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許多地方流行過一首顯然是由成年人代作的「童謠」：
炮轟爸爸，火燒媽媽，全家改組，我來當家。
這首戲謔性的童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當時家庭關係普遍受到這場「大革命」衝擊的現實。不過，真正的現實遠比這簡單的童謠所能反映出來的情況更加嚴峻，更加殘酷。
「第一家庭」破裂的典型意義
1966年的最後一天，首都紅衛兵著名組織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井岡山》報出版了一期不同尋常的專刊：全文刊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女兒劉濤批判父親的大字報《造劉少奇的反，跟著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我的初步檢查》。這篇文章誠懇地表示要同父親劉少奇、同家庭劃清界限，堅決站到毛主席一邊，站到革命群眾一邊，站到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文中詳細揭發了父親劉少奇和繼母王光美在文革中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些「黑指示」。
劉濤在大字報中寫道：「我問我父親：‘你執行錯誤路線決不是什麼偶然的，一定有根源，你以前還犯過什麼錯誤？’王光美在旁邊聽了後氣得直發抖，哭著對我控訴了一番，說我沒良心，想保自己，是個人主義，你也觸及觸及自己的靈魂，這個家你也可以不回了，說我老逼我父親。又說‘你父親是中央的，有些事情不能跟你講，你老逼他。’說‘你欺負我欺負得太堪了。’說她以前對我又是怎麼好。當時給我壓力很大。父親也在旁邊說：要是你覺得這個家妨礙你的話，你也可以不回家了，如果經濟上不獨立，可以給你點錢。由於自己沒有真正地站到毛主席一邊，沒有真正與家庭劃清界限，壓力很大，就軟下來了，於是王光美就抱著我哭了一通。自己也就‘保’爸了……八月初，我聽妹妹講，爸爸說我不牢靠。我想，我真正地做了家裡的叛徒，這表明我是真正地站到毛主席這一邊，可是實際上並沒有這麼做，我一直是搖擺不定的。……劉少奇說：‘你記錄我的講話，又要拿到外面去公布。’對此他也非常不滿意。他還用組織紀律來壓我說：‘中南海就有中南海的紀律，從這裡知道的事情就不得向外講，否則，就不要住中南海。’我想，不住中南海就不住中南海，斷絕家庭關係就斷絕家庭關係，有什麼了不起的。我的家庭不要我，黨和人民要我！」
劉少奇的女兒與他「劃清界限」，劉少奇向女兒宣布「你也可以不回家了」，特別是這張大字報的公開發表，都表明瞭中國國家元首這個「第一家庭」在文革風暴中的悲劇性破裂。這一事件典型地宣告：具有數千年歷史的中國傳統家庭關係，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史無前例的破壞。
家庭關係也可以成為罪名
「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人有罪株連九族」，這都是被民主革命結束了的皇權專制時代的產物，然而，在「新社會」卻並沒有「一去不復返」，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還得到了「發揚光大」。眾所周知，在文革初期，以「紅五類」自詡的一些高級幹部子女提出了「血統論」，公開宣揚「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類明顯反動的論調卻披著「最革命」的外衣而一度甚囂塵上。甚至在這個論調已被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總結報告裡嚴厲批判為「反動的血統論」後，仍然在社會上流行不衰，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的相當一段時間裏，許多地方無論是在辯論會還是批判會上發言，上臺後都得首先自報家庭出身，若是出身「不好」，多半就會被轟下臺去，根本就沒有發言權。後來知識青年下鄉，許多學生意外發現，一些農村竟把地主、富農子女乾脆就視為地主、富農，當作「黑五類」實行「群眾專政」。
