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同志需要有人為他的新的政治哲學體系、新的社會秩序，也就是為他的定向改造社會的試驗提供合法性說明。「米丘林生物科學」恰逢其時，當然要寵冠天下!
在蘇聯農村實現了「社會主義改造」
，創立了「社會主義新農業」。其代價慘重，但斯大林堅信「人的力量是應該而且能夠比自然更好」，完全按照人的意志、依靠暴力強加來定向改造社會關係，因此不過是「可怕的善行」，必須這樣做。結果付出慘重代價的農業集體化只是加深了蘇聯的農業危機，不僅斯大林本人飽嘗了這一苦果，後繼者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也都不能不飽嘗這一苦果。但是斯大林要毫不動搖地進行他的社會試驗，創立全新的社會秩序，斯大林需要有人為他的新的政治哲學體系、為他的新的社會秩序，也就是為他的定向改造人群、定向改造社會的試驗提供合法性說明。而「米丘林生物學」恰好從自然科學方面滿足了斯大林的這一迫切需要。 「米丘林生物學」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被確定為官方路線，那反倒是咄咄怪事了。而遺傳學的幾乎所有成就，則都對斯大林新的政治哲學體系、對斯大林創立的新的社會秩序從自然科學方面形成了反證。遺傳學在世界其他地區的突飛猛進，斯大林固然莫可奈何；但在蘇聯境內，運用專政力量打倒和最終消滅遺傳學，做到這一點卻是輕而易舉。李森科寵冠天下和瓦維洛夫歷盡熬煎，根本原因就在這裡。
由政權力量保駕護航，1935—1936年間，李森科—普列津特軸心開始直接挑戰瓦維洛夫所堅守的遺傳學。豈止是瓦維洛夫遇難，遺傳學的三位元勛——孟德爾、魏斯曼、摩爾根，以及「孟德爾主義的傳教者」、瓦維洛夫的老師貝特森莫不慘遭鞭屍。
1936年12月12日農業科學院第四屆會議既宣告了遺傳學和農藝學的分道揚鑣，更宣告了生物學論戰性質的演變——蘇聯生物學被人為地歸屬於兩大政治營壘，一類被劃為資產階級的、反馬克思主義的，這便是遺傳學；另一類則被稱作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蘇維埃生物學」或「米丘林生物科學」——實則是偽科學。
其實，李森科—普列津特軸心對遺傳學的清剿，並不是遺傳學在蘇聯遭受的第一次磨難。
早在李森科崛起之前的1928年，蘇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克格勃前身)就曾發表一份關於「沙赫特案件」的材料，指控煤礦工業大批專家裡通外國，蓄意破壞，製造事故甚至爆炸礦井及從事其他方面的罪惡活動。有五十多名專家被捕。經過一次特別佈置的裝模作樣的審判，11名專家被槍斃，其他專家被判處刑期不等的徒刑。「沙赫特案件」是在科技領域實行鎮壓的開端。1929年4月，斯大林同志在向蘇共十六大所作的政治報告中，語重心長地指出了在科技領域實行鎮壓的必要性——
在我們的每個工業部門裡都潛伏著「沙赫特分子」。他們當中很多人被揪出來了，但並不是全部被揪出來。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破壞活動是當前反對建設社會主義的最危險的形式。這種破壞活動之尤其危險，是由於它跟國際資本相勾結。資產階級的破壞活動清楚表明，資產階級分子決沒有放下他們的武器。他們正在積蓄力量，準備對蘇維埃政權發動新的進攻。
最高領袖發出了號召，專政機器當然不敢等閑視之。果然，不久又在科技領域揭發出了一批接一批「反蘇維埃的」、從事「破壞活動」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大批聲望卓著的知識份子成了這股鎮壓狂潮的犧牲品，列寧格勒黨委會成立了一個特別的政府委員會對蘇聯科學院進行調查，調查結果證明蘇聯科學院是「進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反革命活動中心」。這個判斷葬送了蘇聯科學院的大批知名學者。三位院士被逮捕，數以百計的研究人員同時身陷囹圄或被開除。
