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站在河南鎮平法院被告席上的葛宏，看起來精神狀態不錯。檢察機關指控他涉嫌三項罪名，第一個就是「受賄」。這個「受賄」行為與眾不同——南陽市13個縣區中有11個宣傳口負責人，向其「行賄買頭條」。
卷宗顯示，向葛宏「行賄」的這11個區縣宣傳口人數，多達31個。與謀私利不同，這些人拿著公款，送錢給葛宏，希望在《南陽日報》發個頭版頭條。10年間，這樣的事情共發生84次，涉案金額12.1萬元。
庭審中，這三十多位因公而買頭條者，無一人出庭對葛宏進行指證。葛宏本人，也矢口否認曾經收到過這三十多位宣傳口負責人送的錢，他在供述中稱，「不記得有人為頭條送過錢。」
其來自北京煒衡律師事務所的辯護律師李肖霖稱，證人提供的證言中，他們所送的錢，並沒有葛宏的收條。而且，所列證據，也是包括醬牛肉、咸蛋等禮品的發票，無法證明錢都是送給了葛宏本人。
「作為地市一級黨報，黨的喉舌，《南陽日報》，如果在長達近十多年的歲月當中，頭版頭條花錢就能夠上，行賄就要刊登，其涵蓋面竟佔全市縣（市）、區的85%，可以想像嗎……這恐怕在河南、在全中國的新聞史上也首開了先河！」 李肖霖說。
旁聽者介紹，由於控辯雙方交鋒激烈，尤其是辯方律師，發言贏來陣陣掌聲，法官不得不反覆申明法庭紀律。最後，還是葛宏出面，「扭過頭來對大家說：你們別激動，不要吵。」兩次。
案情特殊，旁聽者甚多。即使在鎮平縣最大的法庭進行，後排座位以及走道上，「站著都是人」。庭審結束時，很多旁聽者都圍到葛宏跟前，為其鼓掌加油，甚至有人哭喊著：葛總多保重！
經此一審，葛宏這個在新聞界並不出名的黨的新聞工作者，不僅多了個「賣頭條總編」的名號，而且，「黨報頭條可以買賣」的新聞，也引爆了輿論關注黨報及其體制弊端的熱情，人們議論紛紛。
區縣宣傳部的訴求
在正常情況下，一份新聞類報紙要想生存發展，要以其客觀公正的報導和精彩有益的內容贏得公信力和讀者訂購，而廣告主則看重其讀者群而投放廣告，發行與廣告收入，是報紙最主要的經濟來源。
在葛宏案中，很多人不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花錢登廣告輕而易舉，為何很多基層宣傳官員還要「行賄買頭條」呢？如此，黨報頭版上很多歌功頌德的文章，是否都有內幕交易嫌疑？
據一位在南陽市委宣傳部工作多年的副處級幹部介紹，每年年底，他們會向各區縣發文，要求做好下一年《人民日報》等黨報的發行征訂工作，再就是制定各區縣在黨報上發文的指標。
發行任務，宣傳部可以向各單位分派，而發稿，則主要靠宣傳部自己。以南陽下轄的鄧州為例，其宣傳部規定，在《人民日報》發文一篇，不論大小，獎勵5000元，《中國青年報》一篇2000元，《南陽日報》一篇800元。
一個縣的宣傳稿要想登上《人民日報》，似乎與登天有得一比。各區縣最現實的選擇是，在本市級的黨報如《南陽日報》這樣的報紙發頭版頭條（其他版面往往不算）。
曾向葛宏「行賄13次」的西峽縣新聞科長楊文強（化名）供述：「調到宣傳部後，每年有新聞稿件任務，需要給《南陽日報》溝通協調，葛宏對一版頭條新聞管得比較具體，除了一些重要新聞，平時要發一版頭條得找到葛宏同意才行，找他更有保障。」
於是，楊文強把錢裝進信封，「帶上信封、稿件和王鋒部長、馮浩然一起，到他（葛宏）的辦公室，王鋒說想發頭版，能否幫忙？葛說，行，稿子先放在這裡，我看看。在葛看稿子時，把信封放在他辦公室桌子下一張報紙下。」
這個錢，有時候並不是宣傳部自己出。
西峽縣食用菌辦公室主任孫淮河（化名）供述，「當時全國在西峽召開食用菌研討會，縣裡想宣傳一下西峽的食用菌產業，楊文強給我打電話說，讓我給他提供一些關於食用菌方面的素材，我整理好後就交給了楊文強。」
「為發表這篇文章在頭題位置，楊文強說，要花點錢。我說得多少，他說，3000元就可以了。隨後我從財務上借了3000元錢用信封裝了，交給楊文強……沒過多久，楊文強給我打電話說，這篇文章在《南陽日報》上發表了。」