著名學者馮友蘭之女、作家宗璞在《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一文中回憶了當時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召開的一次批鬥會。何其芳、俞平伯、余冠英等「黑幫」被先後揪上臺示眾後，大會主持者點到了她的名字。她被迫上臺，按例要站到廣播話筒前自報「罪名」，但她不知自己該報什麼罪名，就報了個當時流行的可以囊括一切罪名的「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但大會主持者卻不以為然，叫她看看給她戴的紙糊「高帽子」上寫的什麼罪名，她取下來一看，才知道給自己定的罪名是「馮友蘭的女兒」。她回憶說：「我積極地自加形容詞：‘反動學術權威馮友蘭的女兒。’台下不再嚷叫。這女兒的身份原來比三反分子更重要。」（《宗璞散文選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81頁）
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童書業的女兒童教英回憶，她父親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和「反共老手」，由於她與父親同處一系，她的壓力也很大，承受含沙射影的辱罵已是家常便飯，更難應付的是人們逼她揭發父親。「當時我對父親的過去並不瞭解，對他的學術也沒有反動印象，反倒是他逼我學馬列主義的印象很深，所以我寫的大字報在一些人看來是矇混過關。……為此，我承受了許多大字報，連我身體虛弱也成了污罵對象。同寢室人甚至將墨汁潑到我的被褥、蚊帳上……」後來，她回到家裡，童書業為了不讓女兒因寫不出揭發自己的大字報而遭受打擊，竟提出要代女兒起草批判自己的大字報！童教英回憶及此，無限感慨地說：「父親對我的關愛我永誌難忘。但父親直到此時還那麼天真，卻使原本天真的我也深感驚訝。」（童教英《在煉獄中升華──我的父親童書業》，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10月版306─307頁）後世的人們，恐怕再難以想到，在史無前例的文革歲月中，一個父親對女兒的關愛，竟要以代替女兒寫批判自己的大字報來體現！
父母成了批鬥對象，可以成為子女的罪名，丈夫成了批鬥對象，就更是妻子不容置疑的罪名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般被揪出打倒的「黑幫」、「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等人，其妻子不管是否「當權派」或有無所謂的「罪行」，通常都會被加上個「臭婆娘」、「臭妖婆」之類罪名，這幾乎成了慣例。這是特有的「家庭關係罪」。
「組織」的逼迫與「中央」的鼓勵
讀李南央的《我有這樣一個母親》，就可以明白，思想左傾的「革命者」們往往是把家庭觀念視為「舊意識」來加以破壞和與之決裂的。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對傳統家庭關係的破壞更成為「史無前例」的「革命行動」，形成一種「時代潮流」。在這裡面，有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來自「組織」的逼迫和來自中共中央高層領導的鼓勵。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子女與父母發生衝突，甚至其中一方宣布與另一方「斷絕關係」的事件，各地都多有發生。在一般民眾中，普遍是因為父母有著「反右派」運動的經驗教訓，不願看到子女重蹈當年「右派份子」因響應號召而陷入「陽謀」的覆轍，竭力阻止子女向領導幹部造反；年輕的子女則大多自以為真理在胸，「紅寶書」在手，堅決到大風大浪中幹革命；再加上一些單位的領導人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或穩定局勢，阻止群眾起來造反，通常都會打「家庭關係」這張牌，向家長施加壓力，甚至以扣工資、停職或開除之類手法來逼迫家長讓子女就範。
