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4-01 10:34:19作者：
中國辛亥革命領袖、首個地域性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華興會的領導人黃興（黃克強 見圖）在民國歷史上與孫中山齊名，威望甚高。在清朝被推翻後，同盟會曾推薦黃興為臨時大總統，但黃興堅決不肯出任，而是力挺孫中山，甘心作為歷史的「配角」。
華興會以及黃興的歷史功績
中國的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1894年孫中山建立興中會為起點，其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首先從國外開始，然後再向國內滲透發展。而開「中國內地革命之先聲」的則是長沙華興會。
華興會的領導人就是黃興。1903年 l1月4日，黃興以慶賀三十大壽為名，邀約劉揆一（長沙府湘潭人，早年就讀長沙岳麓書院）、陳天華、章士釗等共12人在長沙保甲局巷彭淵恂家集會，商議籌設革命團體等事項。會上決定成立華興會，對外稱「華興公司」，以「興辦礦業」為名，入會者均稱人股，「股票」即會員證，並以「同心撲滿、當面算清」為口號，隱含「扑滅滿清」之意。
1904年2月15日（癸卯年除夕），華興會借除夕聚宴之機，在龍璋的西園寓所正式舉行成立大會。到會者除發起的12人外，尚有省內外百餘人。會上，黃興被推為會長，宋教仁、劉揆一為副會長，確定了「雄踞一省，與各省紛起」的戰略方針，以「驅逐韃虜，復興中華」為號召。
會後，華興會建立了相當龐大但不夠嚴密的組織系統。它的總機關為「華興公司」，設在長沙南 門外。在長沙小吳門正街設立東文補習所，名為教授日文，實為華興會活動機關；又在東街設立作民譯社，「以講求實學，翻譯新書為宗旨」，作為華興會的宣傳和聯絡機關。此外，在醴陵設立祿江學堂，劉揆一任監督，負責調度各路發難事宜。許多會員分赴其它各府、縣開展活動，華興會成為湖南革命運動的中心。在省外，又設「上海愛國協會」、「華興會湖北支部」，使得華興會活動遠遠超出一省範圍。
華興會成立後不久，會員即發展到五六百人，絕大多數是從日本留學歸來或在國內學堂肄業的進步知識份子。他們構成了華興會的領導層。為了擴大革命勢力，黃興等還爭取了湖南哥老會首領馬福益（醴陵縣人）的合作，另設聯絡會黨的外圍機關同仇會，統領了近十萬秘密會黨，構成了華興會的基本隊伍。
1904年初春，黃興與劉揆一步行來湘潭茶園鋪礦山的一個岩洞中，會晤馬福益，共同商訂了長沙起義計畫，決定於當年 l1月16日慈禧太后七十大壽、湖南文武官員齊集省城萬壽宮五皇殿行禮慶貿時發難。但華興會起事的風聲早為官方所察覺。當會黨成員劉佐楫（曾任馬福益文案）將普跡市開會的情況密告王先謙後，當局便開始了對華興會的偵緝和搜捕。
10月24日，湘撫下令逮捕黃興，軍警即刻包圍了黃興的住宅。其時，黃興外出未歸，警察急忙趕往東文講習所。但黃興已得知消息，急忙從後門逃逸，匿居在開明紳士龍維瑞家西園密室之中，於11月初易裝潛往上海，旋與大批華興會成員東渡日本。
1905年，黃興和孫中山合作，創建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同盟會。從1907年4月到1909年，同盟會內部出現了兩次「倒孫風潮」，讓孫中山頗為尷尬，但黃興卻為孫中山辯解，堅決維護他的領導地位。
退讓臨時大總統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清朝政府很快就在槍炮聲中崩潰。1911年12月29日，孫中山以16票的絕對多數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成立；3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28日，各省代表會議改組為臨時參議院，成為臨時政府的最高立法機關。