由於宣傳部獎勵得少，一些宣傳口的負責人為了發頭條，竟然還會自掏腰包——「自己掏點錢發稿子，在領導面前顯得自己有工作能力。」
7月22日，記者在入住的酒店看見《南陽日報》，其一版頭條，再次刊登了楊文強的文章：《西峽工業瞄準外向化、高端化、集約化、品牌化——科學發展贏得華麗轉身》。是否為行賄所致，不得而知。
需要「支持」的黨報
和基層宣傳部需要在黨報發文章相比，《南陽日報》很多員工認為，報紙要下面宣傳部的支持，更多一些。因為，無論是報紙的發行，還是廣告，都要依托下面各個區縣宣傳部門來支持。
一位副總編級的領導說，在《南陽日報》13萬份的發行量中，通過市委宣傳部發文讓各區縣征訂的數量，可佔到70%左右，是最大的一塊，餘下的部分，要靠報社自己做工作。
這個「工作」，除了訂報送米面糧油等常規手段外，還有一部分要攤到各機關和事業單位身上。記者在下榻的酒店就看到，其員工每天都要分發當天的《南陽日報》，副總級別以上人手一份。
由於南陽是欠發達地區，各單位訂報費並不充裕。所以，《南陽日報》要在《人民日報》、《河南日報》等上級黨報征訂的夾縫中生存——一般而言，要優先保證上級黨報的發行量。
很多基層單位反映，他們的經費本不寬裕，而各級黨報征訂任務，已成為他們一項沈重的負擔。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負擔，最後自然落到老百姓頭上。
以《河南日報》為例，省委書記盧展工到任後，認為其原有發行量，與河南經濟大省、有影響的文化大省地位不匹配，多次做出重要指示，使其發行量從二三十萬一下飆升到五十多萬。
「他們訂的多了，市委宣傳部再給各區縣佈置任務，訂《南陽日報》就不能要求得太多。」南陽日報社這位高層領導說。不過，相比於發行，廣告才是《南陽日報》存活下來最大的壓力。
從上世紀90年代初起，作為南陽市差額補貼的事業單位，《南陽日報》早就開始自收自支，多年來，他們上繳財政兩千多萬元，繳納的稅收超過2000萬元。按照南陽市長的說法，「活得挺體面」。
更多的市級黨報步履維艱——與南陽相鄰的某市級黨報2007年曾到《南陽日報》考察取經，無意中說出的尷尬是，賬面上只有一萬多元，每個月都要向若干區縣借錢給編輯記者發工資。
在這種情勢下，除去吸納常規的房地產、汽車等商品廣告（在南陽這樣的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廣告市場極其有限），吸納政府機關的形象廣告幾成黨報慣例——「《南陽日報》這塊廣告不固定，一年下來大幾百萬是有，佔廣告收入的20%多吧。」
這塊「收入」來得也很艱難。廣告業務員去「做工作」，攻不下來，總編出面都很正常。一次，《南陽日報》想借胡錦濤總書記視察南陽一週年做個專版，讓一個區縣贊助，對方不同意。
沒有辦法，葛宏親自出面，寫了封信，由記者拿著，去和對方的一把手談，最後才談成。「大多數時候，報社是求著下面區縣，他們求著我們的時候少，我們求他們的時候多。所以，下面宣傳部不用來找，頭版頭條都是輪著來，排有序號，今天你上，明天他上。哪裡還會收他們的錢？」
總編的角色
檢視葛宏的人生，半輩子和《南陽日報》聯繫在一起——1982年大學畢業，加盟剛復刊的報紙，4年後，被提拔為副總編，1995年被派到南陽電視臺任臺長，一年多後回到報社任總編，直至2010年案發。
很多人認為葛宏工作出色。因為，其初任一把手時，報社賬面上現金所剩無幾，而在2010年他被免除職務時，在買了一百多畝地為員工建宿舍樓後，報社賬面上還有三千多萬元現金。
這位干了13年的總編工作似乎得心應手——「很少聽到他在家抱怨，看到他高興，就知道最近的廣告又好了。記得好像有那麼一次，是說一篇稿子字號沒處理好，被領導批評了。」葛宏的妻子說。
在妻子眼中，葛宏的生活穩定而有規律：早上8點鐘前出門，晚上八九點鐘回家吃飯，每週6天，天天如此。「有好文章，還會推薦給我看。本來週五可以休息，他要求嚴，又開政治學習會……」