筆者手裡有兩封1966年底（即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印成傳單的「家信」，一封是由清華大學東方紅南下串連隊油印的，署名「抗大路半工半讀民辦中學 兒忠黨」的寫給父母的《一封家信》（輾轉翻印後的日期是1966年10月20日），一封是北京鐵道學院赴渝革命戰鬥組油印的，未署名的寫給媽媽的《一封革命家信》（落款時間是1966年11月5日下午）。前一封信中對父母說：「昨天你們到學校來，說學校把我們定成反革命，參加了反革命右派組織，干了反黨的勾當，你們勸我洗手不幹，不要忘本。爸爸媽媽，你們知道我心裏是多麼難受啊！我忍著快掉下來的眼淚，千言萬語，但是嗓子哽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你們一怒之下說：‘你今後別再回我家了！’」「現在我理解你們的心情，何況兒真是反革命，是右派，不要說斷絕關係，就是把兒打死也是應該的。」「兒反覆的學習十六條，覺得兒沒有做錯。我給壞蛋貼了大字報，使他們慌了，就到家裡造謠言，……他們使用手法，使你們把我們趕出了家門，他們的造謠使好多同學和家裡斷絕了關係。他們使用手法，把我們同學家長的工資扣掉，甚至開除公職……」另一封家信中寫道：「今天是星期六，因我有事不回家。我知道我回了家就不能再回校參加文化大革命了，所以我不回家，堅決不回家。現在，我身上一分錢、一兩糧也沒有，但我寧願在學校挨餓也可以，我堅決聽毛主席的話：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希你不要到學校來找我，如你來找我，我是不會接見你的。你（若）支持我校文化大革命，支持我的革命行動，就請把錢和糧寄到學校來，就不要到學校來叫我參加‘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引者註：「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是當時重慶的「官辦」保守派組織，由市委號召「紅五類」家長動員子女參加），不然，你就是阻攔我校文化大革命，就是運動的絆腳石。」
在子女向父母造反的行動中，更為典型的是一個未成年人的故事：1966年10月6日「全國在京革命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上，來自江蘇揚州的13歲（初中一年級）紅衛兵郭蘇揚被安排上臺發言，對她父母作了控訴、批判，她父親是揚州市委監察委員，由於她站在反對地委「走資派」的立場上，父親就對她進行「審訊」，說她是「右派」、「反革命」，「充當了右派的急先鋒」，她與父親辯論，堅決不承認是反黨，父親氣得打了她兩巴掌，但她一直昂著頭，父親又用杈棍打她，她就跑了出來。第二天，她母親又把她從學校拉回家裡，「他們用脫離父女關係威脅我，用沒吃沒穿嚇唬我，用人情母愛軟化我，並強行把我關在家裡三天。」她慷慨激昂地說：「什麼‘脫離關係’，什麼‘永遠不要回來’，什麼爹娘，什麼人情，都攔不住我！爹親娘親沒有毛主席親！沒有黨，沒有毛主席，哪有勞動人民的今天！」（揚州東方紅農業大學革命委員會政治部《東方紅戰報》1967年10月6日第94期第2版）
據當年小報報導，郭蘇揚講話後，周恩來與她握手說：「好！很有希望。」「勇敢些，戰鬥！」江青問郭的父親是什麼時候參加革命的，郭答是1943年；江青又問是幹什麼的，郭答是打游擊的，江青說：「不要怕，游擊隊員怕什麼！」（紅衛兵南京大專院校司令部政治部《紅衛兵報》第九號第4版，1966年12月22日出版）康生在1966年11月15日夜（率中共代表團參加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五大」和勞動黨建黨二十五週年慶祝活動後返回北京途中）在烏魯木齊接見新疆大學革命造反團同學時的講話中，也特地講到郭蘇揚那次大會發言的事，康生說：「她講得好，她跟她父親母親鬥爭。我就問她：‘你兄弟姐妹幾個？’她說：‘四個。’我問：‘你是老幾？’她說：‘老二。’我說：‘你父親是不是只喜歡老大、老四，不喜歡你？’她說：‘不是。我們觀點不同。’」康生說到這裡，和聽眾一起笑了。康生又說：「她父親是揚州市的監委。她反對地委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她父親壓制她革命，她對她父親說：‘你過去革命我就贊成你，你不革命，我就反對。’13歲的孩子懂得這個道理。她說：‘我們觀點不同。’我說：‘好！’她把毛主席紀念章給我戴上了。我就戴著去阿爾巴尼亞串連。」（新疆大學革命造反團《革命造反報》記者記錄整理，1966年11月16日；新疆大學革命造反團宣傳部印，1966年11月17日。油印傳單）