在這一系列為人所熟知的歷史中，卻隱藏著一段關於黃興「讓賢」的故事。據黃興的原配夫人廖淡如女士在上個世紀50年代的回憶：「辛亥革命成功時，同盟會同志要推舉黃克強（即黃興）先生為臨時大總統。黃堅辭，乃推孫中山先生為臨時大總統。」
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第一屆國會議員陳叔通在他的《百梅書屋詩存》中所記載：「臨時大總統初議定為黃興，一日，黃興出示孫文自美國來電，雲即歸國，黃興讓之。」始知廖公非妄言也。
又據《胡漢民自傳》之中記述：「時章炳麟（維新運動的參與者、學者）、宋教仁（同盟會元老）已先在滬。章嘗倡言，若舉總統，以功則黃興，以才則宋教仁，以德則汪精衛，終以黨人故，克強（黃興）不敢奪首領之地位。」
王有蘭在《辛亥建國回憶》則云：「宋教仁內挾克強為重，外亦與趙、張、湯化龍、熊希齡相結納」，擬推舉黃興為大總統，自己為總理，孫中山則「有當仁不讓，舍我其誰之概。」胡漢民、王有蘭的記述，較真實地反映了當時黃興在同盟會中的威望與辛亥革命諸領袖之精神狀態。朱德裳云：「十年革命，三月成功，雖以總統讓人，威望實出其上」（《三十年聞見錄》）可謂一語破的。
據李書城在《辛亥前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中回憶，黃興當時的心態並不複雜。書中記載：在1911年12月底，黃興本擬早日赴南京，就任副元帥，代行大元帥職務，組織臨時政府，「但在預定起程赴南京的先一天晚上，黃先生忽向我說，他明天不去南京了，我問何故不去，黃先生說：‘頃接孫中山先生來電，他已起程回國，不久可到上海。孫先生是同盟會的總理，他未回國時，我可代表同盟會；現在他已在回國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滬，搶先一步到南京就職，將使他感到不快，並使黨內同志發生猜疑。太平天國起初節節勝利，發展很快，但因幾個領袖互爭權利，終致失敗。我們要引以為鑒戒……’我聽了黃先生的這番話，感到他的人格偉大。」
事實上，黃興「功成身退」有較堅實的思想基礎。1911年武昌起義後不久，黃興在給汪精衛的復電中說：「難可自我發，功不必自我成。」翌年4月，致段祺瑞電又謂：「事完之後，解甲歸農，已將此意屢次表明。」可見，黃興力挺孫中山的決心。
華興會以及黃興的歷史功績
中國的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1894年孫中山建立興中會為起點，其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首先從國外開始，然後再向國內滲透發展。而開「中國內地革命之先聲」的則是長沙華興會。
華興會的領導人就是黃興。1903年 l1月4日，黃興以慶賀三十大壽為名，邀約劉揆一（長沙府湘潭人，早年就讀長沙岳麓書院）、陳天華、章士釗等共12人在長沙保甲局巷彭淵恂家集會，商議籌設革命團體等事項。會上決定成立華興會，對外稱「華興公司」，以「興辦礦業」為名，入會者均稱人股，「股票」即會員證，並以「同心撲滿、當面算清」為口號，隱含「扑滅滿清」之意。
1904年2月15日（癸卯年除夕），華興會借除夕聚宴之機，在龍璋的西園寓所正式舉行成立大會。到會者除發起的12人外，尚有省內外百餘人。會上，黃興被推為會長，宋教仁、劉揆一為副會長，確定了「雄踞一省，與各省紛起」的戰略方針，以「驅逐韃虜，復興中華」為號召。
會後，華興會建立了相當龐大但不夠嚴密的組織系統。它的總機關為「華興公司」，設在長沙南 門外。在長沙小吳門正街設立東文補習所，名為教授日文，實為華興會活動機關；又在東街設立作民譯社，「以講求實學，翻譯新書為宗旨」，作為華興會的宣傳和聯絡機關。此外，在醴陵設立祿江學堂，劉揆一任監督，負責調度各路發難事宜。許多會員分赴其它各府、縣開展活動，華興會成為湖南革命運動的中心。在省外，又設「上海愛國協會」、「華興會湖北支部」，使得華興會活動遠遠超出一省範圍。
