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漢以來，朋黨政治史不絕書。如漢有「戚黨」、「宦黨」、「清流黨」，唐有「武黨」、「韋黨」、「牛黨」、「李黨」，明有「閹黨」、「東林黨」，清康熙初年有「鰲拜黨」、晚年有「太子黨」、「皇四子黨」、「皇八子黨」，清光緒戊戌年有「帝黨」、「後黨」。
史載：東漢宦官亂政，單超等「五侯宗族、賓客黨羽虐遍天下」，張讓等「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構陷明賢，專樹黨類」（《後漢書-宦官列傳》）；中唐后妃專政，武氏臨朝稱制、韋氏竊權酖夫，「有司選士，多是親黨」、「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資治通鑒》）；明朝王振、劉瑾等「閹黨」肆虐，大貪污犯劉瑾公然宣稱「滿朝公卿，多出我門」（《明史紀事本末》）；到了「九千九百歲爺爺」魏忠賢的時代，「閹黨」聲勢登峰造極，從中央六部到地方督扶皆由魏的走卒把持，朝廷官員依附於閹豎者不計其數，「列卿爭相獻媚」，為太監建生祠，將文盲與孔夫子並祀（《明史》）；清康熙初年，權臣鰲拜欺負年幼弱主，把持朝政、排斥異己，「相好者薦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文武各官，盡出伊門」（《康熙政要》）。
在專制帝制之下，上至皇親國戚，下至州撫縣令，為了能夠在官場上站穩腳跟，更為了「在政治上有所進步」，依靠單打獨鬥總是行不通的。所以，但凡為官者，總免不了要巴結權貴、阿附恩主，也總忍不住會提拔親信隨從、栽培門生故吏，以便上有靠山、下有跟班，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在險惡的專制環境中獲得更大的政治優勢。不僅嚴嵩、高俅、劉瑾、魏忠賢一類的「姦佞小人」在官場中結朋聚黨，就是飽學之士、名流賢達，也往往難以脫俗。漢之清流黨、明之東林黨，其黨人首領皆是當世公認的正人君子。甚至德高望重的宰執大臣如張居正、王安石，也有過私交內侍太監、任用親隨小人的不良記錄。即便是千古流芳的唐太宗李世民，在稱帝之前也做過收買眼線、拉攏后妃、安插黨羽、蓄養死士的陰險勾當。可見，朋黨政治與專制政權不可分離，二者相伴而生、相輔相成，乃是根在制度，事出必然，無可避免。
朋黨政治多黨政治相去萬里
朋黨政治的興盛，根源並不在於朝中有黨、黨中有派，而在於權大法小、權力失範、「立黨為私」。其要害之處，首先在於人事權力、「幹部制度」的幫派化、朋黨化--即選拔任用官職的機制脫出了選賢任能的顯規則，而以血緣、婚姻、私交、故舊、鄉黨、同門之私下交易為潛規則。要而言之，所謂「朋黨」，無非是以官位的私相授受而拉幫結派，扶植親信、任用心腹、網羅黨羽、互相提攜、朋比為姦、結黨擅權、上下呼應、黨與攀援、彼此庇護、沆瀣一氣之謂也。
朋黨政治與多黨政治只一字之差，但二者相去萬里。前者是專制政治之贅疣，後者是民主憲政之特產。唯有後者，才是前者的對症剋星。二者主要的差別有三：其一，朋黨專以血緣、裙帶、私人關係網為相互勾結的紐帶，而民主政黨則以理念、綱領、政策之差異為相互區別的前提；其二，朋黨政治多為私下串聯、黑箱操作、暗盤交易，?面底下的功夫遠比?面之上的為深，而民主政黨則是光天化日之下的自由結社、公開運作；其三，朋黨政治是「立黨為私」，專以黨同伐異、一黨獨大、竊國弄權為目標，而多黨政治則以遵憲守法、服從民意為依歸。
中共政體下的朋黨政治
中共建政以來，已隨帝制俱亡的朋黨政治又沉渣泛起、死灰復燃。毛澤東時代屢有所謂「宗派主義」、「獨立王國」、「反黨集團」，除去那些子虛烏有的蓄意栽贓之外，其餘者，也不無陰結朋黨之嫌。到文革時期，中共的朋黨政治蔚為大觀，終於氾濫成災、一發而不可收。此為變形帝制下朋黨復辟的第一個大高潮。
文革驟起時，中共「黨天下」的權力結構便急劇家族化、朋黨化。毛林二家竊據大權、通家富貴。不但江青、葉群的地位迅速竄升（事實上，文革期間江青一度權傾朝野，她的實權不亞於林彪、周恩來而居「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就連毛家的黃毛丫頭肖力（毛女李訥的別名）、毛頭小夥子毛遠新、林家公子林立果等「太子」「公主」也官居省軍級，甚至成了「革命群眾」狂熱崇拜的對象。一些缺乏廉恥的黨國功臣不惜自矮身段，對毛林的家人走卒巴結投靠、競相尾隨。以「文革小組」和「軍委辦事組」這兩個非正式權力機構為依托，毛林家族各自網羅親信、廣佈黨羽，結成了兩個先是盟友、後成仇敵的大型朋黨集團。幸運的是，兩派朋黨惡勢力均尚未鞏固，就因雙方為權惡鬥，導致兩敗俱傷。