在首都北京舉行的全國性公眾集會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首長們如此熱情鼓勵、讚賞一個未成年的小女孩向父親造反，這在全國引起的惡劣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因為上至中共中央下至基層「組織」都在要求和鼓勵這樣的「劃清界限」，所以整個社會都被動員起來，許多並非領導或並不代表「組織」的人也自覺主動參與其中。學者艾曉明回憶，她父親艾仁寬（中學英語教師）被學校當作「現行反革命加歷史反革命」宣布「打倒」後，父親教課的高一一班兩個學生（其中一個是班幹部）就在食堂門口叫住她（她當時還只是小學六年級學生）：「艾曉明！你爸爸是反革命！你是少先隊員，要聽毛主席的話，要寫大字報揭發艾仁寬，和他劃清界限。」艾曉明不得不寫了大字報。（艾曉明《血統──一個黑五類子女的文革記憶》，廣州：花城出版社1994年4月第一版26─27頁）
1967年7、8、9月，毛澤東乘坐一般群眾不得接近的專列，通過沿途招見各地領導人聽取匯報的方式「視察」了大江南北一些地方。10月7日，中共中央將《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發往各地，要求「組織群眾認真學習。深刻領會」。毛澤東在這些「光輝指示」中以讚賞的口氣談到許多家庭的分裂：「過去一家人並到一塊，說閒話的時候多。現在不是，到一塊就是辯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父子之間、兄弟姐妹之間、夫妻之間，連十幾歲娃娃和老太太，都參加了辯論。」在毛澤東這幾句輕描淡寫的話背後，不知有多少父子反目、夫妻離異、兄弟鬥毆、親屬各自為著莫名其妙的「毛主席革命路線」而參加到勢不兩立的派別中，甚至兵戎相見……
1968年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並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中共中央辦公廳要求劉少奇的子女學習後向中央作出表態，劉少奇的女兒劉濤就向毛澤東寫了表示擁護中央決定的信，表示要進一步和家庭劃清界限，跟著毛主席幹革命。毛澤東對此作了批示，稱之為「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間的一部分（簡稱‘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們與其家庭有所區別。」這個批示通過《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於對敵鬥爭中應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發往全國（張絳著《劉少奇一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版273頁），從此「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成為稱呼「家庭出身不好」而願意與家庭「劃清界限」的子女們的專有名稱。
這一專有名稱的出現，也表明瞭毛澤東和「無產階級司令部」對破壞舊有家庭關係毫不留情的鮮明態度。這個名稱出現之後，不知又有多少遭受打擊迫害的家庭的子女為了擺脫「狗崽子」、「反動家庭孝子賢孫」之類惡名，得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稱號，而被迫作出了與家庭決裂的舉動！
與被批判的親人「劃清界限」成為時尚