在從肉體上鎮壓的同時，思想上的清洗更是無孔不入。1929年的蘇共十六大就已提出了在科學戰線發起「社會主義進攻」的方針，由此引發清查「資產階級科學理論」的急風暴雨。許多本來應該也只有在實驗室才能解決的問題，都被提升到階級鬥爭的層面，用純粹的政治手段去處理。一些享有盛譽的學術流派遭到排斥；一些科學泰斗諸如精神病學家貝克托採夫、心理學家考尼洛夫和偉大的生理學家巴甫洛夫都遭到口誅筆伐。許多傑出的物理學家、數學家諸如盧津、蘭島、弗克、塔姆等等則被劃歸「唯心主義者」的另冊中。這場風暴一直持續到1934年才告平息。在這場風暴中，經典遺傳學備受摧殘。拉馬克主義者這時已經向經典遺傳學提出公開挑戰。雖然人數寥寥，但他們理直氣壯，恩格斯關於在從猿到人的過程中勞動所起的作用的著名論斷——通過食物和活動所獲得的特性是可以遺傳的 ——則是他們的主要理論依據。姑且不論純粹的邏輯推理是否能夠解決自然科學問題，單就純粹的邏輯推理而言，他們沒有注意到，恩格斯未曾以任何嚴格證明了的事實去加強其假說，而且恩格斯的那部作品是在遺傳學作為一門學科出現之前、拉馬克主義被實驗否定之前寫的。所以，即便在邏輯推理方面，他們也是站不住腳的。這批拉馬克主義者當時主要集中在季米裡亞捷夫農學院，所面對的則是幾乎全部蘇聯遺傳學家——以共產主義學院自然科學部為其大本營。
論戰結果，許多遺傳學家被認定在哲學上屬於所謂孟什維克式的唯心主義學派。就是因為這個罪名，那些遺傳學家被調離了共產主義學院，蘇聯實驗遺傳學學派創始人和群體遺傳學奠基人切特維裡科夫則被從莫斯科趕了出去，先被流放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然後被趕到符拉迪米爾。流放中的這位遺傳學一代宗師再也不能從事遺傳學研究，等到1955年平反覆職時，他已是垂垂老矣，什麼都不能做，根本無法重返自己的工作崗位了。1959年他榮獲達爾文特別獎，這是德國自然科學院為紀念達爾文的經典著作《物種起源》出版一百週年而頒發的獎狀。這份殊榮堪稱姍姍來遲——獲獎時他已是奄奄一息，雙目失明。把頒獎的電報向他讀了沒過幾天，他就與世長辭了。
李森科沒有投入1929—1934年的那場混戰。但那場混戰對他卻是至關緊要的——正是從那場混戰中，他看出遺傳學與當局的緊張關係，看出在蘇聯自然科學領域尤其是遺傳學領域進行階級鬥爭的廣闊天地，從而最終選定了「無產階級金棍子」的人生道路。所以，那場混戰的硝煙還未散盡，他就又收羅人馬，披掛上陣了。
新的生物學論戰肇始於1935年6月在敖德薩植物遺傳研究所舉行的農業科學院院外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李森科幫派與瓦維洛夫學派展開了第一次集中的爭論。稍後在李森科和普列津特主編的《春化》雜誌上，發起了對遺傳學和育種學更為尖銳的攻擊，論戰由此逐漸發展為全國規模，而在1936年12月12日至 27日召開的全蘇農業科學院第四屆會議上達到高潮。這次會議成了蘇聯生物學史的一個分水嶺：從此之後，蘇聯生物學的兩大分支學科——遺傳學和農藝學——便分道揚鑣了。李森科所獨霸的農藝學，再也不可能與真正的遺傳學合作，因為真正的遺傳學——經典遺傳學——已經被當成國家政權的敵人，因而成了專政對象!
在1936年12月的全蘇農業科學院第四屆會議上，李森科和普列津特做了範圍廣泛的演說。李森科演說的前幾個部分是關於達爾文主義的一般性宣傳，然後就轉入了對遺傳學的全面聲討。李森科強調，有必要對遺傳學的基本概念進行重新評價。那麼怎樣重新評價呢?李森科宣稱：遺傳是有生命物質的一種普遍的內在特性，因此，它不需要一個位於染色體上的、代代相傳的單獨的遺傳系統。他索性不承認有什麼基因。李森科氣勢如虹，令全世界的科學家瞠目結舌。他對遺傳學連一個真正學術性的反對觀點都提不出來，但這並不妨礙他作出這樣的武斷結論：「細胞的染色體包含一種與一切其他部分相分離的遺傳物質(遺傳型)」，他說，這種理論完全是「遺傳學家捏造出來的」。
最後，李森科說：
細胞學的光輝成就已經給我們對細胞的形態、特別是細胞的認識做出了很多貢獻。我們不僅不否認這一點，而且還充分支持這門科學的發展……但是，我們確實否認這一事實，即遺傳學家，還有細胞學家，將能在顯微鏡下看到基因。使用顯微鏡有可能、也有必要見到細胞、細胞核和個體染色體中的更詳細的情況，但那些都不過是細胞、細胞核和染色體的片斷而已，決不是遺傳學家用基因這個詞所指的什麼東西。遺傳的基礎並不在於某種特別的自體繁殖的物質。遺傳的基礎是細胞，它發展、演化成一個生物體。在細胞裡，不同的細胞器具有不同的意義，但沒有一部分不從屬於進化論的發展。
就這樣，李森科宣判了遺傳學的死刑。至於普列津特在同一會議上的講話，就更是一篇膚淺的空洞的政治宣傳品，更沒有說服力了。
斯大林同志的一聲斷喝，徹底奠定了李森科在蘇聯學術界至高無上的「排頭兵」地位，這聲喝采卻同時把多少真正的科學家徹底拋到了谷底!隨著那一陣陣暴風雨般的掌聲，階級鬥爭的血雨腥風無情地漫捲了整個蘇聯學術界尤其是蘇聯生物學界。
