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畫家繪《千秋絕艷圖》。該圖描繪了薛濤、王昭君、楊貴妃等70位有影響的古代女性。畫中女子姿態生動服飾艷麗。
精緻華美的薛濤箋，被歷代成都人仿製不衰；傳說中的薛濤取水制箋的薛濤井，成為風雅人士的懷古勝跡。薛濤井在文人的描寫中，甚至被神化了。薛濤箋已經成為蜀紙的一個符號，承載著成都紙業的輝煌與榮耀；薛濤箋作為一份寶貴的民族文化遺產，千載流芳。
藍紙的花紋 像流雲
「胸中多少英雄淚，撒上雲藍紙不知。」這是袁枚《隨園詩話》中的一句。所謂「雲藍」，是一種染色紙。蘇易簡《文房四譜》記載：「唐段成式在九江，出意造紙，名雲藍紙，以贈溫飛卿。」造雲藍紙的方法，就是採用薛濤首創的塗刷染色工藝，即抄紙時將藍色染料塗刷紙面，形成流動的雲狀，故名雲藍紙。據《說文錄》記載：「段文昌鎮成都，子成式好獵，」段文昌深感憂慮。薛濤得知後，寫了一首《贈段校書》詩：「公子翩翩說校書，玉弓金勒紫綃裾。玄成(漢代丞相韋玄成)莫便驕名譽，文采風流定不知。」因段成式以父蔭為校書郎，所以薛濤直接稱段成式為段校書，詩中引漢代韋玄成以父親韋賢為榜樣，博通經典，官至丞相這一典故，隱喻嘉勉段成式。薛濤辭世，就是段文昌撰寫的墓誌，可見薛濤與段氏父子的交情頗深。由此還可以推測段成式的雲藍紙染色方式，很可能就是直接從薛濤處學來的。
霞光箋價值連城
精緻華美的薛濤箋，歷代仿製不衰。最為靡麗的仿薛濤箋大概要數五代時期的霞光箋。宋人尤袤《全唐詩話》記載：「(前蜀)王衍與徐後(花蕊夫人)游大慈寺，見壁門題云：‘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王衍問寺僧，這是誰寫的？僧回答：金堂縣令張蠙。由此，張蠙得到王衍的賞識。費著《箋紙譜》記載：王衍還「賜張蠙霞光箋五百幅。」王衍一次就賜給下屬「價重連城璧」霞光箋500幅，可見蜀王宮的霞光箋儲存量之多，這說明當時成都造紙業之興盛和文化經濟之繁榮。霞光箋也採用薛濤制箋法，用胭脂「潑成紙上猩猩色」。前蜀宰相韋莊《乞彩箋歌》這樣稱讚仿薛濤箋即霞光箋：「浣花溪上如花客，綠暗紅藏人不識。留得溪頭瑟瑟波，潑成紙上猩猩色。手把金刀擘彩雲，有時剪破秋天碧。不使紅霓段段飛，一時驅上丹霞壁……人間無處買煙霞，須知得自神仙手。也知價重連城璧，一紙萬金猶不惜。薛濤昨夜夢中來，殷殷勸向君邊覓。」詩中最後一句暗示，希望蜀主王衍也能將霞光箋賞賜給自己。
霞光箋在宋代又叫雲霞箋。司馬光《蜀箋二軸獻太傅同年葉兄》云：「西來萬里浣花箋，舒捲雲霞照手鮮。書笥久藏無可稱，願將詩客助新篇。」
甘泉井改稱薛濤井
宋末元初，著名的仿薛濤箋大概是彤霞箋。然而，戰馬揚起的塵埃卻遮蔽了彤霞箋的光輝，成都造紙業從元代開始衰落，失去了傲視群雄的風采，唯有仿薛濤箋在風雨飄搖的歲月，時隱時現地閃爍著微弱而迷人的光亮。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第十一子蜀獻王朱椿一到成都，就迫不及待地效仿薛濤造花箋，可惜浣花溪頭的百花潭已經淤積，不適宜造紙了。「浣花何處薛濤箋，汲井烹泉亦惘然。」這是後來清代四川詩人張問陶《詠薛濤酒》中懷古思幽的感慨。清人鄭日奎也同樣傷感：「載酒難尋揚子(揚雄)宅，題詩空憶薛濤箋。更莫臨風懷往事，一城煙雨正淒然。」不過，久仰薛濤箋又喜歡風雅的朱椿並非如此感傷。他將造箋地點改在東郊玉女津，取甘泉井水，沿襲薛濤之法，製成的箋紙依舊冠名薛濤箋，玉女津旁的甘泉井則改稱薛濤井。可能朱椿也沒有想到，大約過了150年，也就是明朝嘉靖二十年(1542年)修纂的《四川總志》卻說：「薛濤井在錦水之南濱，女校書薛濤以水制箋，故名。」就這樣誤把玉女津當成薛濤制箋故址。
蜀王府年年用它進貢
薛濤制箋的遺蹟從西郊浣花溪位移到東郊玉女津後，薛濤井也就成了人們思古之幽情的勝跡，甚至將其神化。方培荀《聽雨樓隨筆》說：「明時蜀王猶取其井水造箋，入者異於常品。」陶澍《蜀輶(yoú)日記》亦云：「明代蜀王府每年以三月三日，汲水造箋二十四幅，以十六幅進御(進貢)，顏色鮮麗。」何宇度《益部談資》稱：薛濤井由士卒守之，「每年定期命匠製紙，用以為入貢表疏，市無貿者。」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明人包汝楫在《南中紀聞》中說：「薛濤井在成都府，每年三月三日，井水浮溢，郡攜佳紙向水面拂過，輒作嬌紅色，鮮灼可愛，但止得十二紙；遇年閏，則十三紙。以後遂絕無顏色矣。」之所以會產生如此神奇的傳說，也許清人陳矩的《薛濤井懷古》道出了其中真諦：「無波古井因濤重，有色遺箋舉世珍。」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舉人、成都人向日升《賦成都景物》曰：「好購鸞箋臨薛井，暫沽郫釀泛酴醿(酒)。」說明清初又興起仿薛濤箋。清末民初，仿製者的熱情不亞於被朱元璋呼為蜀秀才的朱椿，而且雕版水印之精緻，令人讚嘆。遺憾的是「文革」期間，又不見薛濤箋的蹤影。上世紀末，在一些文人雅士的倡議和有關部門的努力下，薛濤箋作為一份寶貴的民族文化遺產，再度出現在望江樓公園。這既是一種文化商品，供遊人品鑒；更是蜀紙的一個符號，宣示著成都紙業昔日的輝煌與榮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