1967年，當北京王府井大街和天安門觀禮臺貼出批判作家、長篇小說《青春之歌》作者楊沫的大字報時，她的兒子小波不但沒有幫助和安慰媽媽，反而對蒙冤受屈的母親充滿憤恨，並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場」，要去越南參加「援越抗美」戰鬥，帶領一些同學抄了自己的家。小波（老鬼）在自傳體紀實小說《血色黃昏》中如實寫下了自己當時的心情：「我恨你寫的那部溫情脈脈的書，噁心八叉，使我面無光採」。「我決心和父母決裂，投身世界革命。光天化日之下，用斧頭劈開母親的嵌有精緻雕紋的大衣櫃，搶走了300多塊錢作為抗美援越的經費。」「為從容撤退，上火車前不被發現，還親手把兩個姐姐捆起來，像綁美國鬼子一樣，勒得她們痛苦哀叫。姐姐的哭泣沒有軟化我的鬥志，兩隻臭襪子塞進了她們的嘴。」作兒子的還在牆上、門上、地上、寫字檯上刷寫了許多大標語：「楊沫必須低頭認罪１」「徹底批判大毒草《青春之歌》！」「打倒臭文人楊沫！」「紅衛兵萬歲！」……「可惜時間太倉促，來不及把這個散發著資產階級霉味的家砸個稀巴爛。」（老鬼《血色黃昏》，中國讀書網http://www.cnread.net）楊沫在《風雨十年家國事──〈自白──我的日記〉》中記載了這件事（朱明雄編《傳記文學選2》，江蘇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版163─165頁）。楊沫寫道：「那天好危險！我如果在家也會被他們反捆起來，口中再塞滿破布，有病的心臟，不就很快窒息了嗎？所以。我還得慶幸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為這麼個中了邪魔的兒子，為幾個錢，我才不真生氣呢。」
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自殺後，其妻董邊也被打成婦聯機關的走資派。他們的兩個女兒多年後回憶說：「‘文革’最初的幾年，我們很難理解家裡發生的一切，當我們得知父母犯的是反黨反毛主席的錯誤時，驚駭、怨恨、困惑時刻籠罩著我們。媽媽在我們的眼裡失去了往日的威嚴，我們經常用異樣的神情和口氣對待她，甚至不再喚她‘媽媽’。」直到兩姐妹下放農村，經歷了沉到社會最底層的人生磨練，從革命的狂熱中冷靜下來，在與母親「劃清界限」五六年之後的1972年，她們去河北衡水探望在干校的母親，「自‘文革’以來深埋在心底的結怨，湧動成交集的百感，我們緊緊盯著媽媽，不知如何開口。‘小英，二英，你們來啦。’是媽媽先招呼了我們。‘媽媽！’我們扑了上去，瞬間，隔在母女間的冰層一下子溶化了……」（曾立、曾自《我們的媽媽董邊》，《炎黃春秋》1999年12期）
在作家陳白塵的女兒陳虹整理的陳白塵文革日記中，1966年10月13日的日記中記載了他在北京得知南京家中的女兒陳虹批判母親金玲的事：「收玲信，虹兒對她批判，壓力極大，她又揭發不出我的罪行，很痛苦。我們這兒四壁都貼有各人子女寫的大字報，這是大勢所趨，不得不然。」（《牛棚日記》，三聯書店1995年版11頁）「四壁都有各人子女寫的大字報」，可見當時子女與父母「劃清界限」之舉真成了一種「時代潮流」。
作家嚴文井回憶：「我的女兒們也‘造’了我的‘反’。‘運動’開始不久，就聯名給我貼了一張‘大字報’，揭發我的修正主義罪狀，其中有兩條：養花和養貓。」一天，他從關押地回家，看到「方桌上一張大紙條，上面寫著：‘修正主義老爺，我把你的貓都送走了。’下面沒有署名，可是一看就明白，這是一個女兒的新的‘造反’行動。」（嚴文井《我相信……》，載《東方紀事》1989年第2期）
這類幼稚的「劃清界限」行動，還有的是不給父母做事了。艾曉明回憶她父親被揪出來的第二天，她下樓去食堂買飯時，兩個學生叫住她說：艾仁寬來了，你跟他說，不跟他買飯了。這時他爸正被兩個學生押著走過來，她只好用爸聽得見的聲音說：艾仁寬，我不跟你買飯了。（艾曉明《血統──一個黑五類子女的文革記憶》52頁）學者劉自立也回憶，他父親劉克林（中宣部國際處幹部，「九評」寫作組成員，文革初期自殺）被批判時，「小妹本來給他從食堂買飯，以後為‘劃清界限’也拒絕買飯了。」（（燕凌、童式一、穆廣仁、宋**編著《紅岩兒女·第三部（1949年以後）──一生都在波濤中》下，自印書第500頁）看來，「不幫忙到食堂買飯」也成了孩子們與父母「劃清界限」的一個重要表現。
巴金在《懷念蕭珊》一文中回憶，妻子蕭珊1972年去世之前，他到醫院去看望她。「我後悔當初不該寫小說，更不該生兒育女。我還記得前兩年在痛苦難熬的時候她對我說：‘孩子們說爸爸做了壞事，害了我們大家。’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沒有出聲，我把淚水全吞在肚裡。」（《隨想錄》，三聯書店1987年版24頁）
