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圍困的長春城 一次交白卷的採訪
三十七年秋八月，距離瀋陽六百公里的長春，被共匪包圍得越來越緊，雖然從新聞電報中，讀不到長春市民被圍城後的生活情形，但從中央社長春分社的「參考消息」中，已經知道當時的新七軍和六十軍，不斷發生嚴重的摩擦，市民們連「豆餅」也吃不到時，已經開始吃樹葉了！當我從剿匪總部看到中央社的那些不對外發布，單供軍政首長閱讀的「參考消息」時，心中像壓了一塊重重的鉛，因為在那個孤城中，有我的親戚、朋友同事和學生。
有一天，我碰到空軍第一軍司令部的飛行科長宋壽椿上校，在聊天時，他告訴我長春的存糧，維持不到冬天，政府已經派飛機向長春空投糧食，作為軍糈民食。有時派出C46運輸機空投，有時派出B25轟炸機空投。由於我們在長春時，相處得極為融洽，他已經不把我看成一個新聞記者，因為我向他提出一個要求，希望隨空投的飛機到長春的上空去採訪一次。寫一篇文章。
宋壽椿上校，當時的答覆是：他要向上級請示一下，看看能不能獲准。那時瀋陽的第一軍區司令是張廷孟將軍，副司令是易國瑞將軍。在當時有兩位將軍，常常親自駕著飛機，飛往四平及長春一帶偵察，一位是空軍總部的副總司令王叔銘將軍，另一位則是張廷孟將軍。張廷孟和新聞記者接觸不多，對記者也似乎沒有什麼好感，但我計畫隨機採訪，他並沒有反對。因此過了幾天，宋壽椿上校告訴我說：上面已經原則同意我隨機飛往長春，但有幾個條件，第一不能告訴其它新聞同業，第二不能發布任何隨機採訪的新聞，第三不負安全的責任。理由是如果允許一個記者隨機採訪，其它記者提出同樣的要求，軍區司令部無法應付。因此隨機採訪也不能發布新聞。如果我同意三個條件，宋壽椿將替我安排時間。宋壽椿並說：如果我要不遵守諾言，就是出賣朋友，那時第一個受處分的就是他本人。
我當時未加思索的回答他：我願意隨機到長春上空去看看，回來後不寫一個字的新聞報導。也絕對不會傷害朋友。當時的斷然決定，只是基於一種好奇心，現在想來十分可笑和十分幼稚，因為新聞記者冒著危險隨機去看空投，回來後又不能寫一個字，豈不是白白浪費時間？
記得那是一個晴朗的初秋之晨，我登上了B25炸機。轟炸機上彷彿有七八個人，其中包括正駕駛和副駕駛、領航、上炮塔和下炮塔的射擊手，還有幾名士兵。機艙中堆了一些糧包，上面綁了降落傘。
我們的飛行大約在兩萬公尺左右，飛機經過四平，到了長春上空，繞了幾週，士兵們開始打開艙門，把糧包推下。在長春上空，我什麼也沒看到，看到的僅是地面上放出一股一股的白煙，一位士兵告訴我說：那是郊區匪軍發射的高射炮彈，因為我們飛得高，炮彈對我們卻毫無威脅。飛去飛回，B25轟炸機，飛得十分平穩，也沒有開槍向地面射擊。在回程中，飛機的副駕駛，走出駕駛艙和我們聊天。
當晚宋壽椿和我通了一次電話，我告訴他，這是一次「交白卷的採訪」，因為我除了看到地面上一股一股的白煙外之外，什麼也沒有看到。並請他安心睡覺，明天的報上，不會有一個字的空投報導。
儘管我那次的採訪，毫無所獲，但是我仍然感謝宋壽椿上校，對我的信任。信任我不至於違背諾言。
內無糧草，外無救兵
長春被共匪緊緊困住，是三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四平陷匪以後，自那年的五月廿三日起，連小型的聯絡機，也無法在城區內的「皇宮機場」起落，名符其實的成了一個孤島。因為守軍的兵力薄弱，也無力出擊，當時它的處境，真是「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因為自三十六年的十二月，潘裕昆所部的新一軍三十師和五十師以及暫編五十三師，都被調往瀋陽，長春僅留下了李鴻的三十八師，以及暫編五十六師和暫編六十一師，和由吉林撤到長春的雲南部隊第六十軍。後來李鴻的第三十八師改編為新七軍，李鴻也升任了軍長，那就是防守長春的主力。
第六十軍的軍風紀，自吉林撤退後，一直不好，在吉林撤退時，且有掠奪事件發生，而由新一軍三十八師擴編的新七軍，在心理上就輕視六十軍，因此這兩個友軍，一直就發生摩擦。
