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經濟遭遇的「兩難」日益增多，對調結構的關注在2010年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雖然調結構早已成了政策文件的常用詞，亦是經濟學家的口頭禪，但要化為實際的戰略，仍然征途漫漫。過去十年GDP增長結構的不斷惡化，足以說明調結構的難度之高，困難之大。要知道，2009年投資佔GDP之比已經達驚人的67%，而在2000年，這一比例還只是37%(3.3萬億/8.9萬億)，可當時就已有經濟學家認為這一比例偏高。
現實就是如此，縱使今年上半年各方漸漸達成「調結構比保八更重要」的共識，但是投資佔GDP之比依然維持在了66%(11.4萬億/17.3萬億)的水平上。
尤其是，在新一輪經濟增長上升週期，固定資產投資的平均增速維持在25%左右，其中某些月份高達40%以上，2009年這一增速已攀升至30%。鑒於這麼多年來投資始終佔據了經濟增長的大頭的現實，要想扭轉畸形的增長結構，注定將是一場勇氣和智慧必須完美結合的攻堅戰。
何以大家明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難以為繼，近幾年遭遇前所未有的口誅筆伐，但是這一模式卻仍然還在不斷加固？依筆者看，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資源過於集中在政府和國企手上，使得民間資金和消費需求總是難以啟動。這是分稅制弊端逐漸暴露的必然結果。2000年之後，雖然中國的財政收入取得了暴發性增長，但是這些收入基本都是集中在了中央財政。居民收入雖然也有兩三倍的增長，但是由於社保體系不健全，住房、醫療、教育等價格快速攀升，消費需求啟動從來都是不現實的。而民營資本的生存環境十分艱難，民營資本所遭遇的生存環境大致可以總結為：掙錢的不准做，准做的難掙錢。
雖然早在2005年就已經通過了「非公36條」，但這一政策執行效果不佳。直到近期，國務院不得不在2005年的基礎上，再次出臺了新的鼓勵民資發展的36條意見。如此一來，中央財政的多數資金和大面積的優質項目，被「中字頭」和「國字頭」的企業收入囊中。可以說，正是在向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的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過程中，過去這些年我們取得了經濟高速增長的驕人業績。
再者，銀行系統在當下的大環境下，總是傾向於對有政府背景的企業和個人發放貸款，這就使得每年少則兩三萬億、多則近十億的銀行新增貸款，大部分被與政府關係密切的群體獲得。我們常常看到的現象是，有些地方官員以政府信譽和財政作為擔保，銀行動輒為企業安排數千萬、甚至數十億的信貸支持。
而過去的十年，恰是中國銀行資產快速膨脹，貨幣泡沫不斷孳生的時期。為了儘可能地保證存貸比不至於失衡，尋找「優質客戶」的最便捷方式，還是非有政府擔保的企業莫屬。巧合的是，房地產在這十年中逐漸演化為各省市的經濟支柱，地方政府因此成了房地產泡沫膨脹過程中最大的受益群體之一。於是，固定資產投資不斷堆積的一個重要表象是，房地產開發投資和房地產信貸規模的屢破記錄。
最後，雖然一再被詬病，可在多種條件的制約下，目前的政績考核體系，還是以GDP為第一目標，地方政府面對所謂的科學發展和眼前利益的選擇，總割捨不了一些低水平的重複建設。最明顯的例證是，在2008年底中央政府啟動4億經濟刺激計畫之後，各個地方不斷上項目的速度達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某省在今年初所拋出的兩年12萬億投資，算是對這一怪相的最新註解。這就使得行政調控在地方政府的利益調控面前成了花拳繡腿。之所以2004年之後的歷次房地產調控幾乎都半途而廢，其根源亦在此。因為，離開了地方政府對政策的配合，再嚴厲的宏觀調控也難免「空調」的結果。
整體來看，在工業化進程處於中間階段、城市化必須加快步伐的基本背景下，追求經濟增長本無可厚非。但是，在超高房價已成工業化和城市化最大攔路虎，投資佔GDP之比已經接近70%的情況下，如果還是繼續以信貸和投資雙堆積來維持經濟增長，那只會讓中國經濟距離健康平穩的發展道路越來越遠。
回到短期來看，在經濟增長新引擎尚未出現、房地產調控前景不明朗的時候，為了避免宏觀經濟「硬著陸」，提高投資效率，就成為改善經濟增長質量的關鍵，也是促使投資增速趨於合理的較為理想的選擇。如何在制度層面，改變投資主體，鼓勵和支持民間投融資發展，當是接下來必須認真考慮的問題。
雖然鼓勵民營投資的新36條已細化到了各部委的具體實施辦法，但這一政策會否避免2005年的結果，真正激發其民間投資的熱情，特別是真正啟動民間資金進入實體經濟和製造業，尚有待觀察。無論如何，這些資金長期以熱錢形式存在，於國於民，都是害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