著名學者吳宓，文革中在西南師範學院被打成「反動權威」、「反革命」，飽受折磨，在1969年5月9日的批鬥大會上。吳宓被左右兩邊揪他的人抓著快跑中突然惡意放手，致使他栽倒在食堂的磚地上，扭折了左腿。1971年5月4日，他拖著病殘之身，被學校「派遣」到梁平縣鄉間，住在公路旁的工棚中。這年6月他的右眼又因白內障全瞎了。就在這樣孤苦無助的境況中，他於1972年5月寫給亡妻老家親戚的一封信中欲哭無淚地訴說：「宓有三女，皆不通音問。長女且公開宣布‘和宓斷絕父女關係’（是1971年6月的事）……」（《吳宓先生給鄒名璋□的信》，《紅岩》文學雙月刊1998年第四期）
「劃清界限」有時是很無奈的。著名學者童書業之女童教英回憶了這樣一件淒愴的往事：一天晚上，在大學校園裡文史樓和家屬宿舍之間的一片小樹林前召開了批判會，「這小樹林小到只有二十幾行樹，卻是校區到家屬區的必由之路，走的人多了，小樹林間小路縱橫。我已不記得那天晚上排成一排挨斗的是哪些人了，只是看到瘦弱的父親始終低頭站在那裡，待到鬥完，他抬起頭來茫然四顧，在原地轉來轉去，一時竟找不到回家之路，我不敢上前扶他回去，怕給我們父女招來更多的屈辱，只能望著父親找到路往回走，身影從我眼中消失為止。」（童教英《在煉獄中升華──我的父親童書業》306頁）
當中央文革成員林傑被打成「五一六」抓起來後，其妻王乃英就在《紅旗》雜誌編輯部貼出大字報要求澄清事實，並表態說：「假如林傑同志有一條反黨中央、反毛主席、反對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罪狀，我一定堅決和他嚴格劃清界限，和大家一起積極批判他，把他打倒斗臭，讓他永世不得翻身。」（麥克法誇爾、瀋邁克著《毛澤東最後的革命》，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4月第一版237頁）然而這樣的表態並未使她免遭不幸，最後她在強大的「專政」壓力下仍然不得不承認自己是「現行反革命」。
家庭成員「劃清界限」的事例中，最可嘆的是董必武送子入獄。董必武當時身為國家副主席，在中共黨內屬於「元老」（連毛澤東也得尊稱他為董老）。但是，在1966年底中央明確宣布以高幹子女為主的首都紅衛兵「聯動」、「西糾」等是「反動組織」後，董必武也「奉命」（不知是誰的命令）被迫要求自己最寵愛的小兒子董良翮投案自首入獄。據董良翮回憶：「1966年12月中旬的一個夜晚，母親從廣州打來長途電話，說父親接到中央通知，要我去投案、自首，沒有人向父親解釋原因。他也沒有問為什麼。」董良翮去北京市公安局投案，連公安局的接待人員都莫名其妙，只好讓他先回去。直到1967年1月4日凌晨，北京市公安局才又打來電話叫他去投案。他就這樣稀裡糊塗地坐了第一次牢。以後他隨同那批坐牢的高幹子女們一起獲釋，他回憶說：「這批紅衛兵包括‘聯動’和‘西糾’兩批人。據說，我不屬於他們之列。」（周燕《聚焦董必武後人》，《中華兒女》2002年第2期42頁）在完全不知道有什麼罪名也「沒有人解釋原因」的情況下，只為一個「中央通知」，堂堂國家副主席就得與自己最寵愛的小兒子「劃清界限」，要求其自動投案入獄而不敢為其作任何辯解。這與周恩來親自批示將自己的胞弟周恩壽（周同宇）逮捕入獄相比，豈不是更加可悲也更加可笑嗎？因周恩壽當時畢竟還有個被江青要求追究的「反革命聚餐會」的莫須有罪名（參見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親人間的「揭發」
「劃清界限」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揭發。只有進行揭發，才能證明是真正的「劃清界限」。不過，親人間的這種被迫的「揭發」一般都是避重就輕的，言不由衷的（當年小報上發表的一些名人、中央領導人的子女所寫的揭發材料多半如此）。也有的揭發是言不及義無關痛痒的，特別是一些被迫寫揭發材料的小孩子，他們本身就不可能知道什麼值得揭發的問題，如艾曉明回憶她被迫寫的揭發父親的大字報，揭發的是「艾仁寬」（不稱「我爸」）在家對我們不耐心教育，打我們，軍閥作風，「我舉不出我爸反革命的事實，更甭說反黨反社會主義！」「說破天我爸頂多也就是反我媽、我和我弟，除了發脾氣打我們，我都挑不出他別的壞處。」 （艾曉明《血統──一個黑五類子女的文革記憶》33頁）