華興會成立後不久，會員即發展到五六百人，絕大多數是從日本留學歸來或在國內學堂肄業的進步知識份子。他們構成了華興會的領導層。為了擴大革命勢力，黃興等還爭取了湖南哥老會首領馬福益（醴陵縣人）的合作，另設聯絡會黨的外圍機關同仇會，統領了近十萬秘密會黨，構成了華興會的基本隊伍。
1904年初春，黃興與劉揆一步行來湘潭茶園鋪礦山的一個岩洞中，會晤馬福益，共同商訂了長沙起義計畫，決定於當年 l1月16日慈禧太后七十大壽、湖南文武官員齊集省城萬壽宮五皇殿行禮慶貿時發難。但華興會起事的風聲早為官方所察覺。當會黨成員劉佐楫（曾任馬福益文案）將普跡市開會的情況密告王先謙後，當局便開始了對華興會的偵緝和搜捕。
10月24日，湘撫下令逮捕黃興，軍警即刻包圍了黃興的住宅。其時，黃興外出未歸，警察急忙趕往東文講習所。但黃興已得知消息，急忙從後門逃逸，匿居在開明紳士龍維瑞家西園密室之中，於11月初易裝潛往上海，旋與大批華興會成員東渡日本。
1905年，黃興和孫中山合作，創建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同盟會。從1907年4月到1909年，同盟會內部出現了兩次「倒孫風潮」，讓孫中山頗為尷尬，但黃興卻為孫中山辯解，堅決維護他的領導地位。
退讓臨時大總統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清朝政府很快就在槍炮聲中崩潰。1911年12月29日，孫中山以16票的絕對多數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成立；3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28日，各省代表會議改組為臨時參議院，成為臨時政府的最高立法機關。
在這一系列為人所熟知的歷史中，卻隱藏著一段關於黃興「讓賢」的故事。據黃興的原配夫人廖淡如女士在上個世紀50年代的回憶：「辛亥革命成功時，同盟會同志要推舉黃克強（即黃興）先生為臨時大總統。黃堅辭，乃推孫中山先生為臨時大總統。」
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第一屆國會議員陳叔通在他的《百梅書屋詩存》中所記載：「臨時大總統初議定為黃興，一日，黃興出示孫文自美國來電，雲即歸國，黃興讓之。」始知廖公非妄言也。
又據《胡漢民自傳》之中記述：「時章炳麟（維新運動的參與者、學者）、宋教仁（同盟會元老）已先在滬。章嘗倡言，若舉總統，以功則黃興，以才則宋教仁，以德則汪精衛，終以黨人故，克強（黃興）不敢奪首領之地位。」
王有蘭在《辛亥建國回憶》則云：「宋教仁內挾克強為重，外亦與趙、張、湯化龍、熊希齡相結納」，擬推舉黃興為大總統，自己為總理，孫中山則「有當仁不讓，舍我其誰之概。」胡漢民、王有蘭的記述，較真實地反映了當時黃興在同盟會中的威望與辛亥革命諸領袖之精神狀態。朱德裳云：「十年革命，三月成功，雖以總統讓人，威望實出其上」（《三十年聞見錄》）可謂一語破的。
據李書城在《辛亥前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中回憶，黃興當時的心態並不複雜。書中記載：在1911年12月底，黃興本擬早日赴南京，就任副元帥，代行大元帥職務，組織臨時政府，「但在預定起程赴南京的先一天晚上，黃先生忽向我說，他明天不去南京了，我問何故不去，黃先生說：‘頃接孫中山先生來電，他已起程回國，不久可到上海。孫先生是同盟會的總理，他未回國時，我可代表同盟會；現在他已在回國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滬，搶先一步到南京就職，將使他感到不快，並使黨內同志發生猜疑。太平天國起初節節勝利，發展很快，但因幾個領袖互爭權利，終致失敗。我們要引以為鑒戒……’我聽了黃先生的這番話，感到他的人格偉大。」
事實上，黃興「功成身退」有較堅實的思想基礎。1911年武昌起義後不久，黃興在給汪精衛的復電中說：「難可自我發，功不必自我成。」翌年4月，致段祺瑞電又謂：「事完之後，解甲歸農，已將此意屢次表明。」可見，黃興力挺孫中山的決心。
