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學學報（英文版）編輯部主任張月紅投書英國《自然》雜誌稱，「中國某期刊發現31%的投稿存在抄襲」。張月紅此番爆料引發有關中國學術道德和學術成果考核制度等重大問題的熱議。下面是自由亞洲電臺記者楊家岱的採訪報導。
張月紅投書英國《自然》雜誌一事曝光後，有人讚揚她「勇氣可嘉、直面中國學術界的現實困境」，但中國「科學網」上已有20多篇學者的博客和幾百條網友評論對她表示不滿。究竟應當如何看待張月紅投書英國《自然》雜誌一事，學術界自有公論，但有一點似乎無可否認：中國學術界存在抄襲問題，可能還比較嚴重。
旅美學者謝選駿表示，抄襲戕害了一個民族的創新精神，具有破壞性。 他說，要克服抄襲問題，學人必須首先在觀念上與國際接軌：
「首先是破壞一個社會的創造能力，因為確實影響中國社會的創新能力了，所以中國人不重視創造力和這個有關係。現在中國就缺乏創造力嘛。這個盜版危害性很嚴重，它破壞社會的創新能力。要解決這個問題呢，中國現在社會中就只有國際化，根據國際上的標準來，不要自己搞一套說這是我中國的標準。在國際上算是盜版，到我這兒不算盜版。這樣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謝選駿從政治制度和產權觀念等角度分析了抄襲現象的根源：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外行領導內行的這個制度造成的。由於各個學術單位、大學基本上都是外行在領導內行。黨委書記一般都是外行。他不太懂業務。校長和行政官員、最高行政官員也不是學術上最頂尖的。這麼以來就是人事權力遠遠大於學術的權力。很多發表論文的時候他是看關係來發表的。他不是看學術的質量來發表，這是一個最近的原因。比較遠的原因就是跟中國在這方面不夠現代化有關係。因為在古代它不是很講究這個版權和專利權的，私有觀念沒有那麼發達嘛。一個話叫做‘千古文章一大抄’ 。它是允許做一些抄襲的。但現在在西方私有觀念發展得比較深入了，所以它禁止這種東西。它是認為這種所謂抄襲現象破壞社會的技術中心和學術中心的，所以它加以禁止，用法律加以禁止。在美國、在國際上你這個抄襲法律上有規定。碰到這個線就是犯法了，人家就可以告你。在中國沒有這種制度，觀念也不深入人心。你比方我聽人說耐克的鞋它勾（形）的那個標誌幾百萬美元。就這麼打一個勾（形）這個設計權幾百萬美元。在中國好像你打個勾有什麼了不起呀，我也會打。別人發明出來以後，他就說風涼話了，我也會。你這個書，你這個思想有什麼了不起，我也會。是啊，人家說出來了以後，發明以後你也會，你是剽竊！」
美中科技文化交流協會會長謝家葉博士不約而同地指出，外行領導內行現象違背了學術科研的客觀規律，八股文的寫作傳統削弱了中國人的求新意識：
「在管理科學研究方面還是有些外行領導內行的這種現象。科學我們應該讓它按照科學發展的規律去發展。創新也不是你成天放在嘴巴上你就創新得出來的。這個東西不能搞大躍進。你像美國人從來不在嘴巴上面大叫大喊，他不是創造了很多出來了嗎？創新要做出來的，不是叫出來的。也不是由很多行政官員為了政績他就成天在那兒（喊）創新創新。你這麼越創越麻煩了。我打個不恰當的比喻吧，就跟大躍進一樣，你上面拚命拚命叫，我們要怎麼樣，下面就虛報產量上來了。大段大段地剽竊原作者的觀點。原作者的觀點他可能是一個比較新的觀點。但是我就全部把它照搬過來放到我的論文裡面，那麼就算是我的觀點，或者是我的發明、我的創造。古時候因為沒有這個規定，也沒有抄襲這個概念。八股文你弄過來，我弄過去，相同的無所謂。古時候也沒有什麼法律職責，也沒有什麼社會制度，也沒有這種學術制度。所以就無所謂。毛主席是因為沒人敢講他，他抄很多唐詩，比如說‘雄雞一唱天下白’人家唐詩裡面是‘一唱雄雞天下白’。就把兩個字倒一下序就變成自己的了。但誰敢說他呢？」
中國當下有一個響亮的口號：建設創新型社會。謝家葉表示，這口號是好的，但是片面要求創新、以能否在一流刊物發表文章作為衡量學術成果的最高標準，有時失之偏頗：
「片面地要求出文章。片面地要求創新作為考核成績，你一定要在一流雜誌上面要發表多少文章、二流雜誌上面要發表多少文章，但是有時候可能在這段時間沒有學術成績了，但不代表你下一個時段裡就沒有學術成績了。有時候也不能完全以這個來定標準。想到這個情況也聯想到在《科學》雜誌上不久前發表的另外一個文章。清華的施一公和北大饒毅教授，兩位都是很有名的教授，一個是清華生命科學院的院長；一個是北大生命科學院的院長。他們也發表了文章批評中國的科研製度，也講到了片面地要求創新。然後在科學資金的資源分配上面也存在著問題。有很多人可能成天做不下去，因為他必須要跑來跑去去拉錢。」
據報導，美國科學院院士薩佩在給張月紅的電子郵件中表示，「目前的爭議對中國科學的長遠發展是一件好事」，他呼籲中國關注學術腐敗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