海國際救濟會救濟部主任，兼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副主席、難民委員會主席。饒家駒最初設想凡日軍侵犯所到的戰區遍設難民安全區，辦法是徵得中日雙方同意，在各戰區內劃出一部分區域為難民居住。
饒神父與孩子們在一起（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身為法國人的饒家駒首先與租界當局進行了溝通工作。饒家駒的具體建議是，沿著租界的範圍，建立一個難民區，保護無家可歸的難民，並建議中日雙方不在此展開任何軍事行動。這一建議迅速為租界當局所接受。
11月2日，饒家駒直接找到當時的上海市政府，因為長期在華的救濟工作，與中國的政府機關建立了非常好的合作關係。當時的上海市長俞鴻鈞表示支持饒家駒設立南市難民區的計畫。
因為與日本方面沒有打過交道，饒家駒找到了自己在華洋義賑會的同事、英國《曼徹斯特導報》駐上海的記者田伯烈，把自己的想法告訴田伯烈，請他幫忙聯繫日本方面。田伯烈深感責任重大，在這一天晚上，緊急約見日本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社長松本重治。松本重治是日本侵華內閣首相近衛的「智囊」，以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長名義長期駐華，親身經歷過三十年代中日關係史上諸多重要事件，也是誘降汪精衛的主要參與人之一。在同盟社上海分社社址內，松本重治接見了田伯烈。在得知田伯烈的來意時，松本重治表示，個人贊成饒家駒的計畫。
11月3日，由松本介紹，饒家駒、田伯烈與日本大使館參贊日高信六郎面談設立難民區的詳細計畫。在會談中，日高信六郎擔心這個難民區會成為中國軍隊抵抗陣地，饒家駒則代表法租界保證：這個由美國、英國、法國等民間人士管理的難民區將是徹底中立的區域，目的只是保護難民。如果有中國士兵進入難民區，法租界的維護人員將解除他們身上的武器。在得到這樣的承諾以後，日高信六郎馬上與負責南市事務的日本陸軍特務部楠本大佐聯繫，並向日本駐滬總領事岡本季正及陸軍華中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海軍司令長谷川匯報這一計畫。對日方來說，由於進攻上海已付出慘痛代價，進入房屋密集、道路複雜的舊城廂地區，為避免與熟悉地形的中國軍隊展開巷戰導致更大的傷亡，設立難民區不僅對其戰略有利，而且可以粉飾自身形象。11月5日，日本方面同意了這一計畫。日本駐滬總領事岡本季正致信給饒家駒，「我向你證實，日本陸海軍當局在獲悉國際紅十字會難民救濟委員會委員長所給予的擔保以及在特別警察保衛之下，該區發生一切越軌情況時，將立即得到報告之保證後，出於人道，同意該區域只供市民居住時，保證不對此進攻，也不在該區域進行局勢行動或敵對武力行為。」日本方面保證，日本軍隊不進入難民區，日常的維護工作由少量法租界的武裝人員負責。11月5日下午，饒家駒公開宣布劃南市北部為難民區之建議已獲中日雙方之同意，並開始組織人員實施難民區的計畫。11月8日，上海市政府發表佈告：「紅十字上海國際委員會建議，在本市滬南區，南至方浜橋路，東、西、北至民國路之前區域為難民區，以為戰區難民暫時寄託之所……」11月8日下午，上海國際救濟會派員在難民區四周各路口、屋頂豎立國際紅十字的旗幟，旁綴「國際救濟會」中英文字樣，以免遭日機轟炸，並在方浜路各路口構筑防禦工事。南市難民區定在南市舊城廂北部，佔舊城廂三分之一面積，南以方浜路為界，東西北三面都以民國路為界，東端為小東門(今方浜東路、中華路交界處)，西端為方浜橋(今方浜西路、人民路交界處)，形成了一個半月形地帶。該難民區可通法租界，東端至小東門直達黃浦江邊，便於浦東難民登岸；沿方浜路有三路開放，可接納難民。
淞滬戰爭爆發初期經外白渡橋湧入公共租界的難民潮（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迨至9日中午，「饒神父計畫」才開始正式運行。安全區南界至方浜路，橫穿整個老城廂；北界至民國路（今人民路）。方浜路上用帶刺的鐵絲網圍了起來。安全區內的治安歸南市警察局負責，警察們只佩帶手槍與警棍上崗，以取代昔日的步槍。按約定，安全區歸中國地方政府管轄，而事實上所有事項都盡量由民間人士出面處理。