到了文革後期，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老幹部」重返政壇。這些文革受害者們同樣也是朋比陰附、相與為黨，他們一面對時日無多的毛氏家族虛與委蛇，一面暗中糾結伺機翻案奪權。這一「老幹部」幫派，即為一九八○年代「八老政治」之濫觴。在毛去世之後，中共的朋黨政治也並無一日消停：前有所謂「凡是派」與「實踐派」、「保守派」與「改革派」之互相頡抗，今有所謂「上海幫」、「太子黨」、「團派」之權力分贓。
以上林林總總的中共幫派體系，雖曾有局部權力制衡之政治功能，卻與歐美多黨競爭、日本派閥政治的制衡機制大不相同。一言以蔽之，拉幫結派乃專制政治之弄權伎倆，終究是姦佞小人謀權奪位之道，而非良法善政長治久安之途。
中共人事體制高度朋黨化
十七大前後，以「太子黨」和「團派」的全面掌權為標誌，中共的朋黨政治又達到了一輪新的高潮。所謂「太子黨」，指的是一群與「元老」、「高幹」有血緣或姻親關係的前朝權貴子弟、本朝現職高官。在中共官場上，這群人以「革命血統」為其主要的政治資本，近水樓臺先得月，憑種群優勢起家，依父輩關係結黨，靠相互提攜陞官。而所謂「團派」，指的則是一群曾經在共青團系統任職，與「當今天子」有座主門生之情、上下隸屬之誼的高階官員（仿如當年蔣委座手下之「黃埔系」）。「團派」之間大致相同的官場歷練、或深或淺的同門交情、惺惺相惜的宦海攀附，使他們獲得入主中樞、拱衛「團派共主」的優先資格，並依此脈絡而相互拔擢、相互聚結。
中共素有「立黨為私」的傳統，夫榮妻貴、子弟弄權、秘書得寵、故舊優先之類的醜事，在中共官場不足為奇。當今所謂「太子黨」與「團派」，本來也算不上是什麼新生事物。然而，當今「太子黨」與「團派」的崛起與坐大，其社會背景、政治意義卻已經非同往昔，我們不容小視。
從中共十七大我們看到，「太子黨」與「團派」二夫當關，幾乎完全壟斷了下級官員進入中共高層的所有機會，「凡所晉級，悉為朋黨」。站在中共的立場，這當然是一件蠢事。眾所周知，「團派」精於「務虛」，盛產華而不實之徒，其權威只能建在沙基上；「太子黨」素來驕狂，不乏紈絝不肖之輩，且群龍無首、各懷鬼胎，又幾乎人人都是惹事生非的高手，當朝胡溫們恐難以約束。這兩哨人馬居然合夥堵塞了八千萬基層黨員的正常陞官路，成為碩果僅存的「高幹搖籃」與「常委基地」，這說明，中共的人事體制已高度朋黨化。面對朋黨勢力，中共陷入了維持主義、綏靖主義的僵局。這也說明，中共的人事體制已徹底淪為維護和瓜分既得利益的工具，它已喪失掉吸納黨員精英、更換新鮮血液的再生能力。
朋黨坐大 勢不能禁
胡錦濤不是毛鄧，他並沒有運用和制約大型朋黨的能力：既沒有拉一派、打一派的權謀手腕，也沒有樹一黨、滅一黨的至上威權。昔日，毛鄧之於朋黨，是可用則用，無用則棄；凌駕其上，而不受制其下；游刃有餘，而不羈糜其中。當今的情形卻遠遠不是這樣：一方面，胡之依賴於「團派」，顯然超過了「團派」之依賴於胡 --若不任用「團派」，「天子」帳下哪裡還有可靠、可信的可用之人，豈不真就成了孤家寡人？另一方面，胡之畏懼於「太子黨」，顯然超過了「太子黨」之畏懼於胡--若「太子」聯合逞威、權貴集體發難，豈是「當今聖上」能夠擺得平、鎮得住的？看來，除了綏靖朋黨、維持僵局，任由「太子黨」與「團派」瓜分席位，中共高層並沒有其他的人事選擇。以此觀之，「太子黨」與「團派」坐大，豈非末世之徵兆？
民主是個好東西，朋黨是個壞東西。朋黨之害，史有明鑒。清康熙帝曾嚴令門生故吏不得在恩主轄下任職--以防出現今日「團派」之類的壞東西。清嘉慶帝曾規定高官「子弟不准在軍機章京上行走」--以防出現今日「太子黨」之類的壞東西。中共難道不知：朋黨坐大，勢不能禁，到了尾大不掉、請神容易送神難的那一天，他們的「江山社稷」，還能有好日子過嗎？
（《爭鳴》雜誌2008年1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