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代的大陸近代史學者，大多喜歡引用張學良首次赴美之言：「我對我所做過的事負責，我從不後悔！」大陸學者由此認為，張學良顯然作了一件自己所肯定的事，終使國民政府停止剿共，全國一致對外抗日。這正附合大陸角度的民族英雄定位。
西安事變對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性，由毛澤東日後說了這麼一句話可以見得：「西安事變把我們從牢獄裡解放了出來。」周恩來在1956年北京紀念西安事變20週年座談會上，則以「千古功臣」來推崇張學良。然而，對臺灣朝野來說，評價顯然不同。胡適的見解頗有代表性，他曾說：沒有西安事變，共產黨早就被消滅了；西安事變之後，國民黨才有第二次容共的政策，乃至於以後中共在抗戰時期坐大到後來的佔領大陸。
兩岸之間對西安事變的見解及定位如此分歧，張學良自己呢？他如何看待西安事變？
從1937年起，張學良即被管束，八年抗戰期間則遷居十次，外人難以接近。抗戰勝利後，他於1946年11月被送到臺灣繼續管束；三年後大陸變色。
1954年，張學良見過蔣中正總統後，寫了《西安事變反醒錄》。這篇文章基本顯示張學良認為自己對共產黨認識不清，為求達成抗日心願，以致「立志報國，反而誤國， 想救民，反而害民」。這裡面表現的是對自己所作所為後悔莫及，並且對共產黨痛加指責。蔣中正次子蔣緯國將軍生前回憶了與張學良幾次喝酒的情形：「他酒醉了之後就抱著我痛哭說，老弟啊，我這老哥哥做錯了事啦！」那應是張學良真性情的表白。
基督教對張學良的影響很大。以後，他許多外顯的情緒都是以《聖經》做為表白。如果有人提到西安事變功過問題，張學良會引述保羅在《提摩太前書》的話「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來回應。這個經節，在1990年6月1日各界公開為他做90大壽時，他又引述一次，而且加強語氣：「我是一個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
此刻，兩蔣均已謝世。次年，他終於離開長居將近半世紀的臺灣赴美訪問，他的自由已經無人懷疑。不過，他一直未對長期的幽居有何怨言。至於蔣中正，他則始終尊崇。紐約時報於他抵達美國後，刊出一篇由該報駐北京特派員紀思道在臺北對他所做得專訪，專訪中張學良解釋他決定送蔣中正離開西安並接受懲罰時說：「那是叛亂，我不得不負起責任。」
(限於篇幅，本刊略刪節)原載 世界日報 99年5月 【博訊2001年10月15日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