對重大原則問題的揭發就必須是對親人的政治問題有所瞭解並且「革命覺悟」較高，或所受壓力極大才行了，如前述劉少奇之女劉濤對劉少奇的揭發。更有甚者，據王力回憶：「陶鑄的親哥哥揭露陶鑄是叛徒，因此毛主席同意了打倒劉鄧陶的口號，而且定為敵我矛盾。」（《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262頁）這個揭發被認為是捅了陶鑄「致命一刀」。
另一個影響極為惡劣的揭發，是文革初期中共黑龍江省委第二書記、省長李範五被女兒揭發「亂倫」。在李範五被當作「走資派」揪出來後，為了將其搞臭，按慣例還得找到其「生活作風」方面的問題做文章。想要打倒李範五的省委領導幹部夥同造反派，三番五次找李範五的大女兒談話，並事先寫好了誣指李範五「亂倫」的材料讓她簽字，她不肯簽，最後給她指出兩條路：1、簽名揭發父親亂倫立即可以讓她參軍；2、不簽名就按「黑幫」子女下放農村勞改。在這種情況下，她違心簽了名。女兒的這個「揭發」在群眾批判大會上一經公布，自然引起群情激憤，那幅由記者李振盛拍攝的李範五被強行剃陰陽頭的歷史照片，就是在那時拍下來的。這件事使李範五及家人與他這個女兒的關係徹底破裂，李範五後來還立下遺囑，不認這個女兒，自己死後也不讓這個女兒來參加葬禮。此事在李家兩代（甚至可能三代）人的心中烙下的傷口，是很難癒合的。
不過，在「劃清界限」的大氣候中，也有一些「頑固不化」的人，特別是平民中缺乏「革命信仰」的人，他們往往按照「傳統觀念」和生活常識，拒絕跟風行事。寧願忍受痛苦和屈辱，也決不昧著良心與親人「劃清界限」。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朱東潤教授的妻子鄒蓮舫，就是這樣一個令人敬佩的女性。據當時與朱東潤一起作為「牛鬼蛇神」被監督勞動的章培恆回憶：「‘文革’一開始，朱先生就被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揪了出來，吃了不少苦。到第二年，校園裡忽然貼出了朱師母寫的一張大字報，為朱先生聲辯，要求‘解放’朱先生。這在當時是極為罕見的現象。被揪出來的人的家屬，覺悟高的，不但公開宣布劃清界限，甚至還寫很有份量的揭發材料；覺悟低的，也會承認對自己親人的審查、批鬥是對他（她）的挽救，很有必要。朱師母的這種做法，既使人詫異於她的天真，又令人敬佩她的勇烈。」（朱東潤《李方舟傳》，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2月版，章培恆《前言》3頁）但是，鄒蓮舫卻因丈夫朱東潤的所謂「問題」而在家屬區遭到反覆批鬥，後來被逼著每天帶病掃街，她不堪折磨，含恨自殺身亡。
親人間的敵視：從政治到感情
在家庭成員之間「劃清界限」，普遍是出於政治利益上的考慮，為了表示在政治上站穩了「革命立場」，或為了不受政治上的牽連影響，在嚴酷的時代氛圍中不得已而做出「站到黨和毛主席一邊」的表示。許多人在表面上「劃清界限」之後，感情上仍然與受到批判處分的親人保持著聯繫或暗中的關懷、思念。然而，在一個政治統帥一切的時代，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無不被政治所操控，政治因素很容易影響到家庭生活中的感情。政治態度、政治立場上的分野，一旦發展到情感方面，就會成為親人間真正的、無可挽回的決裂。當年像章含之與前夫洪君彥的分手這樣的事，實在是太多了。
作家周而復在文革中被打成「黑幫」後，其歌頌上海「三反五反」運動的「主旋律」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被打成「大毒草」，他的妻子便出於「站穩革命立場」的原因與他「劃清界限」，堅決要與他離婚。據周而復回憶，1973年8月，他終於獲得專案組准許，解除了長期的「隔離審查」、「監督勞動」，可以回家了。他回到了早已不是自己的「家」的家，原來五間一套的住房，已在他被押赴五七干校監督勞動後，被前妻主動退掉了三間。退房時，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不收，告訴她：高級幹部的問題未做結論前，待遇不變。勸她不要退，現在退房容易，將來再要房子就困難了。但「她認為已經‘完蛋’的人，還有什麼‘將來’呢？堅決退掉。」連公家給周而復配備的書桌、沙發、椅子等都一齊退掉。周而復回來後只得到舊貨店去另買一張書桌。「從‘五七’干校穿回來的衣服，既舊又髒，需要洗澡換身衣服。我打開衣箱一看：過去出國訪問做的西裝少了，問她那套灰色西裝怎麼沒有了？放在什麼地方？她說：‘我改了女式服裝，你這一輩子還想穿西裝嗎？別作夢了！’……在她眼裡，我注定完蛋了，一輩子完蛋了，徹底完蛋了，連穿西裝的資格也沒有了，還談其他什麼哩！」她甚至還對周而復在京期間的活動進行盯梢、監視，向有關方面匯報。（周而復《往事回首錄》，載《新文學史料》2001年4期129─134頁）如此的決絕，真是超出普通人的想像。