那年的五月中旬，新七軍和六十軍，在鄭洞國將軍指導下，自長春出擊，出擊的目的，則是擴張糧源，「搶糧」圖存。當出擊的行動開始後，新七軍的卅八師和五十六師佔領了距長春五十華里的小合隆，六十一師則攻下了長春以南三十華里的大鎮范家屯，六十軍的五十二師則佔領長春東方廿五華里的興隆山。但結果是「搶糧」的目的，絲毫沒有達成。因為共匪在撤退時，已把糧食運走，出擊的部隊，僅在小合隆收購了幾千斤糧食。
那次出擊，既未打到共匪的主力，而且失去了人民對軍隊的信心。於是鄭洞國又及早下達命令，要卅八師撤回長春。因為那次出擊，長春唱的是「空城計」，怕共匪乘虛而入。
鄭洞國的新部署是三十八師防守長春城區，六十一師第二團防守小合隆，五十六師一二兩團防守大房身機場。五月廿三日晚間，鄭在他的指輝部內，召集團長以上的軍官，舉行軍事會議，就在開會時，匪軍發動了一次攻勢，小合隆和大房身的守軍被圍，經過一夜的戰鬪，共匪「以大吃小」的戰術成功了。在戰鬪結束時，六十一師的第二團潰敗，副團長被俘，五十六師的兩個團，也全部瓦解，副師長王正國和兩個副團長被俘。
洪熙街的慘像
當時的長春有人口六十萬，部隊五萬餘，五月以後，軍方由於糧食問題嚴重，開始鼓勵市民出城，並開放卡哨，但共匪卻把放出的人，又趕回來。不過有一種情形例外，那就是凡是帶出一支步槍或者機槍的予以放行。很明顯的共匪是要市民吃光長春的糧食，減少長春的防衛能力。
進了七月，長春吃的問題，愈來愈為嚴重，守城部隊，也以黃豆和豆餅作為主食，市內也有人因飢餓而死。於是市府下令，凡是可以充作食物的東西，不准隨意搬動，由市府統一分配，而當時可以用作為食物的主要東西，則是造酒的曲子和豆餅。雖然酒曲並不好吃，但市民們仍然排隊領取配給。
八月間，街頭已有了棄屍，成群的野狗出去啃人屍體，然後人再殺狗，以狗肉充飢。那是當時的珍品。在無法忍受的情形下，人們潮水般湧向城外，但到了洪熙街的國軍卡哨外，共匪仍不放行，有許多人向前衝，共匪就用機槍掃射，想回城國軍也不准許，於是留在洪熙街地區的近十萬市民，形成了一個人吃人的世界。從市區出來，帶著少許食品的人，一下子就被人搶光，老弱婦孺，常被人踐踏而死。當時的情勢是先出市區的人，搶後出市區人的東西吃。不過也有少數人，爬出洪熙街的鐵絲網。突破共匪的封鎖線，逃得一命。另外則是匪軍諜報人員，向持有黃金的人，售賣「窩窩頭」，難民們用一個金戒子，可以向匪特買兩個窩窩頭，一兩黃金，可以買五個窩窩頭。但當囊中金盡時，也就臨近死期。
我有好幾個朋友，死於洪熙街的逃亡潮中。但也有極少數的人，從大劫數中，保住一條性命，當時從洪熙街爬出的文藝作家王光逖，便寫了一篇「爬、爬、爬、爬出了長春」，給北平「益世報」，讀來一字一淚。王光逖也由於那篇文章，而被「益世報」聘為記者。
據逃出洪熙街的一位朋友告訴我說：在飢餓中，在生死的邊緣上，人為了求生，什麼事都做得出，熬到最後，甚至連求死的勇氣和憤怒的情緒，也完全消失。當時的洪熙街，真如同神話中的酆都城。
吃酒曲和樹葉的市民
讀者們－特別是年輕一代的讀者們，也許沒有人相信，民國三十七年秋天，長春的食米，每市斤會賣到一億二千萬元，在數學上是九位數字。更不會有人相信，在那個時候，還會有人用抬高物價的方式發財。但當時，確實有人囤積居奇。
我的朋友韓道誠教授，當年他在新七軍政工處任科長——後來告訴我說：「那年的中秋節，軍方把儲備過冬的食糧中，抽出了一部分，發了一天實物，算是犒賞，那是長春籠城中，幾個月來吃得最飽的一次。也是他一生中，記憶最深刻的事。」韓道誠特別提到，「那年八月中秋，困居長春的市民，吃完酒曲和豆餅之後，都面部浮腫，當人們，連樹葉都吃光時，共匪卻在更深人靜時，故意殺豬，把豬的叫聲，用擴音器，向駐軍地區播放。那種心戰方式，真是最狠毒的一遭。」
本文出自於衡先生的「此恨千秋——蘇聯紅軍在東北的姦淫擄掠與共匪踞東北之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