那麼，丈夫精心編排的報紙，妻子看不看呢？
「頭版我幾乎不看的，社會早刊會翻翻。」葛的妻子說，不光她不看，她和葛宏在美國留過學的唯一寶貝女兒，也不看父親編輯的這張南陽市委的機關報，原因同樣是「沒什麼可看的」。
在內部，葛宏還維持著較高的權威。《南陽日報》下屬的印刷廠廠長供述，「將日報批給印刷廠的年終獎金取回來，除了給廠裡幹部職工發放以外，每次都拿出10000元現金，我自己到葛宏三樓東頭的辦公室裡，把錢放到他辦公桌上……這11年，每一年給葛宏送錢的經過都是這樣。」
「每年送錢以後，葛宏對印刷廠的態度明顯寬鬆了，以前我們經常在中層會上挨批評，後來基本上就沒有再批評過了，撥款工作在報告打上去以後批得也及時了，在這些年也給我們印刷廠解決了1個高級、3個中級職稱指標……」
《南陽日報》生活二部主任竇某供述，從2006年開始，每年從部門獎金裡拿出2000元送給葛宏，「主要是想著怕領導找咱事、挑毛病，影響我們部室的工作和利益，想讓他對我們工作上提供支持、便利。」
這樣的禮尚往來，人們已經習已為常。
利益場
和很多地級市只存在一家本地報紙稍稍不同，葛宏麾下的《南陽日報》，在2008年之前，有一個競爭者：《南陽晚報》。這是一張創刊於1991年的報紙，隸屬於縣級的南陽市（現臥龍區）。
相比於黨報呆板、生硬的面孔，《南陽晚報》定位更生活化一些，「立足城市生活，貼近市民百姓，從百姓關注角度關注社會，是南陽市唯一一家綜合類都市報」，號稱「為百姓謀利益」為己任。
出於競爭需要，1999年，葛宏為首的《南陽日報》開始出版「社會早刊」，「關注熱點，服務民生」，他們希望使黨報兼具都市報的特色，在服務好市委市政府的同時，提高自己的市場化程度。
2001年，南陽市委發文，「將南陽晚報社劃歸南陽日報社領導，保留副處級規格」，然而，由於牽涉太多利益，直至2008年年底，兩報合併才有實質性進展。彼時，同城的兩張報紙已競爭多年。
這一年的11月28日，南陽市委組織部發文，免去《南陽晚報》總編職務，任命《南陽日報》一位副總接任。在這一任命下發的當天，《南陽晚報》和一民營印刷企業突擊簽訂了為期6年的承印合同。
據簽字副總編回憶，「得到包總（《南陽晚報》被免去的總編）讓我簽字的肯定答覆後，我才在合同上簽下了我的名字。同時，按總編要求，在簽字日期上簽了‘2008年11月20日’，而當天實際是2008年11月28日。」
在很多《南陽日報》領導看來，這是一份「價格極其昂貴」的合同——「我們日報有自己的印刷廠，印力充足，曾向對方提出撕毀合同，6年賠償3000萬元，對方不同意，你想，這油水有多大？」
葛宏想將晚報的印刷權收回來，但合同已簽，覆水難收。和對方談判，結果是對方出動一百多人到市委上訪。與此同時，對《南陽日報》私設「小金庫」、「毀賬」的舉報，也到了河南省紀委、檢察院那裡。
坊間一種很普遍的看法是，一家地級黨報總編主政十多年，要嚴格查問題肯定很難全身而退，但另一面，政治鬥爭也是一個很普遍的背景。
據南陽市監察局一丁姓負責人向本刊證實，這一輪對《南陽日報》以及葛宏的查處，始於2009年河南省統一佈置的對「小金庫」的查辦，南陽市抽查了南陽日報社和規劃局兩家單位。
被紀委約談之初，葛宏十分自信，不認為自己有問題，他還寬慰家人說，行將退休，接受調查，相當於提前審計，「早晚都要來一回」。每天去紀委談話，其實也不談什麼，閑得發慌，只能被背毛主席詩詞解悶。
2010年8月3日，他被紀委叫去後，當天沒被允許回來。「直到那個時候，我勸他做好最壞的打算，他依然很自信，認為自己沒事。」《南陽日報》的一位高層說，但葛宏已經認識到是自己觸動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人家反擊了，可具體是誰，他依然百思不得其解：究竟得罪了誰呢？
8月10日，葛宏再一次被紀委叫去，這次，他再沒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