著名學者顧准的家庭悲劇更是時代的典型。顧准在文革前夕被第二次戴上「右派份子」帽子，妻子汪璧被迫與他商定協議離婚（雙方組織均未批准），妻子作出的這個決定主要是為了保護子女們不在政治上受到牽連影響。但是子女們卻真正從行動上和思想感情上與父親「斷絕關係」，實行「徹底決裂」。文革中，顧准經歷了奴役式的勞動改造和無休止的批鬥折磨，孤獨地承受著苦難。他的母親與三妹和妹夫住在一起，妹夫施義之（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堅決不准他與母親見面。他九十高齡的母親只能通過六子陳敏之悄悄表示對顧准（顧是她的五子）的關心。顧准的子女們則對他敵視到憎恨的程度（因他們已視父親為「階級敵人」，而他們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對敵人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1969年底，顧准要隨工作單位經濟研究所下放河南息縣，離京前他兩次提出書面申請要求見妻子一面，這時「組織上」才不得不向他通報了其妻已在1968年4月自殺的消息。他要求與在京的孩子們見見面，組織上同意了，但卻被孩子們拒絕了。1974年11月，顧准病重住院，自知來日無多，提出想見見孩子，顧准的六弟陳敏之給顧准在京的子女寫了言辭懇切的長信，並分別找他們談話，希望他們能去醫院看望父親，但孩子們仍然拒絕與父親見面。顧准希望他的幼子重之能回來照顧他，並藉此溝通感情和思想，而重之給六叔陳敏之的信中卻堅定地表示不會回來，說：「在對黨的事業的熱愛和對顧准的憎恨之間，是不可能存在什麼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黨跟毛主席走的，我是決不能跟著顧准走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採取了斷絕關係的措施。我至今認為是正確的，我絲毫也不認為是過分。」當顧准知道重之不會來時，他已經垂危的病情立刻惡化了。（陳敏之《顧准和他的兒女們》，丁東、陳敏之編《顧准尋思錄》，作家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390頁）
文革結束後，顧准的子女對當年的行為都追悔莫及。顧准的幼子重之寫道：「這個家已不復存在，但是這一切所留下的痛楚，將永遠刻在心上，今生今世也永不能平復了。」並表示他將「永遠懷著負疚和苛責自己的心情向上。」（同上，391頁）顧准的大女兒反思道：「為什麼我們和父親都有強烈的愛國心，都願意獻身於比個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標，卻長期視為殊途？……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所接受的和奉行的一套準則，為什麼容不進新鮮的、可能是更為科學的內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審查、更新，以避免今後對親人以至社會再做蠢事？」（陳敏之《顧准的最後十年》，顧准著，陳敏之、丁東編《顧准日記》，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383頁）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傳統家庭關係帶來的史無前例的破壞，只是十年社會大動亂中的一個小小的側面，但卻是一個很重要的側面，值得認真加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