當時上海不少機關、團體承諾供應給養一週或一旬；上海伶界曾發起義演，集款資助難民；區外難民也有節食捐獻者，如「三一三難民販賣團」絕食一天，節資6元，購大餅600餘只送難民區；財政部長孔祥熙曾撥款5萬元給饒家駒，並說明其中4萬元專用於南市難民區；法租界為救濟難民發行慈善獎券，每期所得十分之九撥南市難民區；美國紅十字會捐贈中國戰區難民100萬美元，有部分撥予南市難民區。
11月15日，安全區改由日本軍方控制，但監委會仍繼續負責其內部事務，為難民服務。警察由難民們自己挑選產生，只佩帶左輪手槍與警棍，繼續維持區內秩序。日軍巡邏隊只是偶爾到區內巡視一番，並沒有在此派駐人員。區內的規章由從當地居民中選舉產生的人員制定。日本方面並沒有提供物資設施用以照料區內的25萬難民，國際紅十字會希望與日本方面繼續合作一段時期，而以饒神父為首的監委會在這段時間裏，也將繼續履行其職責，直到日本方面覺得它已具備獨立管理安全區的能力為止。
在安全區內維持秩序的中國警察（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在南市的學校、吃食店及寺廟裡還設了些較大規模的難民營，最著名的首推城隍廟了。在安全區剛開放的幾天裡，廟裡擠滿著逃離戰爭威脅的人們，正如饒神父所言，此時的城隍真正發揮了作用。現在這裡成了賑濟米發放中心之一，這樣的中心共有9個，每天向6萬難民發放大米，每人每天可以領到約1磅口糧。安全區還實行票證制度，被認定為赤貧者的難民，每人可領取一份口糧。難民營的頭腦們或一家之主每天帶著票證到寺廟領糧，排起的長隊饒著寺廟轉圈，足有100米長。
難民區在梧桐路老天主堂處設7所難童學校，招收了2000餘名學生，難民子女均免費入學。另在九畝地阜春街設殘老院，收容病殘老人130餘位。中華醫學會在區內設問診處12處，並在萬竹小學內設流通圖書館。區內還設立了草繩工場和板刷作坊，招收難民200多人，後因缺原料停辦。繼而又辦起一個刺繡與花邊工場，由法籍拯亡會修女執教，收難民婦女為徒。
難民區裡，饒神父有很高的威信。一次，有人站在高處分發饅頭等食物，幾十個飢腸轆轆的難民一擁而上，亂成一團。饒神父推開那些飢餓的手，拍打著難民們的頭，「不要搶，安靜下來，排隊領取！」原本溫文爾雅的神父突然大聲訓斥，但那些被打的難民都笑嘻嘻地看著這個外國人，絲毫不動怒，他們都知道這個人是來幫助自己的。
正監視安全區內難民行動的日本兵（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日方雖然表面上承認南市難民區「不受武力攻擊」，但實際上從未放棄對這個區域的覬覦。1937年11月12日中午，新北門障川路竄出30多名日兵，在沙包上插起太陽旗，用槍刺驅散周圍難民；下午又開來2輛輕型坦克，西向巡行民國路，14名步兵尾隨，恣意查抄行人。後經饒家駒交涉，日軍才未越過民國路。
1939年九十月間，由於日軍在上海實行經濟封鎖，嚴格管制米、棉、煤等物資，加之物價飛漲，難民區經費日漸枯竭，供給越來越困難，不得不降低供應標準；同時動員有工作能力的難民自謀出路，並疏散部分人員回鄉。
一直在難民區工作的饒家駒喜歡和難民在一起，他經常攙著兒童的手，撫摩他們的頭，從口袋裡掏出糖果給他們吃。神父和大家一起經歷著危險。一次在難民區與非難民區的交界線上，神父的黑色法衣被飛來的彈片撕開了長長的口子。還有一次，日本士兵用槍頂著他，他毫不畏懼，幸而舉槍的日本兵最後沒有扣動扳機。
1940年6月16日，饒家駒奉法國天主教會之命，離開中國去巴黎從事戰時救濟工作。1946年9月10在柏林因敗血症逝世。
頗顯「繁榮」的南市安全區街景（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2011/09/07發表
（原標題：法國神父曾收容中國戰爭難民25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