但是，真正的科學家的聲音，強權從來不予置理。1937年春，斯大林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三月全會上發表了《論黨的工作缺點和肅清托派及其他兩面派的措施》的著名演說。由此，對遺傳學的輿論清剿正式升級為一場政治清洗運動。瓦維洛夫完全失勢，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全蘇農業科學院院長等要職已被免去，只剩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這樣一個虛銜，實際上他已經靠邊站了。但這並非李森科—普列津特們的目的，他們的真正目的是要置瓦維洛夫於死地。他們的《春化》雜誌在轉載了斯大林的著名演說後，刊載了李森科最親密的戰友、該雜誌副主編普列津特的一篇大作，把反對「米丘林生物科學」那一派與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政治反對派等同起來。強加給瓦維洛夫的罪名愈來愈可怕：「反動派」、「唯心主義者」、「破壞分子」……一張張標籤貼到瓦維洛夫臉上，而在風聲鶴唳的1937年，誰要是被貼上其中一張標籤，那就連上帝也救不了他。
在強化外部圍攻的同時，李森科們也加緊了內部策反。在強大的政治壓力和名利的誘惑下，瓦維洛夫的許多研究生不得不易幟，研究所因此愈來愈頻繁地發生瓦維洛夫半開玩笑所稱的生物學上的「突變」事件——昨天還在瓦維洛夫指導下認真從事研究工作的年輕人，今天早上一覺醒來便突然宣布，自己是瓦維洛夫學術思想的反對派，要求給他們更換指導老師。不僅如此，為了顯示自己立場堅定，他們還必須附和李森科—普列津特軸心，向敬愛的老師大聲地叫罵。
李森科在莫斯科的一次盛大集會上做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演講——《春化處理是增產的有力措施》。他宣告：「我們年輕的社會主義農業科學正在超過、在有些部門已經超過資產階級科學。」李森科毫不掩飾地強調，他的關於科學領域的階級鬥爭的理論完全適用於農業科學領域尤其是春化問題——關於春化問題的激烈論戰就是科學領域階級鬥爭的典型表現，對春化法持有不同見解的科學家都是階級敵人，即「富農破壞分子」。而這也就意味著，必須動用政權力量、用鐵和血來對付他的批評者。談到這裡，他彷彿是向聽眾呼籲似地說：
同志們：
事實上，由蘇聯現實所創造的春化學說，在相對來說短短的四、五年內，能夠成為一門完整的科學，能夠打退階級敵人的一切進攻(階級敵人現在還為數不少呢)，在這同時，還有許多工作有待我們去做。同志們，富農破壞分子不僅在你們集體農莊的生活中出現。這你們是很清楚的。而且，在科學中他們同樣危險，同樣是我們的不共戴天的敵人。在和某些所謂的科學家的各種爭論中，為了保衛春化學說，為了把這一學說確立起來，我們流了多少血；在實踐中，我們還不得不承受不少打擊。
請告訴我，同志們，在春化戰線上難道就沒有階級鬥爭了嗎?在集體農莊裡，富農和他們的教唆者(不光是他們，包括一切階級敵人)都對著農民的耳朵吹冷風：「別搞什麼浸種了。會糟蹋種子的。」他們就是這樣騙人的，不管是在科學領域裡面還是外面，他們不去幫助集體莊員，而去從事破壞勾當。階級敵人就是階級敵人，不管他是不是科學家。
令人毛骨悚然的一派胡言，講到這裡突然被打斷——打斷這派胡言的不是別人，恰恰是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激動地從座位上站起來，大聲說：
「好極了!李森科同志，好極了!」
斯大林同志邊說邊鼓起掌來。暴風雨般的掌聲隨之席捲整個會場。
斯大林同志的一聲斷喝，徹底奠定了李森科在蘇聯學術界至高無上的「排頭兵」地位。這聲斷喝卻同時把多少真正的科學家——即李森科在演講中所痛斥的 「科學領域裡面」的「富農破壞分子」——徹底拋到了谷底。隨著那一陣陣暴風雨般的掌聲，階級鬥爭的血雨腥風果然無情地席捲了整個蘇聯學術界——比上世紀 20年代末科學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進攻」氣勢更為壯觀的學術界的新的政治鎮壓狂潮從天而降，成千上萬無辜的蘇聯科學家身陷囹圄甚至死於非命。
對科學領域裡的「富農破壞分子」的無情鎮壓，嚴重摧殘了蘇聯的國力，直接威脅到蘇聯的生存——在上世紀整個30年代，蘇聯在科學上的發現和在技術上的突破寥寥可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